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為保存中華民族的血脈，曾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十四年間，日本雖然侵佔了我國的東三省，並在一九三七年後又陷落了我們的部分國土，但是：
第一、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從來不曾投降。
第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不含中共軍隊）迅速地粉碎了日本帝國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夢。
第三、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曾擬定持久抗戰總戰略，領導和指揮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艱苦抗戰和英勇抗戰，一再地奪取過對日抗戰的輝煌勝利，消滅日軍達其總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從而振奮和堅定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念，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四、中華民國政府軍 —— 「國民黨軍隊」在長期抗戰中，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著名的「中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從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太平洋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誠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言：「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它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 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62
第五、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的持久抗戰（不含中共軍隊），由於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堅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強於一九四二年廢除了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更因中國抗戰的勝利而迫使日本將東北、臺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從而使得孫中山先生的重大歷史遺願得以實現，使得近百年來壓在我們中華民族頭上的奇恥大辱從此得以根本解除。
第六、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軍隊長期堅持抗戰（不含中共軍隊），而使中國的抗戰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我國成為中、印、緬、越遠東戰區、即中國戰區的領導國，進而成為國際所公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蔣介石本人亦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英雄和領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著名領袖人物，使自晚清以來，以「落後與內亂」著稱，並受盡東西方列強欺凌和宰割的祖國，真正地得以揚眉吐氣。
這才是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內容。誠如易勞逸先生所說，若不是嗣後的那一場內戰掩去了中華民國衛國戰爭的全部光彩，則全世界「勢利」的歷史學家們，都會把它當作一曲「最為壯麗的史詩」來加以歌頌的。
但是，這仍然只是中華民國衛國戰爭所獲勝利的一個部分，雖然是最重要的部分。如前所說，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於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中已經實行訓政，開始籌備憲政，並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帝國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則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像和預見的。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蓋因國民黨軍隊的前期艱苦抗戰破滅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狂夢，贏得了持久抗戰總戰略的初步實現，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遂在與日寇的大規模軍事較量迄無休止之時，為增強持久抗戰的國力，為建設西南大後方，並為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勝利，竟在這一艱難狀態中，和在這個本應施行全面軍事管制的特殊歲月裡，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從而在這個世界上，創造出了一個於長期戰爭和殘酷戰爭的特殊艱難條件下，竟能持續推進民主政治，發展國家經濟和建設教育文化的世界性奇蹟。這個奇蹟不僅在世界歷史上鮮見，而且成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中一支獨開的奇芭。反而言之，也正是這一激烈戰爭狀態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建設，才又為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長期堅持和最後勝利，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國力、軍力、人心及民智的基礎。
第一、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
