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發雲好像一點都不著急。
在2006年發表轟動一時的小說《如焉》後，人們幾乎沒有看到他的新作。3年後出版的《隱匿者》，其實是以前的中篇小說的結集，大多數寫在世紀末前後，熱心的讀者甚至揣測，他是否受了某種限制。
他的筆沒有擱下。或者，明年就有一部長篇殺青也未可知。而且，這部還差幾萬字就可以完成的小說只是計畫中的「文革三部曲」的第一部。
其實在2003年之前，他沒有寫過長篇小說，儘管當時他已「從業」20年了。
那年年底他開始寫平生第一部長篇《如焉》。每天寫幾個小時，也許是因為顧慮很少，寫得很快，3個月完稿。
當了20多年文學編輯的妻子李虹是第一個讀者，他寫的時候，她就一節一節地看，完稿後又連讀了幾遍，說她很喜歡，但恐怕發不出去。
不久，李虹潛伏了3年的胃癌突然復發，他們開始了從一個醫院到另一個醫院的漫漫求治路。那8個多月中，每到一處，胡發雲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包下一間病房，把生活用品搬去，兩個人一同住下，彷彿居家過日子。
8個月後妻子離開了他。如她生前所料，小說的發表遇到了一些困難，胡發雲就把這件事放下了。
2005年秋，策劃過《新概念作文獲獎作品選》和韓寒第一部長篇小說《三重門》的作家出版社編輯袁敏，收到了朋友發至她郵箱的《如焉》。第二天上午，她就給胡發雲打電話說：你的稿子我要了。
很快，袁敏出任文學雜誌《江南》的主編，《如焉》在她主持的第一期發了頭條。儘管她還是「動員他刪掉了三四千字」，但這已經是一個儘可能完整的版本。她很看重小說的份量，「對社會敏感問題有所觸及，並且有尖銳的看法」。在她眼裡，與一般作家相比，胡發雲格局比較大，關注「國家、民族的大命運」。她用這個詞來形容他：熱血。
而在兒子胡小鹿看來，胡發雲最突出的特點是獨立性，「很少受外界影響，不會隨波逐流。」畢業於音樂學院的他現在是民營電視公司的文學編輯，還和父親合作了一個電影劇本。他很喜歡父親的小說，尤其鍾愛老海（《老海失蹤》）和達摩（《如焉》）這兩個人物，他覺得在他們身上有父親的影子。他還提到了父親的一個習慣：吃東西愛吐皮，比如西紅柿，「可能只要皮和肉口感有差別他就會把它們分開。」
敏感的人，對食物是如此，對寫作亦然。
穿風衣的人全是特務
1949年1月8日，胡發雲在武漢出生。50多年後為寫作蒐集材料時，他才發現那是個特殊的日子。就在那一天，蔣介石和幾位高官商談是否有可能與中共劃江而治。他讓張群和黃紹竑前往武漢詢問白崇禧：假如我「引退」，對於和平，究竟有沒有確切把握？
結果和平沒談成，老蔣一退退到臺灣。某種意義上，胡發雲，以及他那一代人的命運，就在他出生這一天定下了基調。
他父親是國民黨部隊醫院的醫生，在胡發雲出生後幾個月跟著部隊後撤到了重慶。他原本在教會醫院工作，1938年6月武漢保衛戰開始後，放棄了舒適的生活，上前線開始了11年的軍醫生涯。
1949年，劉鄧大軍解放西南後接管了醫院，希望他留下來為新政權服務。他說，歷經十多年戰亂，上有老下有小，他希望回家鄉去。軍政府就給他發了路費路條。他回到武漢，擔任一個診所的所長。再後來他有了一個令他哭笑不得的名號：偽軍醫。
父親有一個弟弟也是醫生，當年沒有上前線，留在武漢照顧老父，「歷史比較乾淨」，1949年後日子就比較好過，收藏了許多音樂唱片、民國書刊和美術作品。胡發雲小時候一部分體制外教育正是在叔叔那裡完成的。儘管父親是個「偽軍醫」，畢竟醫術好，頗受鄰里尊重，家裡生活也比一般人家優裕，少年胡發雲覺得，有個做醫生的父親是一件榮耀的事。父輩的憂慮他還很難感受到。
那個年代的孩子，過著充滿戲劇性的生活。先是朝鮮戰爭，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然後就是美蔣特務潛伏在大陸，哪天抓了一個老頭，鬍子一米多長了，在地道裡生活十幾年，天天發電報。接著印度又在喜瑪拉雅山那邊蠢蠢欲動了。總之中國被無數反動派包圍了，要時刻保持警惕。
小學三四年級時，某天放學，胡發雲和幾個同學看到一個穿風衣的人。當時很少有人穿風衣，電影裡穿風衣的人全是特務。幾個小學生興奮了：這一定是個特務！他們開始跟蹤他，從四五點一直跟到天黑，還是跟丟了，懊悔得不行。
蘇聯一度是最親近的「老大哥」，似乎什麼東西都是那裡的好。「就像報紙上蘇聯人打領帶，神氣又新異，父輩們也不說，儘管他們數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挂過。直到‘文革’來了，母親翻箱倒櫃尋找那些‘四舊’之物，翻出一些領帶來，一刀一刀剪斷拆開攤平，讓它們面目全非。我這才發現我們早就有這種蘇聯人使用的玩意。」
