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文革長一歲，六五年生。我記事時，文革已暮年。和多數人一樣，我也認為，「九一三」事件，是文革進入強弩之末的標誌。
我們那一代人，雖年紀尚幼，卻已普遍具備強烈的領袖崇拜意識和非凡的「是非」辨別能力（後一個能力是自定義）。起碼知道毛和林是最偉大的，是不可分割的，是數一和數二的。
有一天，大院裡幾個年齡相彷的小孩在一起玩，有個胖胖的傢伙左右前後看了看，又跑到四周察看並遠眺一番，其它小孩詫異地望著他，不知他所尋何物。然後他回到我們中間，壓低嗓音，彷彿怕把誰吵醒，說，林副主席給打倒了。
我們如同前幾天猝然目擊一個上吊的人，驚的瞳孔放大，嘴巴微張，目光迷離，如同被魔法定格，咒語就是他剛才說的那幾個字。片刻寂靜之後，幾個小夥伴狼嚎般叫著扑向「魔鬼」，就是那個胖傢伙，痛毆。
我們震驚的，不是林總被打倒，而是這小子居然如此反動，敢說林總被打倒了。
當最終證明反動的不是他，而是林總時。我們便有的干了，紛紛把家裡的語錄，書籍，雜誌找出來。在林彪及其黨羽的名字和像上，或打叉，或塗黑，忙的不變樂乎，且油然而生成就感。自認為給革命做著貢獻，在能力範圍內。自豪，驕傲。
還是那個小胖墩，塗抹林彪畫像過程中，不小心塗了一筆在毛的臉上，當時的新聞照片以及政治宣傳畫，絕大多數都是毛林在一塊，或一前一後，或一左一右，或交頭接耳，或相視而笑。親密如夫妻。結果，這小子慘了，二度遭打。
好在我們小，沒多大勁，他沒留下硬傷。同樣的原因，我們也沒向大人告密。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這傢伙威脅說，如果我們敢告他，就把我們偷家裡零錢買糖果，用鐵條開父母抽屜鎖的事抖落出來。我等權衡利弊，遂作罷。
穩妥起見，我們還積極協助銷毀「罪證」，將畫像扯下，撕碎，廁所沖走。整個操作過程，心驚肉跳，不，是驚心動魄。因為這是對領袖更嚴重地褻瀆，雖然上面也有反動的副統帥。那種罪惡感伴隨了我們很長時間，有一段時間，小夥伴們見了面都不自然。
此後，這個小胖傢伙只分管找出林彪等人的字樣，不再參與塗抹。
前面說的那個上吊的人，上吊原因，坦率地講，不是遭政治迫害。是個女孩，比我們大，我們叫大姐姐。死因有多個版本，一說內衣被盜，一說洗澡遭窺，還有因戀愛受家長痛責，反正事關清譽。也可見文革時，對性純潔的病態標準，足以殺人。我還記得她用於上吊的黃色背包帶，像垂死掙扎的青蛇糾纏於她剝皮鬆樹枝幹般僵硬扭曲的項頸上。
記得我們學校組織去省城展覽館參觀「周恩來生平攝影展」，想不起哪一年了，好像粉碎「四人幫」不久。
參觀過程中，大家仰著的臉一律呈現景仰神情。有一個同學，平時就經常受欺負，也是同樣敬佩的表情，就是手勢不對。如果想強調一幅照片——用手，正確姿勢是，五指併攏，手心朝上，斜上方伸直手臂，類似現在飯店侍應生請客人上樓入席的動作。而這孩子只伸出一個指頭指指點點。於是出現了一陣小騷動，凡是手能夠著他的，就伸手扇他頭；手夠不著的，就用腳踹；手腳都夠不著的，便厲聲喝斥。慚愧，我也踢了他一腳。面對領袖相片，肢體動作來不得半點馬胡，否則就是大不敬，如果處於公眾場合，立馬招至禍端。可見當時的政治「規訓」有多麼徹底。
那天去幼兒園接弟弟的路上，我走的急，因為我有事相告，是刺激人的消息，暫時還不能公開。
拉著弟弟的手，走出一段，環顧四周無人，我告訴他，王洪文被抓了——這是我從大人那裡知道的。弟弟一驚，眼神中掠過一絲恐懼，以為我在說反動話。我強調其真實性，他狐疑地問我，是不是能喊打倒王洪文了？我表示可以，但要小聲，因為還不能公開。於是他壓低嗓門，與其說是喊，不與說是念，小聲念了一遍打倒王洪文。又念，音調漸高，被我制止。一路上，凡是沒人處，他就低聲念叨，很興奮。
現在想想，當時他那麼小，也就四歲，不可能覺悟這麼高，能提前洞察王洪文不地道，獲悉其被糾出，因遂願而喜。
從這件小事，可見當時的政治生態之畸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姓甚名誰，一個四歲的小孩居然已耳熟能詳。這甚至是愛不愛國愛不愛黨的衡量標準，荒誕吧。
至於他絮絮叨叨了一路「打倒」，也許是因為成天「擁護擁護」說膩了，乍一「打倒」，新鮮。另有一種終於可以褻瀆「神聖」而帶來的原始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