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國民黨的腐敗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
在中國大陸，指戰後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因腐敗而失敗，既是勝利者中共的刻意宣傳，亦為毫無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民眾所接受。因為腐敗召人痛恨，因腐敗而亡國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已經認識到國民黨戰後腐敗的來由和性質乃與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認識到，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一個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後才腐敗起來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既然短短几年的腐敗就能夠導致它的失敗，那麼，不僅在程度上，尤其在時間上，其腐敗和腐爛只能使國民黨政權望洋興嘆的中共政權，卻為何至今仍不見其亡黨亡國，甚至一再為海外的某些華人學者們所美言、所親近呢？21因此，指國民黨因腐敗而失敗，誠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戰後的國民黨日漸腐敗了下去，這是事實。但是，戰後國民黨的腐敗，其集中表現和主要表現，乃是通貨的急劇膨脹。而通貨的急劇膨脹和由通貨膨脹所導致的「政權腐敗和社會腐敗」現象，乃為二次大戰各交戰國所共有的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但以通貨膨脹為主要腐敗表現的國民黨政權竟失敗了，其他國家非但沒有失敗之虞，卻都能在戰後的廢墟上重建家園，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榮和富強。可見，國民黨在戰後的腐敗，亦不是它必然要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戰後的中華民國也能夠像其他國家一樣，不再立即經受內戰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內戰而加劇經濟的惡化，同樣能夠克服通貨膨脹並制止腐敗，從而獲得戰後政治經濟的進步和發展，則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失敗，也就非為「定數」。
其三、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始於抗戰勝利的前夕，發展於戰後內戰全面爆發之時，加劇在國民黨最後失敗的時刻。因此，首先是因為戰爭，才使得中華民國國家經濟遭到全面破壞，國力被掏空；同樣因為是戰爭，才使得戰時經濟出現了「高權力和高集中」現象；還是因為戰爭，不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機。據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大陸史家統計，戰時中國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佔領，因而作為過去重要收入的關稅，三年內即損失百分之七十七，鹽稅減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戰時期後方工業的成長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雖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長率得以增長，但一九三七年財政赤字僅佔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達百分之八十一。軍事上，軍費的支出佔國家財政的比重，從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點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三。工業上，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戰的三個月內，被毀工廠即達二二七零家之多，損失資產八個億。農業上，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統計，全國十一億四千萬畝耕地，有六億畝遭到破壞；全國原有耕牛兩千三百萬頭，戰時損失八百萬頭。猶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報》所指出的那樣：「就現在這樣的農村經濟形勢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最終將是農村經濟的枯竭和農村的崩潰！這將是敵人投降後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
正是長期戰爭的破壞，才造成了如下這樣一個結局：在抗戰結束時，重慶主要日用品的價格已經上升到戰前的一七六三倍。後方有些地區，主要消費品價格則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響是：「文官於如此情形之下，極難抵禦貪污的誘惑，軍官要不吃空軍饗，也必須作超人的克制。銀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張廢紙，中產階級已經從中國的社會消失。」22因此為填飽肚子和斂財預後而使官倒滋生，投機成風，國民黨政權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敗局面。尤其是恰當其時的「勝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餓極了、讒極了、也貪極了」的官員，猶如餓虎扑食，不擇手段。在中國大陸，凡是從中共文革期間走過來的人，只要稍稍回顧一下在文革中挨過整的中共各級官僚，於四人幫垮臺後又上臺時，所迅速表現出來的極度貪婪景象，便能夠領會出其中的「奧妙」來。正是這個奧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長期的衛國戰爭所造成，後者卻為中共的內訌、內鬥、主要是極權制度所造就。
至於在戰爭的廢墟上又爆發的那一場殘酷內戰，對於承擔了八年全面抗戰重任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自然只能帶來通貨的急劇膨脹，腐敗的迅速擴張，和黨心民心的日趨渙散罷了。這對於一個剛剛經歷了長期外戰、又在被迫進行內戰的政權來說，腐敗雖不是它失敗的原因，但腐敗卻成了它走向失敗的必然夥伴。這是任何一家政權在走向失敗時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場於八九年前後，特別是八九年後開始的「人人搞錢留後路、個個及時行樂」的腐爛現實，便是它的明證。
其四、在我們闡釋了國民黨戰後腐敗的成因，和國民黨非因腐敗而失敗之後，我們就可以再來論及為何國民黨腐敗就要迅速失敗，而共產黨千倍萬倍的腐敗卻至今未敗的原因了。
