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蔣介石決以對日「和戰並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誠然，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因中華民國政府軍、即國民黨軍隊在全國戰場上的浴血苦戰，乃使所有曾經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或「不積極抵抗」的誣蔑不實之詞，立即煙消雲散。但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前，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受到「不抗日或不抵抗」的指責，如前所說，提出指責者，一是企圖借抗日之名而叛亂和叛國者，二是對政府的「和戰並用」決策不甚了了者，三是一些為中共所著意串連和煽動起來的所謂民主派及年輕學生。09
但就歷史的事實而論，是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決以「和戰並用」的決策，非但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其理由是：
一、北伐告成後的中華民國，誠處於「外求和平、內求統一」，以圖鞏固與發展的歷史階段。是故，為了和平，就必須盡一切力量制止戰爭。而要制止戰爭，就不能不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下，採取請「國聯」出面斡旋和派代表與日本談判這樣一些和平手段。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史家已經指出，蘆溝橋事變之後，胡適之先生就曾對決心要付以死戰的蔣介石先生建言說「外交路線不可斷。」10 顯然，這既不是妥協和投降，更不是不抗日和不抵抗，而是為盡一切力量以制止侵略戰爭的爆發，和盡一切力量以贏得反侵略戰爭勝利之雙重目標所致。是歷史上和國際上所慣用不膩的手段。
二、如蔣所言 —— 「我們是弱國，要對自己的國家有忠實的估計。」因此，一方面應該是「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另一方面又應該將「任何解決均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作為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11 因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2 這就說明「和戰並用」非但不是唯求和而不戰，而是和為手段，戰為根本。恰是因時、因勢而既要避免戰爭，又要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決心付予一戰的正確國策。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已明確指出：「此次事件，固希望和平解決，但若不得已而需以武力自衛，就可以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為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我們國民的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的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13
三、「九一八」以後，蔣介石曾明確表示要「暫不抵抗」，一是為了「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14 二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即「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目的是為了「準備好了再干」。15 欲如是，無非因為一是國弱，二是國亂，三是「惟冀除我民族之根本大患」的「赤禍」、即「俄禍」。四是要為抗戰盡量地做好思想、物質、軍力等各個方面的充分準備，五是要盡量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表，以使得我國抗戰能夠與國際戰爭「接軌」，即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從而贏得國際間的支持和援助。此其一。
其二、正因為「和戰並用」的決策，是出於蔣介石對日本和對本國均有忠實估計的結果，所謂知己知彼，因而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他才該打即打，該和即和。和為手段，打則為根本，「應戰而非求戰」，並且忍辱負重，甘唱白臉，以「國人要打、政府要和」之雙向策略，來對付日本，訴諸國際。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蔣介石就曾將分別駐紮在京滬和京杭線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合編為第五軍，命張治中率領赴滬協同十九路軍作戰，卻又將抗戰的榮譽盡付十九路軍。八九年後中國大陸的史家曾對此詳細地敘述道：二月十八日，他（指蔣）曾致電勉勵第五軍說：「抗日為整個民族存亡所關，決非個人或某一部隊榮譽問題，決無彼此榮辱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所畏忌，亦必為反動派所誣蔑。苟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作戰，更是足以表現我革命軍戰鬥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於榮辱乎何為？」雖然當時一般輿論震於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只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只送十九路軍各部。然而，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亦因此而致電張治中曰：「在前線必須讓功於十九路軍，只期殲敵，切勿有所競爭，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忍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譭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16 其意無非是為了向外界標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華民國的國民誠不可欺。如大陸史家借《陳佈雷日記》所言：「蔣如此精誠，真堪泣鬼神而動天地者。」17
其三、一九三三年春長城抗戰爆發時，據中國大陸史家稱：蔣介石從抗戰總戰略出發，為堵敵西進，曾於是年元月十日、二月六日、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四次致電張學良，一方面具體部署集中熱河，固守陵源、平泉、赤鋒三點之長城抗戰方略，一方面一再勉勵張說：「時至今日，吾等軍人為國家民族爭人格，為公理正義盡責任，唯有犧牲一切，以報黨、國。」。在張學良守土無能、引咎辭職以後，蔣介石又親自北上石家莊、保定和北平，部署和鼓勵作戰，命宋哲元部的馮治安師和徐廷瑤部的關麟征等三個師死守古北口，激戰兩個多月，遂創長城抗戰之最為可歌可泣的業績。18 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在親自視察蘆溝橋防禦工事時，曾攜一工兵營長，親自匍匐爬行千餘米至我方河邊堤下考查地形，然後指示在永定河我方略高之河岸下構筑反斜面陣地，以將槍炮口對準己方。後來，當事變發生，日軍橫跨蘆溝橋對我作正面攻擊時，立即受到我反斜面陣地的巨大火力阻擊，果使敵攻擊受挫。
