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撕裂的劉曉波

發表：2011-02-24 11:11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有歡呼，也有爭議。由於相當一部分爭議涉及原則理念和人格尊嚴，所以是很值得探討的。本文的評論涉及以下十二個問題：

一、對共產專制的認識
二、對知識份子角色的認知
三、關於「和平、理性、非暴力」
四、關於「四君子絕食」和「我沒有敵人」
五、關於《最後的陳述》
六、關於「悔過書」
七、關於「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
八、關於《零八憲章》
九、關於回國
十、關於「個人主義」
十一、關於三百年殖民地和臺灣
十二、關於人格統一性

現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鎂光燈閃完了，那陣關於諾貝爾獎的發燒也降溫了，但中國人自己對劉曉波問題的討論大概不會結束。為什麼中國人自己？因為我無法想像外國人能弄明白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這陣子不時想起殺妻後自殺的中國詩人顧城那句話：「老外哪兒懂咱中國人呵。」我甚至感覺，如果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以下簡稱《獨白》）翻成外文了，也不會有幾個外國人真看得懂。在西方住久了，真是越來越感嘆，中國人的確是頗有自己的「特色」，我從未在西方的「人物們」中見識過類似劉曉波的例子。

劉曉波被捕後，我寫過兩篇文章對他的觀點和行為提出異議（「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劉曉波最後陳述的爭議」），卻沒想發表關於他的更深一層的思考。現在劉曉波雖仍在坐牢，但他不僅有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巨大保護傘，成了「貴族囚犯」，也成了中國民運的代表和象徵性人物，所以對劉曉波的討論，就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我曾相當地欣賞過劉曉波，欣賞的是帶著個人主義氣息和獨立思考精神衝進文壇的那匹黑馬。四分之一的世紀過去了，今天劉曉波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卻不僅找不到當年那個令我欣賞和期待的劉曉波，甚至懷疑當年的對他的認知了。

坦率地說，在偌大的中國，任何一個其他人扮演了劉曉波的角色，我都可以理解。但劉曉波今天成了「溫和派、妥協派」的代表人物，成了一個群體的「頭兒」，一個團夥的「首領」，更寫出「最後的陳述」那種文字，我除了目瞪口呆，沒有更準確的詞形容。這不是誇張，而是有著相當清晰的背景和原因。

和劉曉波最早的一面之交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在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唸書，跑到北京去看西單民主牆運動；在回哈爾濱途中，因想跟吉林大學「赤子心詩社」交流在北京的見聞，所以在長春停留，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興奮地描述了西單民主牆、民刊的興起，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辯護等等。當時劉曉波在場。幾年前他在自由亞洲電臺憶往時，談起當年聽我描述民主牆時的興奮，但那時我對他沒什麼特別的印象。

●對共產專制的認識

我對劉曉波的欣賞，始於1986年讀到他那篇「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評論界對新時期文學、傷痕文學的一片歌頌之聲中，在「文學批評」整個成為「文學吹捧」的現狀下，劉曉波尖刻、毫不留情地一頓痛批，不僅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該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個觀點：中國文學缺乏荒誕感，中國作家「生活在荒誕中卻沒有荒誕意識」。該文在其他報刊發不出來，但在我們《深圳青年報》發表之後，引起轟動，一匹黑馬登上文壇。

當時他不僅在文學思考上獨樹一幟，而且從他的「在地獄入口處」、「人類之夢」、《選擇的批判》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對馬克思主義、對專制的認識也超過我當時瞭解到的其他同代人，對人生也在嘗試更深一層的哲學思考。雖然今天看來他的許多想法只是當年那個特定時空下的產物，但那種要掙脫群體思維框架的努力，頗令人欣賞。