一、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 —— 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
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一九三九年十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頒布「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重慶「國民大會堂」 竣工。但因大會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機炸毀，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對西南攻勢凌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鑒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布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布憲法。此一宣布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應該說，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未忘民主政治的建設，而且於極其艱苦的戰時，仍堅持了對於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具體言之，就是對憲政的準備，尤其是對制憲國民大會的籌備，才會在抗戰剛剛勝利之時，就能將民主憲政的推行立即提上議事日程，並能於中共發動內戰和一意破壞之中按時召開。
二、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國共產黨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63 由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制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地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像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三、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之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非但沒有以戰爭為理由而鉗民於口，反而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奪權篡國的中國共產黨，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參見下卷第三章），首先於七月三十一日宣布釋放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瀋鈞儒等七人（參見下卷第三章），於八月二十四日釋放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歷史學家稱：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中共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在重慶的大型出版發行機構則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廣益書局》、《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正中書店》、《獨立出版社》等。64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等書局，都在重慶恢復了編審部和印刷部，且增加投資，擴大了出版規模。廣大作家自己經營的小規模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作家書屋》、《中外出版社》、《群益出版社》等，亦開始成立出書。加上新成立的《新生圖書公司》、《建國書店》、《文風書店》、《五十年代出版社》、《南方印書館》等，尤使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據一九四二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65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像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霄壤之別。
第二、戰時國家經濟的建設
全面抗戰八年間，由中華民國政府所領導的經濟建設，在蔣介石提出的「沒有國防，就沒有國家……我們一切政策，一切實施，都要以國防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據國防來判斷」之總決策下，66 戰時的工業、交通、貿易、農業以及教育和文化，均有著十分矚目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在經濟上對持久抗戰作了保證。
一、工業建設。據大陸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一書稱：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畫、有步驟地將一大批重要的工礦企業遷入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後方，一批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和實業家們，在「救亡圖存」、「實業救國」的激勵下，不遠萬里撤廠內遷。據統計，截止一九四零年六月，遷入大後方四川的民營企業已達二百五十家，技術人員達萬名以上。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亦從上海或武漢絡繹遷入……此後從長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著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橋，由川黔公路南達纂江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工廠。