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突尼西亞革命將本阿里這位已踏上流亡之途的威權型政治人物帶入了世界公共視野。讀其一生行狀，不由得想起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一首詩，原為七律，現錄其中廣為傳誦的兩聯：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這首詩蘊含的政治哲理，就是強調時間坐標對評價政治人物的重要性：周代賢相周公如果不幸在流言四起之時死亡，肯定會被當作一個篡位者載入史冊；西漢王莽如果在篡位之前去世，必將留下千載賢名。同理，本•阿里如果在2007年前死亡，或將權力通過選舉和平轉移給另一位政治家，其結局不僅不會像今天這樣落得個被國民拋棄、舉家流亡的下場，還會有不錯的歷史評價。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截至2007年，本•阿里統治突尼西亞所採取的經濟政治舉措，與蔣經國統治臺灣時期相似，其政聲無論在國際社會還是本國，都與今天有天壤之別。
蔣經國在輔佐其父擔任行政院長時，面對來自海峽對岸、國際局勢和臺灣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已清醒意識到，只有持續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才能繼續維持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1978-1988年是蔣經國主政時期，經濟上，臺灣成功「起飛」，人均GDP超過6000美元，得以躋身「亞洲四小龍」。政治上，蔣經國竭力推進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在1980年代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1985年，蔣經國在任第二屆總統時表示，中華民國下屆總統不會再由蔣家人擔任。1987年7月15日，《國家安全法》開始施行，同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在臺灣實施了38年的戒嚴。隨後又解除實施了30多年的黨禁和報禁。蔣經國先生有一句廣被傳誦的名言：「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由於其親民作風，深受臺灣民眾的好評。
從政治經濟狀況來看，本•阿里自1987年以「改變（Change）」為口號登臺執政之後，其治理下的突尼西亞與蔣經國時期的臺灣相似：政治上實行威權統治，同時希望通過經濟高速增長來構筑政治合法性（稱為「麵包契約」）。
經濟上，本•阿里採取積極的對外開放姿態，以各種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每年GDP增長保持在5%左右。2007年達沃斯論壇曾把突尼西亞評為經濟上最具競爭力的非洲國家，領先於南非。目前，突尼西亞的人均收入大約有4000美元。2007年慶祝本•阿里執政20週年時，中產階級收入階層人口已佔全國人口的85%。
政治上，本•阿里的開放姿態不輸於蔣經國。他推行公共和個人自由、新聞及言論自由，致力於通過和解對話建立一個政治穩定、社會和諧，尊重人權原則，體現自由、平等和公正價值的法制國家。例如，本•阿里宣布廢除多項對新聞出版的管製法令，允許私人經營報刊與電視臺； 1994年本•阿里首次允許反對黨參加立法選舉，此後逐步允許合法反對黨參加立法、市鎮和總統選舉，政府甚至為反對黨的正常活動提供資助。他還支持工人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允許工人罷工。
與蔣經國不同的是，蔣在第二任總統行將屆滿之前去世，此後蔣氏家族確實也未再介入臺灣政治。本•阿里在1987年將突尼西亞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後來宣布自己為「終身總統」的布爾吉巴趕下臺後，曾宣稱突尼西亞再也不需要「終身總統」，但此後本•阿里所在的憲政民主聯盟成為永久性的執政黨，本•阿里為使自己成為該國永久的執政者，不斷根據自身需要修改憲法，先是取消總統連任次數不超過兩次的限制，繼而將總統候選人的年齡上限增至75歲，這些當然都是迷戀權力的本•阿里為自己量身定做的規定。有了這些規定，本•阿里在總統寶座上一坐就是23年。在權力的庇護下，其家族利用特權獲得許多壟斷利益，導致民怨沸騰。但在倒臺之前的半年，本•阿里並沒意識到危機正在迫近，仍然堅信自己是突尼西亞的「特別保護者」。
歷史就是如此捉弄人，生死大限使得蔣經國先生名垂青史，迄今為止，在對以往幾位臺灣領導人的民調中，他仍是最受臺灣民眾肯定的一位。而本•阿里卻從此只能告別往昔的榮耀，流亡異國，埋骨他鄉。
本•阿里的威權統治一直被中共政府引為同道。2007年，新華社曾發表一篇「突尼西亞：穩定繁榮發展20年」的文章，該文名義上是慶祝本•阿里執政 20週年的偉大業績，但從讚譽的語言及角度，完全可以看作中共是在借讚揚本阿里以顯示「吾道不孤」，這個「道」，就是以經濟發展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今天，昔日同道政權傾覆，舉家倉皇出逃，不知中共可從中領悟到什麼經驗教訓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