記得大約是在1987年夏天，劉曉波帶著（他當時的）妻子陶力到深圳看病，我和幾個他在深圳的吉大同學接待。當時印象最深的，是我們一夥人在一家東北館子聚餐，痛罵一頓共產黨之後，曉波用中央電視臺播音員報導毛澤東死亡的調子，宣布「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死亡」，並帶頭給共產黨唱哀樂。那餐飯，因那一頓哀樂而非常開心。當時的劉曉波（起碼給我的感覺是）已經完全站在了跟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對立面。那年夏天，我們也曾一起去拜訪剛剛被開除了黨籍的方勵之，雖然那時的劉曉波已經不買被共產黨趕出來的人的賬了，哪怕他們是批評現體制的；也就是說，劉曉波當時的想法已經是體制外了，儘管可能並不太清晰。

後來在香港《開放》雜誌（當時叫《解放》）上讀到了他的「混世魔王毛澤東」，對他的徹底否定毛、否定專制制度十分認同和欣賞，認為他是中國知識份子中鮮見的有獨立思考精神的人。

儘管當時我已感覺到他身上有些「匪氣」（或說痞氣），但在那個被禁錮了幾十年之後剛剛開始鬆動的年代，對叛逆的欣賞，遠超過了對匪氣的那一絲不舒服感，甚至認為他是故意那麼「整」的。許多年之後才意識到，那種匪氣，不僅是他的一個外在表現，也是他思維方式的一部分。

以後對他的瞭解是在美國了。1988年我來到美國，他去了挪威，後也轉到美國。89年4月天安門學生運動爆發之前，我在洛杉磯，曉波從紐約打電話約我過去，說要開一個「劉賓雁現象研討會」，主要目的是批判以劉賓雁為代表的「第二種忠誠」和那些寄望黨內改革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他提出了知識份子要在精神上「跟黨斷奶」。他當時還談到希望我跟他一起編輯《中國之春》（回頭來看，那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那本爭得打破頭的雜誌，哪輪到連「中國民聯」成員都不是的我們去辦）。

我飛到紐約，和劉曉波一起住在《中國之春》主編胡平家的客廳裡，一直到他回國參加八九民運。這期間，由於爆發了學運，大家整天關注、討論的是北京的發展，所以關於「第二種忠誠」的討論會就沒開成。

胡耀邦去世後，國內知識界對胡一片讚美，好像他就是改革的救星，民主的代表。為此劉曉波在紐約《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胡耀邦逝世現象省思」的文章，毫不客氣地批判了中國知識份子對胡耀邦那種臣民對君王般的崇拜和依賴，那種感激「皇恩浩蕩」的卑賤；他尤其抨擊了知識界在熱捧胡耀邦這種開明皇帝的同時，卻冷淡仍在監獄中的魏京生；他更明確提出，我們到底是要魏京生，還是要胡耀邦？毫無疑問，他高度肯定了魏京生所代表的民間正面抗爭的價值。我對他那篇文章記憶深刻，因為當時一起討論過這些問題，我也在《中國之春》發表了一篇類似觀點的文章。

正因為劉曉波曾有這樣的基點，而且據我所知，他是第一個提出知識份子要跟黨「斷奶」這種說法的。而且早在「混世魔王毛澤東」裡他就寫道：「無論怎樣，專制還是專制，它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但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他成了遞狀子請求「修憲」(等於是需要和黨媽媽合作中國才能改變)的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對這種變化，我怎麼能不看得一個楞、一個楞的。

更荒唐的是，六四之後，在《獨白》裡，居然是劉曉波批評八九民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以至他曾要批判的「第二種忠誠」的劉賓雁都憤怒地撰文斥責劉曉波「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能夠找到什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

支持黨內改革派，在中國從來都大有人在，我不否認他們的作用。但那不是劉曉波的角色。許多人認同《零八憲章》的調子，我當然也能理解；唯有劉曉波，讓我不可思議。在中國文人那個圈子裡，鮮少有人像劉曉波那麼早就寫出了對這個問題的清醒認知。如此「迴旋」（二聲、四聲，東北話，大倒退），我實在無解。對共產專制本質的認識，只有到位不到位，卻不可能認清了之後，又糊塗到背過氣兒去。這不可能像對看不見的上帝，可以今天相信有，明天確信無。