以重慶為中心，在合川、長壽、江津等地構成了中國抗戰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礦業、冶金、機器製造、化工、建材、紡織、造船、電器、日用百貨、麵粉、食品加工，以及屬於軍工系統的飛機製造、光學儀器、機械、皮革等在內的，門類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民營資本約佔大後方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二點五……與戰前的大後方工業相比較，不僅工廠總數、資本總額、工人人數大大增加，而且工業門類的配置、產品數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顯的發展。據該書稱：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陪都建設計畫委員會在重慶舉辦了「第一屆陪都建設展覽」。著名實業家顏耀秋曾撰文指出：「當八一三滬戰爆發，上海各工廠即奉命內遷，是時，船又多移作軍用，能分配各工廠載運內遷者僅百分之二而已。今在此戰時之工廠出品，乃經三年餘之久的苦鬥蒐羅所得的成果，雖出品尚屬幼稚，但吾輩聊可以告慰於國人。」67
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則稱：「從這二百餘家遷川工廠的奮鬥歷史，可以看出吾國從事於民族工業的廠家、職員與工人，是具有茹苦含辛不屈不撓之精神的；第二，從這二百餘家遷川工廠的出品中可以看出中國民族工業不是沒有基礎的……舉凡國防民生所需之物，無不具備。我們應當珍貴這點基礎，應當努力鞏固和發展這點基礎；第三，我國工業過去所需的機器，主要是求之於國外，抗戰以後，國人才注意這個問題。這次遷川工廠的出口展覽，就表現出這種成就了。」68
二、交通建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藉助它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迅速地斷絕了國民政府的國際交通。一九四二年，中國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緬公路和西北方面聯繫中蘇的甘新公路先後受阻，香港的淪陷又使中國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轉據點，日本更是叫囂「封閉滇緬公路，不使通過它對蔣政權作軍事上、經濟上的援助」。69 一九四一年底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乃對此作出決議：「目前滇緬公路為我國交通之要道，其防護之重要，自不待言，尤應一面配備重兵，節節控制，使敵不敢輕易侵犯，一面仍需改進運輸方法，以謀搶運物資。」70 嗣後，在中、美、英等國軍民的艱苦勞動下，中印公路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建成使用。這條從印度加爾各答到中國昆明長達一千八百英里的陸路交通，加強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聯繫，為盟國軍隊反攻日本提供了條件。此外，中印航線的開航和數條國際無線電路的開通，不僅創造了世界空運史的記錄，而且對國民政府持久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貿易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抗戰全面爆發後，因國內運輸阻滯，內地傳統輸出品難以到達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國的外貿額急劇下降，上海外貿額減少一半左右……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提出《增進生產調整貿易大綱》，決以重要外貿政策如：為應付對英、美、蘇諸國易貨償債起見，對部分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為集中外匯，商人須依照政府規定匯率向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售結；為削弱日軍作戰，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公布禁運資敵物品條例等。由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間出口總值達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圓，其中國營外銷系統的出口值竟達八千六百四十萬美圓……其對於指定外銷農產品得以輸出，維持國民政府之債權，換取抗戰建國之急需物資方面，作用不可低估。71
四、科技建設。據中國大陸版的《陪都史》稱：國民政府的戰時科技政策，以抗戰建國基本方針為其指導思想，即：「對於科學知識之追求，科學技術之深造，科學教育之普及，必須於抗戰中集中精神，積極推進，以促成我中華民國之現代化和工業化……」72 一九四三年四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曾說：「……總體看來，戰時中國科學技術在應用技術方面進步最快……」73 時工礦企業還獲得大小發明三百餘件和專利五百餘件。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化學家候德榜潛心研究制鹼技術，於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聯合制鹼法的連續過程，並相繼完成工藝設計，使之實際投產，對純鹼和氮肥工業作出了貢獻。「候氏制鹼法」是對西方長達半個世紀的蘇德維法及蔡安法傳統工藝的重大突破，是艱苦抗戰時期科學進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吳大猷關於《多元分子振動光譜與結構》的研究，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線之同予理論》，蘇步青的《曲線影射研究》，鍾明來對《機率論》與《數論》的貢獻，李四光對南嶺地段地質構造的研究，丁毅對四川纂江鐵礦的新考察，馮景蘭對於川康大銅礦的《紀要》，王恆明發明的《浮游選礦劑》，馬延英關於《珊瑚層的生長斷定古代氣候的分析》，四川大學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圖志》等，都是抗戰時期科學研究的重要成就。 74
思想的自由，國家的重視，自然亦帶來了抗戰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興盛局面。「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長足進步」。75 是時，僅重慶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一百四十一個。朱光潛的《詩論》，馮友蘭的《新理學》，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劉節的《中國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時之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文工會），更是由各黨各派知識份子所組成的一支出色的生力軍，是「一所新型的學術機構，人才薈萃，碩果纍纍，時人稱齊之稷下」。76 雖然它很快就被中共所「挖心」，並成為中共製造抗戰陣營分裂和為發動內戰而製造輿論的重要巢穴（詳見下卷第四章）。
