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內地受突尼西亞、埃及及中東局勢影響，全國13個城市出現「茱莉花革命」的集會，於是掀起了內地是否會出現大規模民主化運動的討論，不論是《明報》社評，抑或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先生，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以經濟因素去剖析內地出現民主化運動的機會，筆者認為只以經濟角度考慮並不足以分析全局。
昨天(22-02-2011)，明報社評提及現今世界的「大氣候」是追求經濟的全面復甦，中國的「茱莉花革命」集會只是「小氣候」，「在經濟榮景之下，一切構成撩動群眾運動的弊端，都會暫時被掃入地氈底。」劉銳紹先生也提及聯合國的調查：「當人均收入每年達到1000美元，當地的公民意志就會抬頭；當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時，當地的政治訴求也會抬頭。」兩者的論述只是把人民的政治願景和經濟環境作一完全掛勾，而忽略其他可供參考的因素。
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社會的向前發展會達致整個社會規範的轉移，首先是經濟、文化以至政治，然後民主化運動便會出現，這種說法是假定了社會的發展是單向的，其實，再封閉的社會，也具備多元發展的特性，而且，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當新的社會價值及新的社會規範出現，舊有的價值及規範並不會隨即被打破，一些傳統的價值也會被保留下來，例如宗教價值，這樣是較切合事實的。但不能否定的是，文化的轉變，尤其是個人愈趨自主是民主化出現的其中一個因素，無可否認地，現今中國也出現此類型的轉移。
其實，整個社會正是不同利益集團利用不同價值觀進行融合或角力，不同價值之間有可能是對立的，因此，民主這種價值也會與其他價值對立，再精確點說，支持民主化會與某些既得利益者(或當權者)相互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視乎那些既得利益者所享有的權力及影響力，民主化的過程應是會被壓抑及被拖慢的，我們可見現今中國經濟發展急促，但政治改革的步伐卻遠遠落後，中國不大可能出現類似「茉莉花革命」的浪潮，正是因為內地政府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利用法律及合法暴力進行壓抑的結果，而非只是因為經濟的強勁表現。
我們討論中國出現民主化的可能性，無可避免要討論民主化的先決條件，其中最值得關心的問題是：究竟民主意識在社會中是如何產生的呢？《A Revised Theory of Modernization》(Ronald Ingel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5)一文指出現代化產生的文化轉變會增強個人的自主意識，因而使整個社會趨向民主，亨廷頓((S. P. Huntington)或許較為深入，他說經濟生產模式現代化以後，不同的社會組織會產生政治意識，因而增加參與政治的頻度，政治制度的現代化(民主化) 會隨之而出現。
首先討論個人自主意識的問題，這種意識的產生，是否代表等於人們同樣地產生政治意識？事實卻不然，這是一個可以以經驗認知的問題，一個個人意識強烈的社會裏，有很多人對政治仍會漠不關心，他們的個人意識，很大程度會運用在追求個人生活質素的提高，或是其他利益，而非對政治產生很高的注意度，縱然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政治的關注度會有所提高，但這種程度的關注不足以改變政治制度，甚或民主化產生足夠的動力，筆者認為內地正處於這樣的狀態。
至於社會團體參與政治的問題，根據亨廷頓的說法，現代化加速了社會的流動，因而人們與不同的團體建立關係，而這些團體對政治的參與會促成政治制度上的現代化，但這樣的分析似乎假定了每一個社會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人們有自由結社的自由，團體參與政治的自由度又高，但並非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是如此，內地可算是一個經濟現代化的社會，但明顯也是一個政治上不太自由的社會。國家經濟走勢強勁的話，個人甚或團體對於政治的衝擊相對地低，就算經濟突然下滑，如果是政權是穩定的話，民主化的機會也相對地低，如果中國的經濟面對突然的滑坡，人民對貪污、人權、民主等政治議題的關注度也許會有所提高，但也不足以令整個政治制度進行規範的轉移。
各國的學者假定了民主化前，現代化後整個社會產生一種集體的民主意識，就會達致民主化，但事實是，民主化或政治制度的轉變往往是由少數對民主較為激進的人主導的甚至取決於支持改變及反對改變的利益集團中少數人之間的角力，他們通常是社會上的精英，教育水平較一般人高，於是，整個社會教育水平提高以後，精英階層的取向如何便決定了該社會政治走向，因為這些社會精美可能會被社會甚或政府吸納，他們一旦進入建制或成為建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對政權的反動力也就相對地減低，一般的論述都忽略了社會精英對於整個社會的規範性轉移的決定性作用。
由是觀之，純粹的經濟角度不足以作為全盤否定出現民主運動的理據，個人自主意識的提高，加上社會精英的作用才是決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