事實上，如果劉曉波今天個人署名的文章也統統換成《零八憲章》的調子了，我也可以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直到08年入獄前，個人署名的文章，仍是否定黨內改革的路子的。而且在《零八憲章》簽署者中，你找不到第二個，二十多年來一路寫那些迎面痛擊共產專制的文章。但他主導的《零八憲章》卻被公認是「溫和、妥協、合作」的代表作，「它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許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余傑語）《零八憲章》或許對某些人有意義，但那是別人探討的事情。

我只談劉曉波，因為他不一樣。他也不像有些人，對這些角色的區別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都是「要民主」就是了。劉曉波二十多年前就很清楚了，知識份子面對專制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他對中國文人習慣依靠皇權改革的思路是相當蔑視、痛斥的。而且，他入獄前的最新著作就叫做《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是否定體制內改革的；就這本書接受BBC採訪時，他還明確表示，「過去無論是國內精英也好還是國外媒體也好，都非常關注中共政權，就是關注它出臺什麼樣的改革措施。但是，從我自己的觀察來講，事實上，中國的所有這些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是在大陸的民間社會。」

剛說完這話，他就去諫言中共「出臺」新政策了。這劉曉波到底是怎麼回事了呢？一手舉矛，一手執盾的？需要哪個出哪個？一方面撰文講話否認體制內，一方面又想得到所謂黨內改革派和開明知識份子的認可，成為那個圈子裡的一個「人物」，所以不能「激進」，要「溫和、妥協、講究策略」。於是就出現了「兩個劉曉波」：一個站在專制對立面的、痛斥獨裁的劉曉波；一個熱衷於一次次給皇權上書、欲做謀士、諫士的劉曉波。「甚至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它自己的利害得失來考察政治改革。」（程映虹語）我經常不得不相信，劉曉波在說哪邊的話的時候，都是非常真誠的。

如果劉曉波是經過了二十多年後，思想有變化，開始相信要依靠體制內改革，也不是不可理解。但他06年的時候又重發了「混世魔王毛澤東」一文，等於堅持和重申他二十年前的觀點：中國「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成民主制……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

在中國（或任何獨裁國家的）民主運動中，當然都會有體制內改革派，我在此無意評論他們的道理或對錯，只是想說，劉曉波成為他們的一員，更成為他們的代表人物，實在是滑稽透頂的事。如果他真相信體制內，那他就是搧自己文章的耳光；如果他真相信民間，那這種「上諫」又是為哪般？為「弄出點動靜」而作秀？還是指望在最小程度失去的情況下，獲得名利的最大公約數？

從胡耀邦死到今天，體制外、體制內改革一直都是兩派，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也當然不同。但絕大多數人，都有他們思維的統一性。比如戴晴。她二十年前就認為學潮打斷了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步伐，而且多年來一直堅持這種觀點，所以她今天推崇劉曉波有其一脈相承的思路（她當年應該是對「激進的」劉曉波不齒的）。但劉曉波不同，他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中，不僅否定了知識界對胡耀邦式人物的過高評價，更完全不把中國的民主進程寄望於黨內改革派。

但幾年後，他在《獨白》和「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又持和戴晴同樣的觀點了：八九民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如果這個和他89年在紐約發表的文章完全相悖的觀點，是他在八九之後的思想改變，他要借《獨白》懺悔的話，那最起碼，他應該首先痛悔、痛斥自己去參加這場讓中國「倒退」的運動，並成為運動的主角之一。但《獨白》的諸多自我批判中，並沒有這一項。