五、教育文化建設。抗戰時期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教育文化建設。它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教育的一貫重視，即便是於烽火國中的戰爭歲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發展。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時代，即便是在血濺中華的戰爭年代，我國文化的發展，亦非但沒有斷裂，更沒有被毀滅，甚至反而創造了非常的繁榮局面。較之中共奪取政權後踐踏教育，毀滅文化，甚至竟能為一黨之內訌，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壞中、小學教育達十數年之久，形成了鮮明的歷史對照。
特別令人感動的，也是中國大陸出版的《培都史》所著重指出的是：抗戰爆發後，為了保存我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機構，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區的戰時內遷，全國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學校彙集於重慶。據當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定文先生的統計，抗戰期間，中國的知識份子當中，「高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遷」，從而完成了中國文化教育中心由東向西的戰略大轉移，成為中國歷史上為保存民族文化國脈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遷徙。該書還稱：「抗戰時期統一高等院校教學、管理的各項制度規範，標誌著傳入中國幾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無計畫放任狀態，轉入統一組織與規劃，從而進入與中國抗戰建國的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階段……以陳立夫為首的教育當局，對戰時教育體制所進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戰爭給教育所帶來的危機，為抗戰時期正規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77
其次，抗戰時期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發展也就伴隨著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激情，呈現出多姿多采的蓬勃景象。據該書稱：「……美術大師群集陪都，戲劇創作迭呈高潮，電影事業空前繁榮……。」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著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繼淪陷，「數月以來，上述各地歸國文化人，且數千人」。同時，「為了搶救淪陷區內的廣大文化知名人士，國民政府的官方機構，軍事部門，及地方人士，如張發奎、杜月笙、戴雨農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搶救工作……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港、滬、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還在陸續內移中」。78 「政府方面，亦於今年（指一九四二年），又特撥專款，辦理此項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為內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並在重慶等地設立招待所，又代為安插工作，期以人盡其才，給每一個文化界的人士以歸國服務的機會」。79 據統計一九四三年重慶的全國性文藝團體就有三十五個。全國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於重慶。彼時，文學、戲劇、話劇、美術等均為抗戰而創作，又在為抗戰而創作之中，產生了大量的文藝刊物和優秀的文藝作品。各種文藝叢書的出版，更予各類創作帶來了大量的出版陣地；數度霧都公演，尤給話劇的演出和興盛帶來了發展的大好時機。80 只需稍稍比較一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對於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圍剿和迫害，回顧一下中共於國家和平建設階段，數度大興文字獄以摧殘文化、逼殺文人的行徑，兩個黨和兩個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論之與辯之。
六、戰時農業建設。一九八九年，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抗日戰爭與中國民眾》一書。該書稱：「重慶政府堅持抗戰，其物質基礎是經濟力量的發展。它實現低息長期貸款政策，大量投資於國家建設，使工業生產持續增長。對農業主要也進行積極的貸款，興辦水利、灌溉、開墾等工程，擴大耕地面積，維持了抗戰的基礎……從抗日的角度來看，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失敗，而是成功的。」81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蔣介石曾向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提交了「土地政策戰時實施綱要」，提出了十條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條：
私有土地應由所有人申報地價，照價納稅，稅率起點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進至百分之五；為實施戰時之經濟建設或公共設施之需要，得隨時依照規定之報價徵收私有土地，其地價之一部分，並由國家發行之土地債券償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樣不能超過報定地價之百分之十；確立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