首先，國民黨及其政權失敗的決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場內戰本身。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在今日超過千倍、萬倍於國民黨腐敗的中共大陸，如果存在著一支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欲奪取中共政權的強大武裝力量，並且正在攻城略地，席捲萬里關山，則中共的迅速敗亡，怕早已成為「史話」。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國民黨於內戰中腐敗加劇這一事實，一方面則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戰所帶來的嚴重戰爭創傷，才在經濟上將國民黨政權拖到了面臨崩潰的地步，也才導致了通貨膨脹及政權腐敗狀況的出現。加之勝利接收中的腐敗行為和接收後在經濟政策上的措置不當，以及內戰本身對於通貨膨脹惡化的強刺激，和共產黨在國統區煽動學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話來說，就是到處製造混亂、動亂、暴亂所造成的惡果，這一切加起來，也就普遍地導致了人民對內戰中之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並由是而加速了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數」的一個結果。而這個「天數」，便是三十八年來從未間斷過的外患和內憂對於中華民國政權的交相進攻，以及國際國內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內外勾結，合縱連橫，旨在阻斷中國民主進程和顛覆中華民國，所共同造就的一個悲慘歷史結局。如果我們再設想一下，抗戰勝利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發動的那一場殘酷內戰，中華民國也如同戰後的其它國家一樣，得以休養生息，一邊治理戰爭所留下來的創傷，一邊從事新的和平建設，則縱使腐敗一時難靖，亦不至於轉瞬即已走向敗亡。更何況其民主國體的迅速建設，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進步與經濟發展，又勢必會促使我們的祖國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道路之上呢。這自然不是臆想。因為失敗後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既已經提供了它的證明，中共大陸政權亦早已從反面提供了它的證據。如前所說，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國國民黨的美國中國問題「權威」費正清先生，在臨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確結論。他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是能夠將中國領向現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兼論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民主派知識份子的弱點、錯失和教訓
在近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進程中，中國的傳統知識份子們亦如這個過渡期的中國社會一樣，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甚至是裂變。他們當中有些人為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不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卻在知識文化上乃至修養上，都在為自己進行著艱難的更新；有的因屬幼稚，而不能對革命時代的複雜和反覆狀況深所理解，至於灰心喪氣；有的則由於傳統知識份子的本相未變，而與十九世紀歐洲共產主義思潮一拍即合，從而走上了俄式共產革命和傳統農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即從辛亥之後到中共在大陸復辟專製成功，中國的傳統知識份子，恰恰是在這樣一個革命與「革命」不分，進步與反動不明，科學與愚昧糾纏，民主與專制從理論到實踐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裂變和重大的分化。由於上述種種的原因，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從傳統型知識份子轉身一變就成了共產派知識份子——陳獨秀、李大釗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先驅，魯迅、茅盾、郭沫若是他們在文化上的代表，范文瀾、翦伯讚等則是他們的繼承人。他們全盤否定傳統，又全盤接受馬列；全面批判祖國正在艱難推進的民主過渡，又肉麻地歌頌新沙皇斯大林的專制俄國。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們不僅吸引了一批傳統型的小知識份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識青年，從而造成了一股強大的「共產派思想文化潮流」，充當了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奪權造反以顛覆中華民國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絕傳統、滅民主、求共產的急先鋒，直接為中共於中國大陸復辟專制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雖然曾高喊著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以反對正在艱難中推進民主和自由的中華民國，但他們在本質上與實際上，卻是一些穿著共產主義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傳統型小知識份子，與真正的民主派知識份子絕然無緣。其歷史的過失，已經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處於轉型期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傳統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識份子的過渡。五四時期對學生「採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五四時期曾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學的胡適之，以及後來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儲安平等，便是他們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驅者和代表人物。他們大都是在西方留過學的知識份子，既有對民主政治與現代科學的體驗，又有學術上的專長。他們的特點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國能夠走上與西方一樣的民主與科學道路，因而才會不遺餘力地與土生土長的共產派知識份子相抗衡；缺點，則是因目睹已經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會，因而又對中華民國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以及這一過渡的速度、範圍和程度，常常懷有不滿。猶如今日某些臺灣背景的美國華僑，特別是其中的某些學者們，所表現出來的對臺灣的不能滿足和不斷指責一樣。雖然出於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專制勢力亟欲顛覆新國家和新制度的艱難時代，便極有可能因與敵人同唱了一支歌，從而為共產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誘變。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學求職的辛酸而終生懷有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怨懟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對西方民主制度和擁護東方專制制度的道路。這在實際上與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錯失乃事同一理。對於沒有在西方生活過的人來說，尤其是沒有在美國生活過的人來說，是誠難理解透徹的。聞一多由是而從反對現實的「不民主」走上了為中共所利用的不歸之路；朱自清則以所謂「不食美國麵粉」的叔夷伯齊之風，竟成了中共的戰利品和宣傳品。