其他人推動中共體制內改革、政治協商等等，我同樣不認同，但可以理解。在八九民運中，戴晴、王軍濤等人是努力在學生和中共高層人士之間做說客，希望調節緩和，這和他們歷來寄望體制內改革的觀點有統一性。你看所有那些仍然對黨內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們，哪一個寫過劉曉波那種把共產黨罵到狗血噴頭、連祖墳都掘了的文章？哪有一個像他那樣謳歌那些對專制持「絕對反抗姿態」的英雄們的？

回頭來看，劉曉波的撕裂，其實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了。他可以幾個月前在香港和美國發表要推翻獨裁的文章，幾個月後在北京，說「打倒共產黨」是不民主的口號，他沒有敵人。如此迅速的思想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不是人格撕裂嗎？以劉曉波文章中對共產專制的痛恨，他應該是對有人敢在北京喊出「打倒共產黨」這個口號敬佩和欣賞的。

●對知識份子角色的認知

如果劉曉波真的是思想發生了變化，那他後來就不會繼續寫那一大堆對共產專制批判性絲毫不亞於88年在香港、89年初在美國發表的那種言論。但二十多年後，劉曉波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種自相矛盾的原點。事實上，這二十多年來，他在許多事情上都表現了這種自我的矛盾性。這令我無法不想起亞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人持續一種行為，就塑造一種品行。（Men acquire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constantly acting in a particular way.）

今天，劉曉波在個人署名的文章裡清清楚楚共產黨無可救藥的本質，卻在組織「集體活動」時承認那個黨的「可塑性」，這不合邏輯！如果喊民間抗爭的也是你，去跪下求黨的也是你，這不就像唱木偶布袋戲，左手舉個小人，右手舉個小人，倆人鬧著玩吧。思想和人格統一的知識份子不可能同時扮演各種矛盾的角色。

別人簽那種「給共產黨留足夠餘地」的名，組織這類集體活動，我不會多評論。但劉曉波另當別論！余傑撰文說劉曉波是把政論家和人權活動家兩個角色融合得最好的人。「能夠與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和各類活動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動和密切的聯繫的，除了劉曉波之外，偌大的中國還真找不出第二個人選來。」這話真是道破劉曉波的天機。

孰不知，這是兩個完全不可同時都扮演好的角色。優秀的政論家絕不可在理念上妥協、打折扣；他靠鮮明的觀點，凝聚理念的人心；而成功的活動家（類似政治家）則需要有所妥協，圓滑，他靠擺平各類人際關係，得到權力的最大公約數。而把這兩個角色放到一個人身上，必定是哪個都演不好。劉曉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為政論家，劉曉波那些在理念上妥協、自我矛盾、甚至黑白顛倒的言論，已經在異議人士中引起相當大的反彈。作為活動家，他和所謂「激進」的維權人士之間，以及獨立筆會內部等，有一大堆擺不平、處理不好的人際和金錢關係。

一個曾有個體意識，推崇個人主義精神的人，一個曾經「厭惡中國文化界拉幫結夥的群體意識，採取只看作品不見人的方式」的劉曉波，現在搶著要成為一個團夥的頭兒（它可以是有形的「獨立筆會」之類，也可以是無形的「牽頭人」之類），還拉幫結夥，形成利益小團體，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連基本的方寸都守不住。對此，我無法不刮目相看。他自相矛盾的言行衝突太典型了。

我相信劉曉波反抗極權的理念追求是清晰的。但上述那些思想分裂、人格不統一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除了尋求獲得個人名聲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我找不到第二種解釋。但追求個人名利並不是我要非議之處，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要把個人名聲和利益的追求，擺在高於理念追求、高於原則方寸的位置上的話，走余秋雨、王蒙等人的路，豈不更舒服太多了？劉曉波有足夠的智商在那條路上走得有模有樣，何苦去踏這條艱難的異議份子之路？

劉曉波還多次批評知識份子「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事實上，只動口不動手根本不是軟骨症，知識份子的責任本來就是用無形的思想戰勝有形的刀槍。作為思想者，並不是一定要赤膊上陣拼刺刀才是英雄（一打就趴下就更別提了），而是在自己的觀點被敵意包圍的時候，仍能夠堅持住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理念。