綱要還對「農地以歸農民自耕為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指出在此原則下，「嗣後農地所有權之轉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為耕作之人民為限。不依照前項轉移之農地，或非自耕農之土地，政府得收買之，而轉售於佃農，予以較長之年限，分年攤還地價」。
由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扶植自耕農」之原則得以確立。
這個綱要，上承孫中山「平均地權」之本義和一九三零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下銜一九四九年後臺灣三階段和平土地改革的實踐，雖為戰時，卻走的是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的正確道路。據大陸版的《陪都史》稱：「戰時後方如重慶北培等扶植自耕農實驗區的建立，已基本上改變了原有的土地關係。朝陽鎮第十九保的九十戶農民當中有七十戶被扶植為自耕農。如一自耕農所言：‘扶植自耕農，這是政府對我們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現在政府無論叫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會推辭的。’」82 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抗戰勝利後沒有中共在戰爭的廢墟上為奪取政權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勢將與同時期的臺灣一樣，也能夠走上一條 「非殺人以奪地」和「非強迫自耕農為黨耕奴」之正確的土地改革道路。因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和內戰失敗退守的歲月裡，在土地問題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設時期，也就一定能夠做得到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夠實現。
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實令今日之中國大陸人民「百感而交集」。
兼論 民族英雄 —— 蔣介石與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一）民族英雄 —— 蔣介石
為什麼說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第一、就歷史而言，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外國或外族的全面入侵，其中有兩次被亡國：一次是宋，一次是明。唯一沒有亡國、並且全面戰勝了侵略的，便是中華民國。那麼，既然亡國之國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諸反抗侵略的人物，都能被歷史稱為民族英雄，則領導了中華民族長期守土抗戰，並最終贏得了勝利的蔣介石先生，倒反而不能被稱為民族英雄嗎？
第二、就二次大戰而言，凡被德、日、意侵略的國家，在歐洲除掉蘇俄，在亞洲除掉中國，沒有不亡的。英國本土只遭轟炸，未遭登陸，故不在此列。由是，未亡國家的領袖，如蘇俄的斯大林，其淪陷的土地既不比中國小，傷亡的人數亦不比中國少；被亡國家的領袖，如法國的戴高樂，都能身負民族英雄的榮耀；相反，非但沒有亡國，並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竟有卓越貢獻的戰勝國 —— 中華民國的領袖蔣介石，倒反而不能稱為民族英雄了？
第三、就二戰期間各國的國內情形而言，應該說，沒有一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比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更加難以領導。因為剛剛統一了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所面臨的，不僅有外患，更有內憂；不僅有日本的侵略，而且有赤色帝國蘇俄的顛覆；不僅有軍閥殘餘的連續反叛，而且有中共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當是之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雖然面臨「數面作戰、國無同類」的困境，卻仍能團結國人，內平叛亂叛國，外抗強敵侵略，非但沒有亡國，並且正是在這一場反法西斯戰爭中，蕩盡了百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奇恥大辱 —— 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主權，以一積弱之國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爭得了舉世公認的榮耀。如是，作為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先生，如若他不是民族英雄，則誰可誇之？
第四、指蔣介石是民族英雄，還不僅僅因為他是中華民國的領袖和他擁有領導中華民國抗戰的功績，其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實際原因，就是如同他曾親自指揮北伐戰爭一樣，他同樣是那一場偉大衛國戰爭的實際指揮者和參加者。可以說，他修好、建設西南的國策，和為爭取抗戰勝利而期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軌的思想，尤其是他根據國際國內條件而決策的持久戰大戰略，和他親自指揮抗戰、親赴前線、歷盡艱險的英勇行為，就更是表現了他作為一個民族英雄的本相。83 若要將他與那個在局部抗戰的前六年一心只想在蘇俄指揮下叛亂叛國，在全面抗戰的後八年一心只要「日蔣火拼」，心心唸唸只想乘國難以搶天下的毛澤東相比，則毛都能夠做成「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難道蔣介石先生只做一個區區的民族英雄都不夠格嗎？
一九二七年秋，蔣介石赴日時曾回答記者說，他最佩服的歷史人物是岳飛、文天祥，最崇拜的偉大人物是孫中山。而蔣介石先生本人作為一位在偉大衛國戰爭中保存了中華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他豈但當之無愧，而且功垂千秋。
（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
