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最近兩年很少讀小說了，真是一件不小的遺憾。當然，要讀也不會讀中國小說，因為中國的現實遠比中國小說家的想像力「出色」很多倍。在這樣一個百弊叢生的時代，一個發生醜惡新聞遠超人類想像力的國家，中國當今的小說家從本質上不值一提。這是一篇我十三年前為我供職的刊物開設先鋒小說「多面體」所寫的開欄言，對此我仍認為並不過時，因此貼到敝博供博朋友們欣賞。2011年2月19日9：18分於成都
我的朋友張打田曾講過「兩個窮人的故事」：有一天，窮人甲在街上撿到了五塊錢，碰巧他是個喜歡抒情和誇張的窮人，於是——「哇，五塊錢廠——狂嘯起來；窮人乙十分冷靜，暗地裡瞄準時機，抓住把柄，好勇鬥狠，就硬說窮人甲所拾得的五塊錢完全與他掉的五塊錢一模一樣（包括上面的指紋)。兩人爭執不下，訟至公堂，被青天大老爺各打五十大板，沒收那起訟之物——五塊錢。並告誡兩個窮人：窮人甲，你以後再也不要(也不能)撿到錢了，免得你繼續抒情，倘若你繼續抒情，本府一律視為你撿了錢財處理，那你就不能說我有意搜刮；窮人乙，你也別幸災樂禍，不管怎樣，你不能利用別人熱愛抒情的毛病進行敲詐，否則我將視你為訟棍，並加判「無中生有罪」。
打田故事的漏洞，我不想去填補它，但它使我想到小說目下的處然，雖然我不敢說我這種聯想有多大道理。小說（文學）的危機，說的人似乎是不少的。圈內的人說，可能有怕下崗撈不到飯吃的真誠；圈外的人說，一面是好意的幹著急，另一面是不解別人的困窘，如若是弄不好，就變成了並不友善的幸災樂禍。但小說的面臨 「下崗」，在中國，卻與外國有些不同。外國的作家離我們遠，現在通通把他們懸置起來。單說我們現今的小說，讀者少得如同配給制時代的糧油供應相媲美。但這樣的尷尬，卻像是一出聯袂演出的雙簧戲，有點像「兩個窮人的故事」，是圈內人與圈外人的共同勾當。像我這樣既非了無挂礙的讀者又非職業作家的編輯，只能得出這種看法。
在小說創作與小說欣賞中不乏如下讓人啼笑皆非的景觀：作家拚命說自己的小說「純屬虛構，望勿對號入座」云云；讀者卻挖空心思把現實生活中的某個人物往小說上靠，偏要對號入座，與小說家較勁。作家說自己小說是虛構，純屬是多餘的廢話，而且表明瞭自己沒有強勁的想像力的底氣，這樣的人其實不必來寫小說，他可以去幹四化的其它事業；而讀者讀了小說，硬要往小說中對號入座，既表明瞭讀者在生活中的實用主義稟性侵入了想像的領地，也預示了讀者對該作家的皮裡陽秋，即證明了該作家想像力的貧弱，因而是不值得佩服的。而這兩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導致了要命的後果：即我們的好小說是如此稀少，而時下看似繁榮的小說，多半確屬沒有絲毫趣味的垃圾。
誠然，像這種公開蔑視想像力的「兩個窮人的故事」，似乎越來越少。但是，那種骨子裡面對想像力的漠視仍是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通病，很多作者和讀者仍舊屬於 「兩個窮人的故事」裡的主角。作者想像力的貧弱，造就了一批對想像力無動於衷的讀者；反之，讀者過分實用主義的要求,又使小說的可能性受到了致命的損傷。
著名作家納博科夫曾說，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我認為這比那些用小說唱高調的人，更洞穿、了小說的要害。因為好的小說家就像魔法師一樣，他們比別的人更容易明瞭小說的無限性,並且知道用各種不同的操作方法來抵達這種無限。我們得承認讀者閱讀小說的目的是不盡相同的。有人想從中受教育,有人想打發時間，有人是「偷得浮生半日閑」，有人想從中獲得智性的愉悅。自然，這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倒是打麻將的人的心態有值得類比之處。打麻將的人並不全是職業賭徒，有的是為了佔小便宜，有的為了「屠戮時光」(kill time)，有的是在於玩麻將過程中的無限可操作性，即遊戲的愉悅完全主宰了玩牌者的身心。