「到廣州去揪陶鑄！」
「文革」，「一場富於刺激性、挑戰性的革命、從少年時就盼望了那麼多年的革命」，兀然降臨。不過很快胡發雲就發現，這不是屬於他的革命。以他那樣的家庭背景，沒有資格到北京去見毛澤東（「串聯」時可以），沒有資格組建紅衛兵組織，甚至沒有資格在一些會議上發言。當年共產黨還允許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弟參加紅軍，今天為什麼不讓我們參加建設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當時他的家庭尚未受到衝擊——關於他的唯一一張大字報是同桌女生寫的，說他和她同桌一學期卻從未跟她說話，是瞧不起工農出身的同學。但充斥暴力的運動已讓他感到牴觸：教學樓掛著「紅色恐怖萬歲」的大標語，一位數學老師在蚊帳中用剪刀剪斷自己的喉管，從半夜一直掙扎到天亮才死去……
孤傲的少年，選擇了疏離和逃避。
1966年10月底，他坐火車去北京串聯。上了車後，一隻腳沒有地方放。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腳背或者腳後跟。只好用一隻腳站著，累了，趴在人家肩上，把這隻腳拔出來，再把另一隻腳放下去。
很多在禁慾主義教育下從來沒正眼看過異性的學生，初戀就發生在串連的路上。後來好幾個同學告訴他，最難忘的，一是見到了毛澤東，二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留了地址，而且在通信。那些信前面是毛澤東語錄，後面寫著毛澤東萬歲，沒有一句談戀愛的話。
在北京，胡發雲一方面為見到了毛澤東，為驚心動魄的大場面激動；另一方面，即使在人潮洶湧的天安門廣場，仍被一種深深的疏離感所纏繞。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經出現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大字報，同時他們卻又出現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行列中。這場運動已經超出了他的理解力。
最讓他震動的是，那些曾經的大人物的神聖感和崇高感轟然坍塌了。從北京串連回來碰到班上一個同學，走得匆匆忙忙，問他去哪兒，他說，「到廣州去揪陶鑄（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南局第一書記）！」就像去抓一個小偷一樣輕鬆。
他無意留在學校搞運動，和朋友組建了一個文藝宣傳隊「紅魯藝」，活動了近一年。那是文化革命開始之後，他最自由、最熱情、最快樂也最悵惘的日子。
到米蘭怎麼走
1968年底，胡發雲下到湖北天門插隊。對十八九歲的青年人來說，最大的風暴在內心：忽然被丟到一個與世隔絕地老天荒的地方，而且從此回不去了。在此之前，不管是受難者還是旁觀者，畢竟時刻能捕捉到時代的脈搏。
經過前兩年的磨練，年輕人們都有了一種江湖氣，不再把神聖真當成神聖，只有「不能成為毛澤東的反對者」這根筋始終繃著。「很多知青有脫胎換骨的感覺，開始抽煙喝酒，過一種用現在的話說比較‘酷’的生活。」
在鄉下有兩種活動，一個是被安排做的農活，一個是自己安排的看書、聽音樂，朋友間的走動交談。兩種活動看似風馬牛不相及，時間上卻緊密相連。剛剛洗掉腳上的泥巴，往床上一坐，可能就抱起了屠格涅夫的《前夜》，或拉起了小提琴背著畫夾出去寫生。常常會走幾十里路去見一個朋友，僅僅為了借一本書，或者僅僅為了聽哪個從城裡回來的人說說城裡的情況。
一次胡發雲和一位同學去一個遙遠的知青點。他們談論著俄羅斯強力集團、讀過沒讀過的文學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和巡迴展覽畫派。突然那位同學停下來沖地裡正在勞作的農民喊道：「哎——到米蘭怎麼走——」農民抬起身，竟朝前方指了指。於是繼續前行。
有時在外面干苦力活或者跑長途拖水利建設用的石灰，荒郊野外，板車下面鋪一層稻草就可以睡一晚。大雪天，幾架板車往牆邊上一靠，搭成一個窩棚，鋪上被子，一住就是兩個月。浪漫，但也真苦。
那年過年胡發雲回城探親，到一個同學家去。同學說他弄到一張唱片——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那神情猶如弄到一顆小原子彈」。他問同學有唱機沒有，同學說有，喇叭壞了，但「你把耳朵貼近唱針就能聽見」。他上好了手搖唱機的發條，胡發雲把耳朵湊上去，「果然聽見從唱針尖上發出的細若游絲的樂曲。那一刻的感覺現在已無法說清了，那是我一生中所聽到的最微弱但又最撼人心魄的音樂。」