你是吹號角的，你的責任就要把號角吹得清晰、響亮，吹出振奮的士氣，吹出必勝的信念。而號手扔了號角去衝鋒陷陣，一槍就被打死，那根本不是英雄（有種你別倒下）。而堅守號角的職責，哪怕只剩自己一個人，仍繼續吹響昂揚的衝鋒號，仍對最後的勝利堅信不移！這，才是我要脫帽致敬的英雄。

如果號手一看對方陣勢強大，嚇得手發軟，腿發抖、氣發虛，把衝鋒號吹走了調，吹成了哀樂，那就完全可能——甚至是注定——把一場必勝的戰役打得一敗塗地。那，才是不可原諒的罪過！

●關於「和平、理性、非暴力」

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是自甘地以來宗教家們和西方左派熱衷的口號。左派們對邪惡從來都認識不清，於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最「高級」的旗幟。甘地和馬丁路德金能成，完全是由於面對民主政府。而面對獨裁政權的，喊這種口號，純屬唱毫無積極意義的高調。為什麼？因為在專制國家，從來都不存在人民對暴政實行暴力的問題；這麼喊，除了削弱人民反抗獨裁的凝聚力，什麼作用都沒有。埃及人民沒有喊這種口號，而且抗議運動一開始就把執政黨總部燒了。他們喊的是「穆巴拉克下臺！」「我恨穆巴拉克！」

我不知道劉曉波從什麼時候開始「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景」了。他當然也可以喊這些口號，但起碼應該有個思想上的統一性。

例如，達賴喇嘛、圖圖大主教等宗教領袖都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他們也都反對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哈維爾不反戰，也沒聽他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在人格上，他們都有統一性。在經濟理念上，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教家們都左傾，滿腦子均貧富思想。達賴喇嘛至今宣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沒有任何效果，但他的觀點是統一的。

劉曉波則不同。在支持西方右翼、推崇資本主義、抨擊西方左派、支持伊拉克戰爭上，劉曉波和我觀點完全一致，簡直是同一戰壕的戰友。他不僅自己撰文熱烈支持美國的伊拉克戰爭，也非常認同我的多篇支持伊戰的文章。過去這些年我們很少聯繫，在鮮有的幾次通話中，他都是說我的什麼什麼文章寫得好；尤其是那次關於伊戰，他說把我的「打一場摧毀專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給劉霞念了一遍。我當時挺感動（這年頭哪還有人朗讀文章呵），更為有曉波這樣思想上的共鳴者而高興。

今天我在想，如果諾獎委員會（包括那個發獎時落淚的主席），知道劉曉波支持西方右派觀點，推崇資本主義，尤其是支持他們痛恨的、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甚至對我那篇「極右」的「反動」文章推崇到給自己的妻子朗誦一遍的程度，那麼即使劉曉波被判無期徒刑，他們也絕不會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他。

但如果劉曉波在西方左右派問題上持真正的右派理念，如果他人格統一的話，他就絕不會去跟著西方左派空喊「和平理性非暴力」這種佔據道德高地的、政治正確的、卻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實踐上行不通的烏托邦口號，更不會矯情做作到喊「我沒有敵人」！也沒少罵西方左派虛偽的劉曉波，居然說起連宗教家都說不出口的話，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心理平衡的。

劉曉波多次撰文強調，「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問題是：誰仇恨？誰暴力？誰在毒化誰？這是用不負責任、無的放矢的指控，歪曲中國的現實。今天，在為中國未來的民主自由而呼喚的人中，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老百姓，沒有任何人說將來民主了，要把今天在中南海的人全部送上斷頭臺。劉曉波自己製造出一個「仇恨和暴力」，然後搶佔道德高地、一副「高級」姿態地來批判。