四、「和戰並用」的決策之所以正確，還因為這一決策在事實上贏得了全民抗戰的準備：一是於國難當頭之下贏得了制止內亂的時間，使中華民國政府軍對中共江西蘇區的圍剿獲得基本成功。二是次第平息並團結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我國東北之後，曾打著抗日旗號以繼續稱叛的某些新舊地方軍事勢力，如迫使陳濟棠下野和團結李宗仁等抗戰。19 三是召開國民黨「五大」，從而造成全黨團結起來積極準備抗戰的局面，從而維繫了國家統一之根本。四是利用這個決策所贏得的時間，積極地在軍事、物質與國民精神上準備抗戰。這具體表現在：
其一、積極培訓軍隊，購置武器裝備，於全面抗戰爆發前，已購買一萬金馬克的武器裝備和兵工設備，裝備成四十個師的兵力。20
其二、據大陸史家稱：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已將全國戰場分為五個方面。一是正面，包括山東區、河南區與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陣地，包括山西區、綏遠區。三是東正面，包括江蘇區、浙江區。四是南海區，包括福建區、廣東區。五是警備區，包括陝甘寧青區，湘鄂贛皖區、廣西區、滇黔區和川康區。然後在鄭州、開封、徐州、海州和京滬一帶設置防禦工事。其中，在江浙區的五個防區、十六個陣地上，計畫建造二六零六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二二六四個。在山東區、魯東陣地計畫建成三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初均已建成。在河南區的豫北分區九個陣地計畫建造一三五三個工事，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已建成一二七三個。其它三個區均有建設工事的計畫。同時，蔣介石還將南京一線、上海一線與杭州一線的工事構筑任務，分由谷正倫、張治中和張發奎負責，前後投入一百多萬圓，並由駐軍八十七、八十八師擔任構筑任務，至一九三七年春全部完成。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速，連日本侵略者也嘆為觀止。21
其三、修好西南地方勢力，使雲、貴、川等半獨立省份能夠出於避免赤患、繁榮西南之考慮，同意在彼建立全國抗戰根據地，為堅持全面抗戰和持久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至為重要的地域基礎。一九三四年中共殘餘流竄西南時，中央軍曾有應邀進入西南、「保護」他們逃過雲、貴、川的做法，22 目的就是要向地方勢力表示，中央政府非但要保護西南不受剿共戰事的破壞，而且對他們並無企圖之心。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單騎走西南」時，即能夠使四川的軍政始統一於中央，亦不能不說是得力於對西南的正確方針。
其四、為張揚新生活，反對舊習俗，振奮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思想與生活素質，乃發動「新生活運動」，以為堅持持久的民族戰爭作精神和人格的準備。是故日本官員阿部信行曾強調指出：「新生活運動是排日運動的結晶。」又稱中國有三件不可輕予看過的大事，就是「整頓財政、整頓軍備和新生活運動。」23
其五、誠如蔣介石所預言，「設若中國戰事延長，勢將擴大為世界戰爭」。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因決以「和戰並用」的戰略策略，才既未予日本提前全面侵略我國的藉口，又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了一體，從而得到了歐美從自身需要出發，而在道義和物資上所給予的援助，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最後勝利增強了戰力。
五 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及其決策與貫徹
應該說，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決以「攘外安內」與「和戰並用」的國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持久戰」思想及其決策的形成，也起到了促進和保證的作用。反之亦應該說，正是蔣介石先生自「九一八」始，即產生並逐漸地成熟了他的「持久戰」思想，才有力地推動了「攘外必先安內」與「和戰並用」之決策的制定。而蔣介石先生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形成「持久戰」的思想和決策，原因在於：
一、他具有日本隨時可能侵華的思想準備
誠如他後來在《中國的命運》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要知道濟南、五卅事件之後，日寇大陸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隨時可至」。所以，一是在二七年訪日會見日首相田中義一時，他就曾直率地告誡日本說：「勿再以為中國革命成功，其東亞地位動搖」；「勿再利用中國南北分裂，從中操縱」；勿再「利用（中國）無知軍閥，壓制（中國）民眾」。24 並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要求「日本方面對辛亥以來的對華政策有所反省」。二是九一八事變兩年後，他在分析日本何以會公然侵略中國的原因時，曾剴切地說道：「九一八以前二十年中，我們和帝國主義的鬥爭，都是局部的衝突，沒有正式的作戰。我們歷來的革命對象，始終是國內的軍閥，而帝國主義也始終沒有正式出兵進攻我們，有企圖消滅我們的決心。這就是當時我們革命軍的力量，還不充足，所以帝國主義不大注意；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看不起我們。但是，到最近幾年以來，他們看到我們革命的力量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快要把整個國家統一起來，就要打倒實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了，因此遂嫉恨而且驚慌起來了，所以不得不乘現在中國天災人禍齊相逼來的時候，趕緊拿軍隊來壓迫我們，並且下最大的決心來消滅我們。」「九一八以來，帝國主義積極侵略我們的原因，一是他們恐懼我們的力量，一是我們國內再無可拱他們利用的軍閥。」「這是我們革命力量增長的結果，也就是我們革命的直接對象之轉變。」25
二、他具有堅決抗戰的決心與抗戰必勝的信念
蔣介石在「九一八」後一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余唯有鞠躬盡瘁然後而已，拼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此其一。
其二、九一八事變，「據中正意見，可為兩點之實驗：一，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二，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御外侮」。26