顯然，只有在論證了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尤其是蔣介石先生非但不是「消極抵抗、積極妥協，只打內戰、不打外仗」的民族罪人，相反，卻是真正的抗日政府，抗日政黨和民族英雄之後，我們才能將中共幕後策反，張、楊臺前發動，和斯大林作為最高決策者的西安事變，其作為一場陰謀武裝政變的政治本質和歷史遺禍，辨析清楚。
西安事變，於今早已不是歷史懸案。作為一九四九年奪權的勝利者，中共早已一再地、並且是赤裸裸地誇耀過它「英明策劃」和「和平調停」的兩面漂亮手段。同時，即便是西安事變的主要肇事者張學良本人，亦同樣沒有對自己當年的「兵諫」、即武裝叛變諱莫如深。
然而，作為歷史事件的西安事變雖未完全清楚，而作為遺禍歷史的西安事變，就更是在海內外不能形成共識。尤其是作為政變陰謀策劃者和發動者的歷史罪惡，非但沒有受到歷史的認真清算— 如歷史對袁氏竊國的一再清算那樣，甚至反被當作英雄和豪傑，既在中國大陸被中共著意加以渲染，熱情歌頌；又在海外被某些學者專家鬧得紛紛揚揚，名聲歷久而不衰。從而使那一場險些賣了國家，斷了國脈，至今仍在禍害著中國大陸人民的陰謀武裝政變，尤其是它的「罪魁」與「禍首」，在今天仍被渲染著神秘的色彩，圖畫著英雄的形象，偽飾著要抗日救國的花環。由是，不僅使蔣介石先生因之而坐冤難申，更使這一夥當年置民族危亡、人民禍福於不顧的新舊軍閥，竟成為人間靈傑而受人唏噓、感慨和尊重。這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的「倒錯」，是歷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嚴重惡果。因此，釐清事變的幕後人物、臺前人物和決策人物，指證其叛國毀國的嚴重性質，道明它禍害民族的歷史重罪，不僅是對歷史的澄清，更是今天中國大陸人民要「思歷史、決國是」的迫切需要。
第一、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
一言以蔽之，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只因為其時逃亡在陝的中共二萬殘餘紅軍正面臨「被剿滅的絕境」。彼時，如果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雖能因「國難」而給萬分垂危的中共以生機，但已經時不待我的中共，為了救命，才決策了「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而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就正是中共這一「假抗日真反蔣」之陰謀策略所結的「果實」。誠如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所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揚堅決與蔣分裂」（詳見下卷第三章第二節）。此其一。
其二、之所以說中共是西安事變的陰謀策動者，蓋因中共於奪權勝利後曾一再稱西安事變乃為它所領導，所解決。所謂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後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史著述已經明白無誤地說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84 「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85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86 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共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華兒女》雜誌，已專門發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為楊虎城幕僚，並如何勝利完成策反楊、張和參加策劃西安事變的。
其三、實際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用詞用語下面，卻是中共對楊虎城的「謀合」和對張學良的「挖心」。如同中共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曾借參加國民黨而與國民黨中的親俄派「謀合」，以對國民黨「挖心」一樣。
首先，就中共對楊的「謀合」而論，應該說，在一九三五年冬，當劉少奇帶著毛澤東「反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陰謀，抵達天津恢復中共北方局之後，他的三大使命之一，就是派人打入西北軍和東北軍，策反其上層將領。另兩件則是煽動學潮和策動文化界「鬧抗日」（參見下卷第三章）。中共黨員魏以疇、南漢宸、蔣聽松、劉子華迅速在楊部擔任了要職。楊的辦公廳主任韓威西、秘書宋綺霞都是中共黨員。楊的憲兵第二營營長也是中共黨員。中共黨員王炳南曾為楊保送德國留學，受蘇俄命令歸國後由中共派做楊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漢宸派代表見楊，同月中共又派汪鋒與楊直接謀談，一九三六年二月南漢宸的代表再與楊約談，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專派回國的王炳南與楊一再地「深談和合謀」。由是，中共終與楊結盟。一九三六年六月，楊的富縣王勁哉旅已用軍用合作社的名義開設了中共的聯絡站，將大批的無線電器材、醫用藥品等運往延安。楊甚至已在西安設立了兩個聯絡站，一個在楊部一位團長嚴揆要的防地，一個在楊的憲兵第二營內，營長為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內地，回歸陝北，路條均由楊的十七路軍提供。國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楊部，非但已與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經同流合污。然後，再由楊虎城去謀合已經被中共包圍、「挖心」的張學良。
其次，就中共對張的「挖心」而言，一是仿照蔣介石廬山訓練團而建立的「西安南郊王曲鎮軍官訓練團」，雖由張、楊任正付團長，其實權卻完全握在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手中。中共黨員應德田作為張學良的少將處長，更是張發動西安事變的秘密策劃者之一。中共黨員申伯純即稱：「王曲軍官訓練團訓練時間雖然只有兩個月，但對於改造思想，灌輸聯共抗日的主張卻收效很大」。87 軍官團學員就曾在西安事發前七天狂言「不要讓蔣介石站著走出去，而應該爬著滾出去」。88