其三、辛亥之後的中國，一方面雖然處在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中，一方面又因為惡鄰蘇俄的蓄意顛覆和日本帝國的公然侵略，因而，愛國主義的理念、情操和情緒，便承襲著我們民族最為源遠流長的內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處於轉變期的知識份子，力圖超然在黨派與政治觀念之上，而以「愛國」相號召，相激勵。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忠貞激烈的愛國人士，有些人卻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因此，當有人只因奄奄待斃，才以高喊「一致抗日」來謀其一黨的生存時，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愛國者們，便立即與之一拍即合，甚至結伴為伍，直至為其奔走呼喊，製造社會對他們的錯覺。所謂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內戰、一致對外」的反政府高潮，不僅為中共所一手策劃，並在實際上為中共一黨的「救亡圖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為知識界的這些愛國者們不解國情，又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蔣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顛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轉變過程中，還有一批知識份子，因「求仕進」的孽根未除，因而，他們才明為要民主，實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罵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罵政府是專制和獨裁。羅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們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們心裏的民主，無非成了要由他們來「作主」的代名詞。由是，他們才會對民主和專制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極容易為中華民國在政治上的敵人所拉攏、所利用、所操縱。羅隆基為做官而退出民社黨，並不再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協會議上幫中共橫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事實，實在是這樣一些所謂民主派知識份子靈魂的活生生寫照。至於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內戰時期，戰爭形勢利於中共時，就喊「延期召開國大」，戰爭形勢不利於中共時，就喊「和談」的所謂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實際上早已成為披著民主人士外衣的共產黨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派知識份子，於中國由專制向民主之艱難反覆的過渡進程中，由於自身亦處在轉變期和分化期，因此，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時，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對、謾罵給了他們種種罵政府、罵執政黨和罵領袖自由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而當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已經完全喪失了上述種種自由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僅一去做人的尊嚴，甚至甘當專制統治的奴才和幫凶。因早已與毛澤東暗通款曲，並為了與中共演雙簧、「要民主」而天天罵國民黨、罵蔣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後連一次「發言」的權力都沒有爭到，便永不再爭了，就更不用說罵。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羅隆基，「解放」後只做了幾天的部長便被打為大右派，遂橫遭批鬥打擊而不能善終。「解放」前時時都敢公開辱罵蔣介石是獨夫民賊的郭沫若，「解放」後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將那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專制魔王毛澤東歌頌成了他和全中國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24至於一生為國民政府所養，晚年乃用著「紹興師爺」的尖刻文風，天天指罵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個世紀曙光」、即「共產主義曙光」的魯迅，則正如文革之後的周揚所為他悲嘆的那樣：「魯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門前等殺頭。」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這樣一些「民主」派知識份子，他們或已成為共產派知識份子；或暗中早已是共產黨；或因懷有過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產黨的統戰對象。非但懷共坐大，而且擁共作亂。但是，等到真正的專制和獨裁已經復辟時，他們有的僅為全一己之身價而助紂為虐，直至成為一批無恥之徒，即今日中國大陸人民口中的「老賊」，如費孝通、周谷城、史良這一夥至死都仍然要「梳妝作秀」，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們。這裡面固然有時代的重大原因，共產主義思潮的侵擾與欺騙，和處於轉變期因思想混亂、時代混亂所造成的個人悲劇，但是，其作為一種弱點、錯失和教訓，是否也應該使我們新一代知識份子們，能夠「悟已往之不諫」，而「知來者之可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