順利回城倒也是因為文藝。1970年有家部隊工廠要創建文藝宣傳隊，相熟的人極力推薦他。原本天門縣剛成立的新劇團已經要他去報到了，「當時部隊的特點就是，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幹壞事，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幹好事。他們二話不說就把我給帶走了」。
就這樣回了武漢。
胡發雲的母親最擔心的就是丈夫和兒子。丈夫有國民黨軍醫背景，兒子又是一個口無遮攔的人，說的話和她在單位聽到的不太一樣。他從農村回來後經常有來歷不明的人跑到家裡，縱論天下大事，她總擔心這樣會出問題。
1977年，因為一些率性言論，胡發雲被作為「現行反革命」關進了廠裡的小黑屋。除了專案組幾個人來訊問外，另派了4個工人分兩班24小時看守，連上廁所都貼身跟著。
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和李虹開始了隔著高牆的戀愛。在他被隔離審查的第二天，她就住到了他家，並開始照顧他的父母。
被關押了一年多，某個廠休日，在一位看守幫助下，胡發雲溜了出來，按約定在一條小巷與李虹會合。他們在朋友的小屋裡自己舉行了婚禮，然後去看他父母和叔叔。離開叔叔家時公交車已經停開了。兩人在深夜裡步行，跨過兩座大橋穿越武漢三鎮回到了武昌——25年後的銀婚紀念日，他們重走了那條18公里長的路。
胡發雲在暗夜中潛回廠裡，繼續做他的囚徒。不久，他在報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消息。之後整個專案組繃著的弦就鬆了。十幾天後他結束了牢獄生活。
共同重建「文革」史
1988年，上山下鄉20週年時，胡發雲他們那批老三屆學生有數百人回到學校，找來了當年的校長、教導主任、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在一個大階梯教室裡，以當時所有學生的名義向他們道歉，請求原諒。當年在學校迫害老師們的不是他們，但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在老師們遭受侮辱和毒打時沒有站出來，而是附從了施虐者，有的還寫過大字報和大標語，胡發雲說「某種意義上，我們不是幫凶也是看客。」
「文革」使無數人在道德上淪陷。
胡發雲對「文革」的反思，開始於被打成「現反」的時期。1980年兒子胡小鹿出生後，他把寫作放下了一段時間，大量地閱讀和思考。1995年經歷了一次瀕死體驗之後，他開始集中創作帶有反思意識的小說。
他甚至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次電視上出現政治人物，就會根據他的年齡和簡歷，推想他在1957年、1966年、1978年、1989年……這些共和國史上的關鍵之年，身在何處，有何種作為。
多年後回想，他說如果沒有「文革」，他可能會成為一個比較守規矩的知識份子。然而「文革」把這些都毀了。他們這代人中的大多數最大的困窘就是如何面對「文革」前、後兩個人生階段的落差。很多人在第一個階段是政治上的獲益者，度過了激動人心的青年時代。改革開放後，因為他們知識技能的不足、也許成了生活困窘的下崗工人。他們用個人際遇的變化，來裁斷兩個時代的好壞。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後半生的命運是被前半生決定了的。
在胡發雲看來，「文革」有幾個不同的階段。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文革」發展並不均衡。同一個口號、同一個領袖、同一面旗幟之下，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卻相去甚遠，各自的命運也大相逕庭。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史需要當年各個群體的人共同來重建，「過了一定的時候，即便這些都可以公開也沒人感興趣了，‘文革’的惡果卻會轉化成第三代第四代變種在社會上延續下去。」
他認為對「文革」真相的澄清，是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社會的前提：「如果那麼多人把往事爛在肚子裡，整個民族就沒有可能健康。」
現在需要的是國家道歉——對話胡發雲
對一般人來說「文革」只有幾年
記者：你的小說《葛麻的1976-1978》裡，工廠的人提到「文革」都說「那幾年」，為什麼只說幾年？
