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我想他的意思是：想知道今後我們會去哪裡，歷史能告知我們曾去過哪裡。用樂觀眼光看人類史，其流程可以說是寬容和自由漸次戰勝專制和暴政的過程。但血腥的歷史圖頁依然告訴我們，在追求美麗新世界征途中，我們經歷了怎樣的鮮血淋漓和死亡紛紛。二十世紀像我們的青春一去不復返，也已把自己的印記烙在歷史的前額，這烙印中分外醒目的，除了上半期無窮盡的戰亂外，還有下半期的文化革命以及作其前奏的大躍進。在全民族迷狂的日子裡，無為縣的作為無疑是整個境況投射的一個影子，給我們解讀那段荒誕的歲月提供豐厚的想像空間。
安徽省無為縣的經歷是一段濃縮歷史，四九年渡江時，劉鄧大軍從這裡千帆競發，五四年遇洪水氾濫衝破長江大堤，政府放貸款、送口糧、捐衣物，大災之年無一人因缺糧少吃而喪生。黨再次扮演了救星的角色。此後，作為消滅地主、資產階級，建立這個星球上最先進位度一部分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全國掀起後，無為縣也不落後。
宣傳機器的有效運作，舊時飢餓刻骨銘心的傷痛讓農民義無反顧投入到合作化浪潮中。這種不顧客觀現實的作法卻遭到生活本身的頑強阻擊。平均分配制度下勞作積極性的缺失和氣候反常的來臨，讓先前美妙設想像眩麗肥皂泡在空氣中破裂開來。收成不理想，大部分人家缺衣少柴，生活全面惡化。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農民們紛紛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結隊搶分集體的存糧，有的公開責怪政府，一時人心惶惶。政府的動作如救災時一樣迅疾有力，省、地派來工作組，對他們進行嚴肅批評，進行「整社」。期間，還派來了一位華東地區一級宣傳員，他在一次萬人大會上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賬單算清楚，有大軍渡江時的損失賬，剛解放時的救災賬，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全國各地派來的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農民們被嚇住了，雖然他們覺得這和開始說的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的說法有些矛盾，但政府不是好惹的，天底下也沒有免費的午餐。賬目的龐大和未知的莫明激起他們無所不在的恐懼，從此沒有人再要退社，此後，合作化在全國轟轟烈烈推開，翻開當時的報紙，狀寫大躍進的空前速度、人們自願加入的鼎沸心情的篇章鋪天蓋地，他們在歡呼一個偉大世代的到來。
一個風起雲湧的轉型期也必然是一個泥沙俱下的時代。對革命的神秘圖騰最終讓我們有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的感覺。作為人類史上第一波的法國大革命領袖們信奉這樣一句話：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而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虛弱的。以當時的標準衡量，為文化革命催生的無為縣第一書記姚奎甲是兼俱「美德」和恐怖的人物。這一人物的意義在於讓我們看到，沒有制度的抵制和約束，人本身的邪惡會怎樣的肆無忌憚，當不具同情心的權力唱著道德的高調又會怎樣損傷政府的公信力，讓民眾失去對正義和永恆的信仰。
五九年，在天災加上人禍使飢荒漫延開來時，無為縣各個公社都死了人，面對哀鴻遍野的慘狀，姚卻在會議上說：現在農村究竟有沒有糧食，我們的回答是糧食不但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的問題。問題的癥結已經找到，姚開始動手了，在隨後的「反瞞私產」運動中，僅無為縣福民鄉古樓農業社就有36人被捆、綁、吊、打。東河大隊隊長被斗時，受到打、拖、凍的待遇。在隆冬寒季把衣服扒光，用冷水澆的殘酷打擊。姚的工作方法改變後不久，成果大量湧現了。劉渡公社在糧食入庫時，先報一天完成20萬斤，經批評，思想作風問題解決後，增加到每天70萬斤。依照無為縣各公社上報的數據看，各公社不僅不應該餓死人，簡值拿糧食來鋪路都綽綽有餘，這也難怪姚說糧食問題是思想作風的問題了。只是隨後不久，無為縣大量餓死人的問題到底是暴露了，姚旋即調往徽州地區。
當然，無為縣還多人還是記得姚的，他的「美德」讓人感受到的只是死亡的氣息，但他的恐怖卻具體而實在，像掛在天空中太陽一樣耀眼。無為縣響山公社的幹部，因怕姚奎甲來，從牛嶺到公社，一路上村村豎了旗子，姚的黑車子一到，各處旗子就放倒，幹部們一見這個標記，公社只留個別人接待他，大多數幹部就躲開了。高溝公社一次正開黨委會議，聽說姚來了，黨委們立刻解散，有幾個黨員騎著自行車就跑。公社幹部在姚面前兩股戰戰，幾欲先走。黨內高級幹部在基層幹部面前充當類似於死神的角色也算是空前絕後了。然而，我們無法否認姚在訓斥，甚至打罵下面的幹部時滿懷著實現理想的激情，他不過是那臺巨大機器上瘋狂運轉的一個軸承而已。他對虛無飄渺的烏托邦世界信以為真，他覺得自己拾到了一張黃金世界的預約券，於是狂野突進。只是像我們這樣見證著歷史的輪迴反覆和人世的興衰悲喜，是無法不產生莊周夢蝶或者是蝶夢莊周這樣的幻像的！於此，我突然記起昆德拉先生在《玩笑》這本小說中所說的一段話：人們陷入了歷史為他們設計玩笑的圈套，受到烏托邦的迷惑，他們拚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是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卻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裡，這樣的時刻使我想到，歷史是喜歡開懷大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