其實作為一個優秀的讀者，不必像納博科夫在《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一文裡所論證的那麼繁瑣。一個人只要他像迷醉麻將中的無限可操作性一樣，迷醉於小說裡所體現出來的無限可能性，那麼他就是我們想像中的優秀讀者。另一種有關此種的不同表述法，是新小說派作家阿蘭•羅布—格裡耶在評價他的同行克洛德•西蒙作品時說的：「人們讀他同一本書可以通過一百種方式去理解，並可以賦予寫本書的人以一百種面目。」說簡單點，讀者與作家的優秀與否也正是顯現了審美與實用的差別。小說家本著教育人的目的而寫小說，已經是舊日小說的慣技，即作家與讀者的關係，是建立在教育與被教育基礎上的，作家成了無可置疑的教育者，而讀者則成了被動的受教育者。說得再惡毒一點，作家成了虐待狂，讀者成了受虐狂。用不著太多的智慧，人們都知道這種關係總是不美妙的。但讓人奇怪的是，直到如今，作家與讀者總是在不知不覺地維持這種莫名其妙的關係，想起都讓人氣短和深感無趣。載道不是不可以，但關鍵是，如何把這樣的目的表達得有趣，顯示出他們在小說寫作上與眾不同的敏慧和控制能力，讓人感到小說發展到今日所達到的必然高度與進步，這才是小說家應著意解決的課題。
有一些人在教育我們，生活多美好。如果他們把生活的無限可能性和不可預見性，看作是人們熱愛生活的真正動力的話，肯定更讓人從內心裏樂於接受。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看，小說與人類生活的聯結才成為一種內在的必然。人們喜歡讀小說，固然有許多原因，然而有一點最為可心的無疑是，小說給予我們的無限可能性、閱讀的樂趣以及智慧的歷險。
博爾赫斯在小說《赫爾伯特•奎因作品分析》裡，評價一位並不存在的作家奎因子虛烏有的小說《三月四月》時，分析《三月四月》所使用的多線索的倒敘手法，使小說成為一棵倒著長的「故事樹」，「樹」上的內容都不相同，每一個故事的枝椏上都存在著無數個故事的「分櫱點’如果不加控制的話，它完全可能代替或覆蓋現實世界，就像博爾赫斯另一篇小說《特隆，烏克巴爾，奧爾比斯•忒蒂烏斯》一樣，「世界就是特隆」。而《三月四月》此怪異的無限性，卻包含在博爾赫斯獨特的關於小說亦即「元小說」的故事謎團之中，又罩上了一層關於事物可能的可能。
稱引博爾赫斯目的，無非是為了給我們開設的「多面體」這個小欄目，找—個實踐小說無限可能性的導師。而編輯這個欄目的初衷無非是，為作家展示可能的小說，並讓讀者明瞭小說的可能，溝通作者的小說嘗試與讀者的文本閱讀，做出我們些微的努力。我不敢說刊載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其不可代替的獨特價值，但他們在其間的嘗試和創造，比如對故事的著迷(包含著有意味的形式)，對故事的因果關係及其結局的顛覆(瓦解讀者慣常的閱讀定勢和心裏期待），對順溜事的生澀描述(是一種對浩蕩的敘述才華的自我控制），擴大想像力的邊疆，模糊現實與虛構的界線，打破對小說認識的固有套路，簡略大的故事線索和蘊蓄細部的驚濤駭浪，對對小說的可能性的探索諸方面，都取得了相應的實績。更為重要的是，為我們一些閉門自大而又粗製濫造的本土小說家提供了一扇開眼的窗口。
時下似乎有一種時髦的論調，即把小說的不被人重視，當作小說危機。其實，與其讓小說承擔不屬於它的義務，還不如讓小說在真正的小說家筆下，肆意地展示其無限的可能性。在我們看來，用小說唱高調才是它的真正不幸與危機。
1997年10月11∼18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