胡發云：就是1966年10月到1969年4月。黨的「九大」之後，權力重建了。之前幾年的特殊歷史時期，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自行結社，自己印報紙、貼大字報，甚至自己決定是去上班、釣魚，還是在家打傢俱。一個大政府垮掉，社會非常鬆散。只要不反中央不反最高領袖，那幾年可以表達任何政治見解。對一般人來說「文革」就是那幾年。1969年後的「文革」，其實是黨中央和各地不同利益集團的鬥爭，當中偶爾有一些群眾運動，但整個社會已經處在很密控制之下了。今天出了陳伯達明天出了林彪後天出了什麼事，老百姓只作為局外人聽一聽。
記者：所以你認為「文革」不是前後一貫、整齊劃一的運動？
胡發云：「文革」並不像後來人的一般印象是統一的運動。就「文革」進程說，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內容，到各個地區又有特定的內容。在我看來可以分成5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66年6月到10月，高潮是7、8、9月。主角是中共建政後培養的最純粹的紅色後代，一批有官方背景有權力支持的紅衛兵。他們所迫害、施虐的對象，是沒有任何反抗意圖和能力的社會弱勢群體——「地富反壞右」、前政權的遺留人員等等所謂的階級敵人。他們把這場運動理解為建國以來各種鎮壓運動的延續，就像土改，鎮反，肅反、反右……
這個階段沒有完成甚至沒有接近毛澤東的目標。我的理解，他要解決的是黨內的問題。所以到了10月份，他就乾脆地提出來了，重點是要打擊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把最初那些幹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打蒙了，鼓勵了平民子弟、知識份子子弟、甚至被打倒階級的子弟，暗合了他們對社會變革的願望，他們也組織了紅衛兵。而毛澤東也需要這一批人去打擊黨內和自己政治見解社會主張不同的同僚。最關鍵的是要解決劉少奇的問題。
兩批紅衛兵之間有很多對抗甚至武鬥。前者被稱為保守派，後者被稱為造反派。保守派是以維護共和國前17年的秩序、維護父輩和自己政治和社會地位的優越性為目標的。造反派是以維護毛的領導權，打倒毛所反對的黨內各個級別的領導人物或學術界教育界的領導人物為目標的。其中有很多人相信自己是在追求更加公正、平等的社會，包括我當時都是那樣。
兩派紅衛兵是一個銅幣的兩面
記者：但號稱追求公正、平等的造反派本身也使用了暴力手段。
胡發云：大眾組織獲得毛澤東的認可，輕易打倒了各級政權。在報復「文革」中的政治對手、17年以來壓迫自己的權力機關人員時，也有很多過分的暴力行為，當時很多省市的主要領導都吃過苦頭。他們真心認為這些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那個宋彬彬，她的父親宋任窮當時是東北局第一書記，不久就被人戴了高帽子架了「噴氣式」批鬥、遊街，幾個月中歷史天翻地覆地逆轉。可能這也證明確實像毛當時觀察到的一樣，官民矛盾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有了理論的支持、領袖的支持，群眾的暴力就被激發出來。應該說，這批青少年和那批紅色青少年是一個銅幣的兩面。他們認為，你們在運動前期迫害人，不是迫害的方式不對，是迫害的人員不對。
我在小說《處決》中寫過一個群眾組織。有一次活動，有人不太同意大家的意見，其他人擔心他會泄露所謂的機密，用了黨內歷來鏟除叛徒的方法：開了個會，表決，把他處死。這種場面我們從小在電影裡司空見慣。當革命者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掏出手槍，對叛徒或任何他們認為有嫌疑的人說「我代表黨和人民判處你死刑」，然後扣動扳機，叛徒倒地，影院裡就會一片掌聲。這樣的暴力讓他們覺得自己是英雄而不是劊子手。我們武漢實驗中學有個學生叫李乾，寫了一本書叫《迷失與求索》。他當年就代表一方的革命組織去處決了對方的兩個人。他這種懺悔精神、反思精神，是非常難得的。
這個階段持續到68年底。
記者：按你的說法，到第三個階段一般人的「文革」就結束了，第二、第三這兩個階段是怎麼轉換的？