在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中，誰暴力來著？楊佳是個案，他那種個人復仇的殺人和中國民主運動毫無關係！他什麼時候參加過民主運動來著？這種惡性殺人事件，哪裡都有。只是因為他殺的是在中國被百姓痛恨的警察，讓很多人叫好，把他當成英雄。這也不奇怪，它說明中國缺英雄缺到了什麼程度。但楊佳拿把刀，能殺進中南海嗎？

我在前面已講過，今天中國人民壓根不存在對共產政權實施暴力的問題——沒有武器、更沒有足夠的意願，就因為被專制思維毒化了（劉曉波本人不都被毒化到認為可以期待獨裁者改邪歸正了嗎）。連極力維護劉曉波所謂「非暴力」的人也撰文說，在中國沒有人主張使用暴力。劉曉波本人也寫道：「法輪功和地下基督教對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稱草根非暴力運動的代表。」

既然如此，那到底誰在搞暴力？如果壓根沒有暴力，那為什麼劉曉波們要製造一個假的靶子來打呢？為什麼要把一些人樹成暴力革命派而攻擊呢？也就是說，在沒有理由、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劉曉波唱起了「非暴力」這個西方左派的高調。他真的是骨子裡這樣認為嗎？他曾撰文，完全認同美國人民用暴力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之舉。劉曉波是推崇人權的普世價值的，那麼從理論上來講，中共六十年的統治遠比當年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殘酷千百倍，人民當然有權利使用暴力推翻它！

中國的主要異議份子們，一面寄希望黨內改革，諫言修憲，一面痛斥莫須有的民間暴力，高喊「非暴力」，這就等於承認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從思想上把民間的更激烈抗爭和任何潛在的高層軍事政變都消滅在萌芽中，讓可能有所作為的軍官們都認為，所有的暴力都是錯的，要把全部希望寄於這個黨的正常運作上。那結果就是「共產黨萬歲！」

劉曉波還多次撰文批判「以暴易暴」。事實上，在今天這個世界民主潮流大環境的前提下，在中國，無論是民眾上街如埃及一樣推翻獨裁政權，還是發生高層軍事政變，再走向獨裁的可能性都小到幾乎沒有，如果有，會比袁世凱恢復的帝制還短暫。所以，劉曉波的「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說輕了，是用批判一個假設，來顯得自己高級；說重了，它可以起到弱化中國人對專制的痛恨、對共產黨獨裁的憤怒的作用。沒有相當一批中國人對專制深惡痛絕，對獨裁咬牙切齒，中國的民主就只能遙遙無期。

就和平理性非暴力問題劉曉波的自我矛盾，使我無法不認為，他既不是「理論」上不懂，也不是「理念」上發生了變化，而是一個隨機應變，一個權宜（益）之計。其實就這個問題，劉曉波在19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亞衣採訪時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包括我自己在內所考慮的不是一種民主理論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種安全的考慮。這樣一種安全的、非暴力的東西就值得研究……因為這個政權實在太強大了。使用暴力，你沒有辦法與它鬥，反而授它以口實。所以說，處於安全、策略的考慮是這樣。」

那時，劉曉波是誠實的。但口號喊久了，就相信了，而且更需要把它理想化，神聖化。那樣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喊。

●關於「四君子絕食」和「我沒有敵人」

在六四屠殺前幾天，政府要鎮壓的氣氛已經相當明顯，當時各個組織激烈討論的是「撤不撤離廣場」。六月二日劉曉波等四人忽然發起72小時絕食，把已經基本冷卻下來的廣場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場露天搖滾音樂會。我當時在美國，當然沒有資格談支持或反對，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壓境之際，高調絕食的目的是什麼？要絕食的話，為什麼只有四個人？尤其是讀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們沒有敵人」的宣言，感覺裡面除了錯誤，就是一種很不真實的做作。

