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中國大陸去年被低估的兩本傳記中，一本是《我和父親季羨林》，另一本引進臺版書《巨流河》雖然被列入榜單，但卻因被「靜悄悄刪改」了許多而少了幾分成色。
按理說，有公正心的評委們都應該注意到《我和父親季羨林》的價值，也確有幾個書榜初評還用它點綴了一下。知情人稱，對季承先生這本書的打壓出自高層。想像得出的理由無非是，它戳穿了又一個大師神話，還原了有缺陷的季羨林的人生圖景。這當然不合輿論控制者的口味，點到為止的「封殺」已經算網開一面了。更重要的或許是，大眾也不買季承的賬——他們不願意接受平平常常的偉人，因為那太不傳奇，太缺少仰望的高度。仔細想想，「仰望」這種姿態似乎是從小就有的，對課本上的每一個鉛字，老師都教會我們匍匐。在很長一段時間，那些被國家欽定的字詞，仍然對我們發出強硬的指令。
季羨林先生是一個真性情人，在精研學問之外，也有一點點虛榮心，甚至不乏隨波逐流的機巧。但被傳媒數道脂粉數道柔光處理之後，不免高大完美起來，一些各有所圖的鼓舌者，言之鑿鑿地編排出一串又一串佳話、軼事，他們以為如此便可以封閉通向真實的道路。令他們花容失色的是，季承先生拿出了自己用心寫的文字。《我和父親季羨林》一書因為愛而顯得殘酷，便給某些人留下了惡意發揮的餘地。
季承先生文字平實，將所見所想娓娓道來，清新可讀。他所講述的季羨林先生的故事，其實是文化撕裂的必然結果：不止一代人喪失了人生的正當目標，在意識形態的強力塑造下，或積極迎合或消極配合，最終大都丟失了人性。描述父子之間的不和諧，難免有譏諷，但基調仍是惋惜和痛惜，他不願意一個正直、有才華的父親就成了這個樣子。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曲人性的輓歌。坦率地說，我從季羨林先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不願意正視的人格缺陷。
新年伊始，季承先生又推出了《那些不為人知的事情》。這可以看做《我和父親季羨林》的續集，講述季羨林先生的日常生活情景，他的生活習慣——看報、散步、飲食等等，讀來令人頗感親切，但讀到他飼養的那些貓的結局，和「季荷」的枯寂，則不免讓人嘆息再三。裡面描述他的吝嗇與豪氣，一直埋在心頭最後時刻才曝光的異性情緣，以及與胡喬木等政治要人的交往等等，比第一本更細膩和深刻。他對毛澤東「一分為二」論的批評，以及臨終前所做的絞殺秦始皇的夢，似乎展示了其內心深處那股不馴服的性情，格外令人遐想。
更有意思的是，在講述季羨林先生文章背後的故事之餘，季承先生首次點評父親的為文與為人，他坦誠而獨到的評論遠勝那些諂媚者的恭順「解讀」，可以幫助讀者重新打量季羨林的那些傳世之作。如果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被刻意遮蔽的季羨林先生一下子就活在我們眼前。接受一個從「國瑞」符號變為活生生的人的季羨林，對許多人而言，還有一道心理坎要過，跨過去了也就知道感謝作者了。
臺灣齊邦媛先生的自傳《巨流河》，慘遭無情閹割，仍算得上一部光芒不減的真摯之作。作者一生艱辛，目睹「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家國淪喪，故土難再。行將走完生命歷程，猛回首，卻發現滿目瘡痍，心無所歸。「到了晚年，常常幻想在北國故鄉，若是還有祖居三間瓦房多好。春天來時，也許會有燕子來到屋檐筑窩。」讀之令人涕泗滂沱，悲情難抑。不啻為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之心靈悲歌。由此看龍應臺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不免情緒過剩，有點文藝女青年腔了。家仇國恨，貼得太緊了，就極易扭曲人的情感，變身怨婦。
作為臺灣2009年「1949歷史熱潮」暢銷書中唯一在大陸成功出版的作品，臺媒為《巨流河》成功「登陸」而額手稱慶。「讓臺灣觀點西進大陸，讓不同的聲音能夠被重新聽見。」報導稱，作者甚至刻意將簡體版書封名字改成正體字簽名體，希望以此表達她的立場。但犧牲可謂「巨大」：簡體版相較於正體版，減少了15%的篇幅。豆瓣網友細心對照，給出了一個閹割列表：總共刪去一整節、20餘段又8句，替換更改數處，以「解放軍」代「土共」，以「蔣介石」代「蔣總統」等等。「刪減」基於某種可意會的政治考量，也不乏神經過敏之處——本欲刪除書中描述臺灣文學發展篇章，但在作者堅持下才最後獲得保留。
其實，為了「還鄉」，作者已經做了非常大的妥協：執筆重寫了第十章《臺灣、文學、我們》，同意用河流寫意圖替換轟炸重慶做封面。「我確是用了時間和心力在讀一校稿，希望減少編者的困難，也不傷我文學作家的骨氣。」她甚至表示可以「體諒與同意」「刪節」。大陸本著力所刪削的除了「反共文學」介紹外，便是對大陸文學界在國際交流中打壓、抹殺、邊緣化臺灣文學行徑的控訴。
「刪節」其實不是問題。有刪節傳統的中國，一直有自己不成文的做法。刪可以，但至少要告訴讀者在哪個部位下手，刪了多少不齒之字。遠的不說，2009年6月出版的《浦薛鳳回憶錄》就是照此辦理的。出版者黃山書社光明磊落，在出版說明裡一一註明自己的「技術處理」原則：去中華民國化——民國紀年改為公元紀年，臺灣當局有關單位名稱加引號；處理政治立場——刪節並註明所刪字數。採用此處刪去幾字的方式，儘管有勞讀者雲裡霧裡猜，但終究知道個方向和輕重。人家能如此處理，自稱有良知的三聯書店為何不置一詞，難道汝視讀者為草芥乎？
似乎是好面子，怕讀者小瞧了自己，實則乃奸商作風，擔心讀者不買閹割後的產品。在網際網路時代，此種掩耳盜鈴之術還是少用為妙。
馬英九先生最近指示，要稱「中國」為「中國大陸」，既有扳民進黨「去中國化」之意，也有回應中國大陸矮化拒斥臺灣之力道。「一個中國」，對某些缺乏平等理念的人來說就是，中國由大陸和臺灣構成，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大陸不是臺灣的一部分，他們潛意識裡的這種東西或可名之為「不可逆共生關係定律」。當我們立場與別人不同時，別人得無條件修改自己的言論。前不久，我在新華書店無意間看到了並排躺在一起的兩本臺灣作者的著作，一個在作者前標注「中國臺灣」（《臺灣史》），另一個只註明「臺灣」（《大撤退》），這反映出大陸在處理臺灣作者身份時的無奈與尷尬。
被處理是共同的命運和待遇。格式化了的作者觀點，總讓人懷疑是假的，思想的連貫性、思維的邏輯都會嘎然終結。大陸讀者享受的或可稱之為「猜謎式閱讀」：讀的全是許可的觀點和事實。誰都似乎沒有辦法——政治正確就可以做到這一步。為什麼那麼多讀者在大陸看到一本臺灣作者的好書，就下意識懷疑被閹割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