胡發云：「文革」發展到一定程度，群眾組織權力慾望膨脹，他們的自以為是以及山頭眾多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氾濫，還有各種思潮的興起，超出了毛的戰略部署。1969年初黨的「九大」召開，開始走向恢復秩序，隨後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兩場酷烈的鎮壓運動，死亡人數可能是各個階段中最多的。一場是「清查五一六運動」（「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本是一個以打倒周恩來為主要目標的青年學生組織，後「清查五一六」擴大為全國範圍的一場大運動），一場是「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這兩場運動的打擊對象是一樣的，就是在67、68這兩年特別活躍、思想上走向異端的一批人，加上原有的階級敵人。「文革」中很多文化名人自殺，如果死在66年夏天，可能是因為第一批紅衛兵；死在66年冬天，可能是因為第二批紅衛兵；如果死在68年底到72、73年，就可能是死在了重建的紅色政權和解放軍之手。
相對穩定又比較曖昧的是73到76年，黨內各種勢力膠著、觀望、等待、策劃，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改變社會進程，而他們對社會進程的方向有各自的藍圖。
最後一次就是華國鋒時代。他終結了「文革」，但他用的仍然是毛的那一套。當時有一場非常著名的運動叫「揭批查運動」，處理和「四人幫」相關的人和事，實際上是對「文革」中那些衝擊過老幹部的組織的一次清算，死的人也不少。
道歉應該從強者而不是弱者開始
記者：《南方週末》最近關於紅衛兵道歉的報導，讓人想起你寫同類題材的小說《隱匿者》，你怎麼看那個新聞？
胡發云：道歉也好，懺悔也好，有一個前提，首先要把事實弄清楚。1981年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做了歷史評價，然後把「文革」打包，束之高閣，從此不談。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聲音：又不是我們要打的，是黨中央毛澤東叫我們打的，是警察和軍隊支持我們打的。大問題不理清，你讓他們去反思自己的罪錯，我覺得比較困難。
道歉，應該從強者而不是弱者開始。從世界範圍看，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天主教會在過去兩千年中犯下的罪過表示了懺悔；德國幾屆總理向猶太人下跪道歉；馬英九向「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當時的左派份子甚至共產黨人致歉。這種強者、當政者的道歉能夠起到表率的作用。《南周》報導的，只是個人良知的甦醒，不能代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於歷史問題的態度。現在需要的是國家道歉。
記者：我們一般是「平反」而不是「道歉」。
胡發云：比如我們為右派平反，還是家長式的，給孩子發發糖，摸摸頭，而不是說我們錯了，我們向你們謝罪。直到今天還有右派在申訴。有的是因為按照當時的政策他沒辦法平反。平反是要有檔案文件的。有的人被打成了右派，但是沒有任何記錄或文件丟了。他戴了20年右派帽子，歷盡苦難，結果發現自己並不是右派，連平反的資格都沒有。
記者：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企業家最初的經濟活動也許不乾淨，但沒必要追問其「經濟原罪」，而你主張執政者道歉，有點類似於主張「政治原罪」必須追問。
胡發云：商人最初賺的錢不乾淨，後來賺的錢乾淨了，發了財偷偷去過自己的好日子，社會影響是很有限的。但政治家不是這樣。政治原罪，就是你踏上仕途第一塊路牌不正當。今天，50到70歲這批人在「文革」中，大到打死過人，小到參加過大批判的寫作、專案組的審案，如果對自己的政治來路、執政理念的變化你都不能說出一個道道來，我們不知道明天你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
有的人說，過去這幾十年我一直和黨組織保持統一。問題是黨組織有時會犯錯誤。你在「文革」當中入黨，批劉少奇時你批劉少奇，批鄧小平時你批鄧小平，打倒了「四人幫」你也去遊行。所有經歷都是當時最正確的，現在你能否對它們做出清理、反思？這決定了中國的幹部能否以坦率、理性的形象出現在老百姓心裏。
隨著資訊的開放、歷史真相的解密，衝擊會越來越大，我們必須提前釋放、減壓，讓敏感問題脫敏，讓這個民族在瞭解真相、分清是非的前提下，達到寬容與和解。就像曼德拉說的，瞭解真相才能建立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