二是以張學良為首的「抗日同志會」，實際負責人亦為中共黨員劉瀾濤、應德田等人。其創立時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黨員和「左傾」分子。尤為重要的是，這個組織還掌管了張學良一切秘密活動，一切與共產黨聯繫的技術工作，以及東北軍全軍的人事工作。89
三是西安事變後第二天就更名為「東北軍政治大隊」的學生隊，有隊員三百人，大部分是北平中共地下黨介紹去的，其中更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由是，中共及其地下黨員們，乃抓住張學良和東北軍喪土失家的「情結」，投合他，接近他，然後包圍他，從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攬大權」，「未作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浪漫狂慡、忿事急躁」的「少帥」張學良，終於不知不覺地改變了他的是非觀，以使他在某種特殊條件下，能夠作出有利於中共的決定。中共幕後教唆的工作，終於使楊、張陰謀發動武裝政變的「火候」到了。
第二、西安事變的臺前人物
眾所周知的是，事變的臺前人物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就此二人的歷史而言，張學良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之子。張作霖則是十七年軍閥復辟混戰的主要軍閥之一，所謂壞軍閥中的壞軍閥。張學良本人乃一介花花公子，從未有過一件勛勞，從未打過一場勝仗，由封建的傳承關係，因子承父業而成為東北王。其後，只是迫於日本壓力和內部異動，90 加上年輕氣盛，有一定的愛國情緒，而同意「東北易幟」，歸屬中華民國以為功。但這並沒有改變他作為一個封建軍閥的根本性質。至於楊虎城，原是西北軍將領、倒戈軍閥馮玉祥舊部，是謂舊軍人出身的新軍閥。既參加過馮的叛變，又是擁一省軍政大權的軍政領袖。新軍閥們並不真懂共和、民主為何物，甚至不懂中華民國為 「何國」。他們不僅身染民初軍閥混戰和北伐之後新舊軍閥叛亂的積習，而且身受三十年代上半期地方殘餘軍事勢力「假抗日以叛亂」的影響。特別是他們要保存和擴張一己軍事勢力的私慾，一旦時機成熟，契機出現，就會促成叛變的應運而生。距西安事變僅半年的兩廣六一叛變，其打著抗日旗號的鮮明特徵，就不能不說是西安事發的先聲。由是，「正在洶湧澎拜的民族主義浪潮（抗日浪潮）便夾雜著楊虎成的野心和老練沉著，夾雜著張學良的衝動和任所欲為的性格，更深藏著中共於危亡之中圖存的機心和周密策劃」，91 終於釀成了一場茅頭直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尤其是針對蔣本人的「陰謀武裝政變」，從而在三十年代殘餘軍閥的武裝叛亂史上，又推起了一股叛亂的惡浪，更在中共十年叛亂叛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最為罪惡的實績。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戰士倒在血泊中的慘痛景象，最近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出來的，「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中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的陰謀圖劃，92 實在是把他們作為一夥叛亂成性之舊軍人和舊軍閥的本質，以及西安事變的陰謀武裝政變性質揭穿無疑。張、楊兩人雖然共有著舊軍人、舊軍閥的本質特徵，但兩人的城府卻一深一淺。因而，中共雖為整個事變的幕後教唆者和策反者，楊則為張的幕後策劃者。
第三、西安事變的最高處理者與和平調停者
如前所說，中共既是西安事變的「幕後教唆者與策反者」，為什麼西安事發之後它又成了一個「和平調停者」，甚至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天使」，並在中國大陸自吹自擂了整整半個世紀呢？
這是因為，西安事變雖為殘餘軍閥於臺前所發動，更為中共在幕後所策反。但是，中共作為一個武裝叛國集團，十年來，它的一切叛亂和叛國行為，都必須服從那個境外顛覆勢力 —— 蘇俄的需要和指揮。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蘇俄一心要的是顛覆新中國 —— 中華民國，以便移植共產制度於中國，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揮下，實行公然叛亂和公開叛國。一九三五年八月後，當蘇俄面對來自德、日兩個法西斯強鄰的威脅，為自保而必須改變策動他國共產勢力顛覆本國政府的陰謀時，它又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與本國政府結成反德、反日的統一戰線，以共同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 —— 蘇聯」。由於意在殺蔣的西安事變，只能造成中國群龍無首和分裂、混亂，進而造成中國迅速為日本所亡，其結果必然導致蘇俄面臨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險，因此，斯大林才會一聽到事變的消息，立即親自擬電命令中共，一是懷疑西安事變是「日本間諜所為」，二是絕不容許中共殺蔣。斯大林的這個電報指示，中共無疑要絕對服從。因而，原來已經將殺蔣之意隱藏在字裡行間，任由張、楊去領會，並且「打算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的毛澤東，在接到斯大林的電報之後，只好於自嘲的狂笑聲中，決定由他們這一夥策劃殺蔣者，去說服張、楊不要殺蔣。這樣，中國的西安事變，雖由殘餘軍閥所發動，由中共所策反，然而，處理事變的最高決策者，卻是俄國的新沙皇 —— 斯大林（參見下卷第三章）。93
於是，作為事變主要陰謀策反者之一的周恩來，便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個「和平使者」。只因他既遇上了一個年少無知、輕信盲從的張學良，又遇上了一個「重然若、儒氣太深」94 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先生。前者因自知闖下滔天大禍，遭到全國全世界反對，95 因而才在深自懊悔之中，將「捉曹演成了放曹」；後者則因周恩來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一再向他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對他動以「天倫之情」，從而才最終地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中共叛國集團和他的使者周恩來，終於在他們的俄國領袖命令下，由陰謀策反者而成為出賣張、楊者，及「和平調停者」，從而成為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的「全面勝利者」。周恩來這個人鬼兩面的共產派政治家，卻因此而凸顯了他的「光輝形象和倜儻風流」。