其三、他之所以在「九一八」以後採取「和戰兩用」的策略，是為了「此刻暫且含忍，絕非屈服。如至國際信義條約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該忍之最後地步，則中央已有最後的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國人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和國家人格」。蔣介石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四天，在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的這一講演，無疑和他在數年後國民黨「五大」上的報告，尤其是「七七」事變發生後他那個著名的「最後關頭」的演講，互相映照，相得成證。他在「最後關頭」的講演中曾這樣說道：「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性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你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其四、因他懷有「必至最後勝利」的信念，他才有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也正是這個信念和決心，才促使由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能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之內憂外患交相逼來的艱難時世之下，既決策「和戰並用」，該和即和，該打即打；又決策「攘外必先安內」，一求黨內團結，二求國家統一，三求剿共勝利 — 「冀除我民族的根本大患」，四是以建設為本，同時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作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至「七七」事變爆發，他對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念，已公開地表述得十分清楚。除著名的「最後關頭」講演以外，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他還在答法國《路透社》記者問時又一次堅定地表示說：「中國必須保持其主權，維護其行政和領土完整。」並且宣稱：「我個人堅強的自信，假如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一定不為日本所敗。中國將要保護其領土以至最後一彈一卒……」
是年十一月八日，蔣又在南京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稱：「須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九月二十日，他還在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之抗倭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鬥，直至日本放棄其侵略、並撤回其侵略工具武力之日為止。」
三、他對建設西南大後方以作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早有規劃
首先，蔣曾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天後的日記中寫道：「日寇野心既已爆發，必難再收，東亞從此無寧日矣！」由是而知，蔣介石對日本全面侵略的可能性和長期性已有估計。再者，蔣介石早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提出，萬一與日本發生全面戰爭，即將國都遷往四川，27 以應付長期抗戰，因此才確立了一條「修好西南」、並使西南與中央統一的方針。待修好西南事成，蔣介石方於一九三五年八月有信心地說道：「即使我們丟失了中國關內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只要四川、雲南、貴州在我們的控制之下，我們就一定能打敗任何敵人，收復全部失土。」28 其持久抗戰的戰略思想顯然已有所定。
四、他對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和前途具有遠見卓識
九一八事變一發生，蔣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日本侵略東亞，情形的奇突實在是國際間從來沒有的事。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了！」隨後，他又在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日人侵略實行，世界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開始矣！不知各國人士能見及此否？」29 這一認識無疑對他的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他要將中國的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曾說道：「日本無持久作戰的戰略資源。只要能與日軍週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亞，就是南下南洋群島（印尼），引起對蘇俄或歐美對抗。但西伯利亞尚屬生地，而南洋石油業已開採。西伯利亞只有煤鐵之蘊藏，唯南洋才有橡膠。德國人雖已發明人造橡膠（buna）。但高性能之橡膠要件，如高速度、高重量之軍用機之輪胎，仍必須用大量的天然橡膠；人造橡膠，只可摻極少許。所以，日軍非與美、歐衝突不可。如此中日戰爭將成為世界大戰之一部分，而將與世界大戰同時結束。」30
當中國獨立持久的抗戰已經堅持四年半之時，歷史的發展果不出蔣所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蔣介石遂立即抓住他料之必至的歷史機遇，於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約見英、美、蘇各國大使，宣布中國對軸心國宣戰的決心。翌日七時，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按：以往是應戰），同時宣布對德、意兩國立於戰爭地位。同日，蔣介石又主動致電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建議立即於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種聯合軍事會議。丘吉爾立即贊成，羅斯福主張迅速採取行動，斯大林藉口對德抗戰而不願意對日宣戰（參見上卷第七章）。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終於在華盛頓發表了由中、美、蘇三國領銜、有二十六國簽署的「聯合國共同宣言」，約定「加盟各國應各盡其兵力與資源打擊共同的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軍隊單獨媾和」。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因羅斯福建議，蔣介石亦被正式推舉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負中、泰、越、緬北戰區總指揮。31