六二宣言說：「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天哪，跟共產獨裁政權的抗爭，是「民主政治」之間在談事兒嗎？共產黨什麼時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許你發表異議的見解了？還妄談什麼跟你「討論、協商、表決」國家大事？幾個月前還對專制清清楚楚的劉曉波，怎麼忽然對獨裁者自作多情起來了？這變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說：（中共政權是）「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那麼，跟這樣的政權的抗爭，是民主政治內部的爭鬥嗎？有「討論、協商、表決」的可能嗎？看來人群的歡呼，真可以把人沖昏了頭。

六二宣言還宣稱：「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臺，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嗬，真瀟灑、真有胸懷呵 ——在自己的權利面對刺刀的情況下，要享受給屠夫「權利」的奢侈；階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給監獄長自由的「寬宏大量」；奴隸在認真地表達對奴隸主的「仁慈」；在自己飢腸滾滾、連褲子都穿不上的時候，開始夢想作為億萬富翁如何享受撒錢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覺和瞬間的思考迅速被隨之到來的屠殺橫掃得蕩然無存。悲憤取代了一切，以後也沒再去想他們絕食的事兒。

93年看了《獨白》，我則不僅吃驚，簡直是憤怒了。六二絕食，劉曉波原來就是為了自己出風頭、自己的名聲、自己的「超人」夢、英雄夢。所以，這絕食讓誰參加，不讓誰參加，全都是功利考慮後的選擇。不能要人多，否則光榮就被分享了。至於廣場上人命關天的可能後果，他壓根就連想都沒想過！

記得當時讀到那一段，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劉曉波對六四的發生是有一定責任的。其實並不只是我有這種感覺，還有一位讀了此書的朋友，看了這段差點氣昏，說劉曉波簡直為「名」發瘋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當局悔過就‘毀’他自己而已，他對六四屠殺的責任才更嚴重。」

其實，劉曉波自己對這個問題也有認識，他在《獨白》中表示「放不下這心靈的重負。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覺地和共產黨一起策劃了六四大屠殺。」

此後多年，我讀了所有能找到的回憶八九民運、六四屠殺的書籍。結論是，那次絕食把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隨後屠殺開始；沒法證明劉曉波四人的絕食是導火索之一，但也沒法否認。對這個問題，包遵信在《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盤》一書中也是明確指出：他當時不同意劉的絕食，因為「再來一次絕食，使廣場掀起一個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態非理性化發展。後來事態的發展，也確實留給我們一個難於斷定是非的疑案：劉曉波等人的絕食與‘六四血案’之間關係。」「我們現在要說的不是‘六四血案’的製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發生的諸多因素，劉曉波等人的絕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頁）

中共官方對六二絕食的定調，是否等於是給包遵信的質疑背書呢？中共認為劉曉波等人的絕食導致「動亂升級」；雖然他自己高喊「沒有敵人」，但中共認定他是「組織暴亂」，如不強行對天安門清場，後果將不堪收拾。

所以，後來每當讀到讚美劉曉波等人跟戒嚴部隊談判，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廣場，「避免了大流血」的「立功」壯舉時，我都無法不產生一種荒誕感。劉曉波的確扮演了各種「壯舉」的角色。雖然至今（或許永遠）我們都無法把「絕食」和「血案」的關係弄清楚，但劉曉波發起絕食的原因和目的，實令人脊背透涼。後來劉曉波撰文，痛斥學生把運動升級，激化矛盾，但卻沒見他真正反省這最嚴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樣一個為了成名不擇手段的出發點。

我寫了上面這些，並不是要追究劉曉波等人那無法確定的六四血案責任問題，而是想說，今天我為什麼不能原諒他的「沒有敵人」論。劉曉波在過去這些年裡，經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種很強的六四情結，而且說這個諾貝爾獎也是給六四亡靈的（其實這也是矯情。亡靈是專制的受害者，犧牲品；而諾貝爾獎是獎給與專制鬥爭的英雄）。當然我相信他心裏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問題是：一方面憤怒譴責屠殺，談到六四亡靈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調宣稱「沒有敵人」。他想過沒有，那些亡靈會認同殺死他們的政權不是敵人這種說法嗎？