第四、西安事變的政治性質、現實結局和歷史後果
西安事變既是北伐成功以後，自中華民國統一至全面抗戰爆發的十年間，由殘餘軍閥勢力所發動的最後一次公開武裝叛亂，又是由殘餘軍閥勢力和中共武裝叛國集團首次聯手，以在抗日的旗號下，意在共同顛覆中華民國的首次陰謀武裝政變。首先，它使「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乎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十年之心力，經營敷飾，粗有規模，經此變化，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設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96 此其一。
其二、由西安事變所表現出來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民氣，全國團結一致的氣氛，特別是蔣介石先生能夠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終於使早已橫言 「對西安事變絕不做壁上觀」的日本軍閥，深有「此時不滅中國，將無來時」的感喟（參見下卷第三章），從而提前了全面侵華戰爭的時間表。西安事變後僅半年，那一場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戰爭」，便終於在日本軍閥的瘋狂發動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誘發下（參見本章注二），全面爆發了。不僅使我民族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戰爭創傷，更為未來的中國歷史埋下了赤禍蔓延的悲慘結局。
其三、西安事變終於使中共因以而得救，使這一夥原來已經瀕於絕境的武裝叛國集團，不僅獲得了半年的喘息和整頓，而且乘機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並因此而能立即與國民黨中殘存的親俄、親共派結縭，尤其是利用了那個二十世紀最無知的女人 —— 那個「一人便能夠抵得上百萬共產黨員的宋慶齡」，97 在國民黨內展開了一場緊鑼密鼓的連台大戲：名為要求國共再度「合作」，實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擴張。由是，國民黨內部分裂再現。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一方面在以宋慶齡為首的原親俄派國民黨人進攻下，通過了所謂「實行孫中山三大政策遺囑」的提案，一方面則在反共派的堅持下，在會上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雖然打了平手，但會議決議卻稱：「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唯使鑒思往來，不容再誤……」國民黨的迂腐竟一至於此。
緊接著，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共方面固然加緊了「為抗戰而要求國民黨再度容共」的步伐，再度向國民政府和國民黨提出了「四項保證」，明確表示「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團結對外，抵抗日本侵略」。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則迫於大敵當前，只能明確表示「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的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
中國共產黨不僅由是而獲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當即重演對國民黨進行「挖心戰術」的舊戲，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戰中不但迅速造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而且，將對國民黨的滲透做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地步。當天真的國民黨正在高興地看到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終於形成時，他們又如何能夠想到，中國共產黨早已在它的黨內決策了要使「日蔣火拼」、而它自己卻要「到敵人後方去」搶地盤的「抗日」總策略（參見下卷第三章）。
其四、中華民族的命運，中華民國的命運，中國國民革命的命運，中國國民黨的命運，中國大陸人民的厄運，似乎就在「華清池槍聲驟響「的那一剎那間，就已經被確定了下來。蔣介石衛士排六十七名年輕戰士為領袖留下的鮮血，非但沒有改變蔣介石與國民黨人的「忠恕之道」，卻成為前驅者的血，為後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殘暴的專制統治，留下了血跡斑斑的歷史前證。袁世凱、張勛、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和包括張作霖在內的一個個反動軍閥們，雖然都不能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進程，不能推翻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不能阻止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更沒有在中國大陸實現長久的專制復辟統治，然而，由張學良、楊虎城的叛亂槍響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虧一簣的歷史局面，從此竟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革命名義下推行專制復辟，製造了千載難逢的歷史良機，更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裡，遭遇了亙古未有的劫難。
對於由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所造就的，如此巨大的歷史性悲劇效應，難道除掉中國共產黨之外，作為政變直接發動者的舊軍閥和叛亂者 張學良和楊虎城們，竟不應作為歷史的罪人，而受到人民和歷史的永恆審判嗎？再言之，如果張學良、楊虎城們，是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西安發動了那一場陰謀武裝政變，其要殺害的乃是毛澤東，則他們的下場和「名聲」又將如何呢？
至少，中共領袖劉少奇、彭德懷等人的「冤魂」，能夠作出最為痛切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