誠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在重慶東亞聯合軍事會議上所指出的那樣：「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畫，而始終不通知中國，是其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我消耗日本實力……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則日本全力侵華之危機，已不復存在矣！」。是故，「我國抗戰，以後如能自強不息，則危險已過大半」。蔣介石的話，既指出了英、美、荷徒利用我國消耗日本力量的極端錯誤，又表示了蔣期與世界大戰「接軌」之持久戰思想的正確無誤。
五、他的持久戰思想為決策偉大衛國戰爭的總戰略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中華民國最高國防會議正式決以全面抗戰，並決策了「以守為攻、以退為進，以持久對速勝 — 非以打垮敵人為目標、而以拖垮敵人為目的」的持久戰總戰略。同時，在第一期抗戰的指導方針上，確立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原則，重在贏得時間，消耗敵人，粉碎敵人「三月亡華」的狂夢，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戰基地的形成和鞏固。為此，最高統帥部將國軍一部集中華北，於平漢、津浦、平綏三線實行節節抵抗，以拖住敵於華北的兵力；又將國軍主力集中於華東，採取攻勢，造成在上海進行「決戰」的態勢，誘使並逼迫敵人改由北向南為由東向西戰略，使其不能迅速劫奪我以武漢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並沿京漢、津浦兩線切割我戰場，直至由西向東以逼殲我軍。
據八九年後大陸史家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在親赴淞滬大戰前線時，即對第三戰區師以上軍官指出：「兩個半月以來，我們雖然沒有得到大的勝利，但在我們預定的消耗戰和持久戰的戰略下，已使敵人受到了意外的打擊，在精神上我們實在已打敗了舉世共棄的倭寇。」32
其後，蔣又在十一月十一日致「九國公約」電中明確聲明：「中國軍人從上海撤退，乃戰略關係，且為長期抗戰之計……此乃戰略上必要之舉，吾國政府與國民務當抗戰到底，咸已具有決心，暴敵實無以動搖之。」
因臺兒莊大戰勝利而舉國歡騰時，蔣介石曾立即指示第五戰區，稱：「臺兒莊之戰，不過是第二期抗戰初始之勝利……長期抗戰主要在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戰心理髮生不良影響。」33 彼時，蔣並決心取消原擬擴大臺兒莊戰果的徐州大戰，自徐州地區有計畫撤兵。六月三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進退定其成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效果，即勝利也。」對此，李宗仁亦認為：「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失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棄守徐州，我軍在津浦線上與日軍週旋五個多月，使其不能打通津浦路，乃充分發揮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計畫。」34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武漢會戰正打得異常激烈之時，蔣介石曾對英《每日先驅論壇報》記者斯諾稱：「縱令將來武漢有不能守之日，殊亦無損於抗戰於毫末；中國之今日，固在長期作戰以消耗敵人力量，而獲得最後勝利。相信保衛武漢之戰，必使敵遭受重大之損失也！」蔣同時亦在日記中記述：「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據八九年前的中國大陸史家稱：「由是，在對武漢作戰的指令中，他（蔣介石）才要求部隊採取以攻為守，積極防禦之態度，指示中國軍隊必須力求戰而不決之戰略決策，拖住日軍和發動有限度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35
自淞滬抗戰至武漢棄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實現持久抗戰總戰略，確實如是堅決和主動地貫徹了以「時間爭取空間」的前期戰略，並獲得了成功。誠如蔣介石斷言的那樣：「我們的敵人打得愈久，它就會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們打得愈久，我們將變得更強大，更堅定。」36
另外，也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既能夠決以持久抗戰的總戰略，又能在前期抗戰中為堅決貫徹這一戰略總原則，而逐步贏得「以時間爭取空間」的戰略性勝利，次第粉碎了日寇圖以武力迅速亡我的野心。因而，當日寇已知「武攻」難以亡我時，竟又發起「和平攻勢」，企圖以「文攻」 來亡我，但為蔣所堅決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德國大使陶德邁所轉交的日本議和條件（六條），因不符合中華民國政府事前所決定的，「只有在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獲得嚴格尊重的條件下始能同意調停」 的立場，而為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置之不理。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因日本已陷我南京，便又藉機發表了一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並聲稱此乃是 「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予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堅決不予理睬。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武漢會戰結束，中國持久抗戰局面已經完全達成之時，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聲明，企圖誘我和談。蔣介石立即指出：「它不過是敵人欲整個吞滅中國，獨霸遠東，進而企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與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國家欲滅我民族的一切計畫內容的總暴露。」37 敵人欲以「文攻」亡我的陰謀遂以失敗而告終。
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終勝利，是與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決策和貫徹，決然不能分開的。或曰，正是蔣介石持久戰思想的形成和中華民國有了持久抗戰的科學戰略，中國人民才能夠堅持持久抗戰並奪取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至於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是何時出籠的，怎樣出籠的，以及它為什麼要出籠和出籠的真正企圖是什麼，詳見下卷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