9年前我著手研究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之時，感到缺少一塊拼圖，即中國媒體人對政府控制媒體的經驗自述。我當年雖然存有6本工作筆記，但一則本人是著述者，不能強調個人經驗；二則我所供職的媒體並沒有全國影響，因而這一塊就只好留白了。但我心存希冀：中國有成千上萬個媒體人，說不定會有某位有心人為歷史留下一套詳細的工作筆記。
艾未未2010年12月2日對16位媒體人的採訪，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陷。他採訪的媒體人均供職於現階段有全國影響的媒體，其中既有南方系列，也有在屬於「外宣刊物」的《鳳凰週刊》，還有新興媒體網際網路的總編。作為採訪者的艾未未能夠針對不同的訪談對象機智地設問與追問，將媒體、媒體人在中國這一特殊政治環境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大都涉及到了，算是為這段時期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留下了一份媒體人的職業體驗文本。如果說中宣部與新聞出版總署頒布的各種法規性文件算是控制的骨架，這些訪談則有如血肉，讓人看到了許多控制的細節。
首先，這篇訪談觸及到中國政府－媒體－民眾這三者之間的真實關係。早在十多年前，中國媒體人就知道媒體在西方社會被稱為「第四權力」，中國的利益受損群體也早就學會向媒體求助。但面對國家權力無處不在的控制，媒體人確實產生一種深刻的職業無力感：「因為你感覺到一個無形傘，它控制了你，你沒有辦法」 （喻塵）。這一「無形的傘」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指的當然是政府無所不在的控制，這種控制讓媒體人每天都在考慮如何自律，如何確定新聞的安全邊界，如何能夠既不辱沒媒體人的職業道德又能夠保媒體平安──我當年在媒體工作時面對宣傳部門的經常性指責曾感嘆：在中國媒體工作，犯錯誤是絕對的，不犯錯是偶然的。沒在媒體工作過，或者在媒體工作卻從不觸碰敏感話題的人，根本無法體會這種走鋼絲的感覺。
在這種控制下，媒體人即使想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報導利益受損者面臨的剝奪與不公，以影響政府決策，也經常有心無力： 「作為新聞媒體來講他就是飛蛾扑火的感覺，前面一片汪洋大火你飛進去之後，就可能一點作用都起不到，增加你職業的挫敗感。」（符偉）
其次，這篇訪談展示了媒體人如何在政府控制的縫隙中打插邊球。由於新聞事件發生的不可預知性與網路傳播的快捷及廣泛性，政府控制媒體注定無法像毛時代那樣滴水不漏，「從新聞報導這方面來說，被限制住的題材越來越少了，報導出來的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是不可控制了，……當局控制新聞的手法可以說更專業，更嚴厲，並且更有效，但是他們的主觀和客觀是背離的。他們總體上是沒有一攬子的計畫和方案。」（程益中）這種狀況給了媒體人一定空間，比如打時間差，在上級禁令沒下達之前趕緊報導；或者從另一個角度另闢蹊徑，「合法越界」（楊磊）。在艾未未VS陳曉瑩的訪談中，兩人對2010年上海大火採訪的細節，能讓讀者體會到中國先進媒體人的含辛茹苦及見縫就鑽的精神。面對無處不在的「上級」的多頭管理，媒體人還得學會如何與「上級」打交道。當上級來郵件通知說某報導「不可以」時，「我們現在問為什麼不可以，這也是一個不停地交涉的過程。」（楊磊）
艾未未對《新京報》社長戴自更的採訪，凸現了在中國做一家負責任的媒體之艱難。「感受就是做新聞不容易吧，在中國，挺累。就是把握那個平衡挺辛苦。」這「平衡」就是在當局容忍的底線與媒體的責任底線（即戴說的「知識份子的骨氣」）之間尋找一個「點」，既能讓媒體不墮落成「喉舌」，又能讓媒體存活下去。戴自更對瑣事一點一滴的敘述，以及他經常感受到的壓力，幾乎是每家有責任的媒體負責人的日常生活。（《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曾苦澀地自嘲：「寫檢討是南周負責人的基本功」。）
第三，從艾未未對這群媒體人的採訪中，我看到了值得高興的現象：在媒體從業者當中，一個價值共同體正在形成。這個共同體的底線是要講「常識」，對民主、自由等價值觀有正確理解。雖然這個共同體還只存在於全國少數媒體及幾家網站當中，但我相信這個共同體有如火種，將不斷燃燒並照亮中國的媒體行業。若干年前我曾說過，中國以《南方週末》為主體的南方報業猶如中國媒體業的黃埔軍校，它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有職業精神的真正媒體人，這些人現已逐漸成為媒體行業的骨幹，對推動中國新聞自由化具有重大影響。
目前中國媒體業的現狀是：一切都已成形，一切都未穩定；生中死，死中生；生無窮盡，死無止境。艾未未這組訪談展現的正是中國媒體人在嚴厲控制下的困惑與韌勁，它補足了我一直在尋找的一塊拼圖，這塊拼圖對研究極權國家的媒體控制非常重要。
（艾未未在北京舉行的「八小時論壇」上與16位媒體工作者的對話內容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