曉波不必跟我狡辯，說他是沒有「個體」的敵人。用「個體」模糊「政權」是侮辱別人的智商。如果說在六四屠殺前劉曉波的「我們沒有敵人」還可能真有一絲對政府的幻想，那麼六四屠殺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再搬出當年的論調，還表示跟屠殺前一樣「沒有敵人」，難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掛在嘴上的亡靈嗎？難道不是把亡靈們再殺一遍嗎？！

●關於《最後的陳述》

如果一個聲稱反納粹的人，給納粹政府的「法官」們寫信說：我沒有敵人，你們都不是我的敵人，你們也對我很禮遇，你們的人權有進步，你們的監獄也很人性化。然後再理直氣壯地把這信公布於世，更甚至拿到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上去宣讀。天哪，我無法想像猶太人的反應。

《陳述》有幾個層次的錯誤：首先，給專制政權的御用法官寫這種表達善意的恭維信已經是第一步的錯誤，這其實比悔過書性質更嚴重，因為是諂媚政權了。無論那幾個法官怎樣對待劉曉波，他都不可以寫這種信，因為法官坐在法庭上，他代表的絕不是個人，而是那個政權——那個對劉曉波因言治罪的政權。這就如同：無論胡錦濤對哪個小老百姓多麼「親切」，也絕不應該由異議人士出來讚美，因為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他代表的是那個屠殺了幾千萬中國人，至今仍對十三億中國人專制的獨裁政權。

連瞿秋白的《多餘的話》都沒面對國民黨說，更沒有美言國民黨。一個頭腦清晰的知識份子應該清楚，即使中共真有局部進步的地方，也用不著異議人士來肯定，因為那不是專制的主體，更不是本質；和以前用子彈槍斃人相比，現在用注射了——《最後陳述》就在歌頌這種性質的「進步」。面對誰說話，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定位問題。這個定位錯了，內容不可能正確。這也和討論、爭論問題一樣，如果前提（premises）錯了，後面不必討論了。

哈維爾的已逝夫人奧爾嘉（Olga）幾十年前就懂得了，跟他們（共產政權的人）連狗的名字都不能告訴。這裡講的是一個原則、一個角色的位置：跟專制政權必須是敵對的（站在對立面的），你的角色是抗爭的，而不是合作——她把回答自家的狗的名字都視為合作！而我們的諾貝爾和平獎級異議份子，卻主動給法官寫信，表達「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甚至說「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更進而歌頌其「創建和諧社會」、監獄的「人性化管理」等等。這已經是太超過「被動合作」範圍了，這難道不是清清楚楚的諂媚嗎？

我想起美國個人主義的旗幟安.蘭德（Ayn Rand）的一句話：在現實需要面前，你可以有所妥協、做你不情願做的事情，但卻不可以因為自己沒有條件在行為上堅守，就在言論上贊同和宣揚與你的理念相違的東西（大意）。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曉波即使再次黯然地寫「悔過書」，也比公開高調地表達共產政權「進步」要強。

第二個層次的錯誤比第一個更嚴重。是軟弱，就承認軟弱，人們基於對暴政殘酷的瞭解，給予諒解，也就得了。但是，如果把這種下跪，變成「更高大」則是可恨了。那是更加不可原諒的！

劉曉波敢於把這種下跪的《陳述》讓妻子公布於眾說明，其一，他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異議人士的原則和道德底線，不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頭號異議份子身上，實令人唏噓）。否則，那麼看重名譽的劉曉波，僅僅由於顧忌那些強烈的反彈，也不會把這麼「掉價」的東西公布於眾。其二，他要用「沒有敵人、以愛化解恨」這種宣稱，把明明是沒有骨頭的「缺陷」，變成比你們所有人都「更挺拔」的脊樑骨；把一塊凹下去的坑窪，掩飾成一座高山；把下跪的舉動，演繹成昂首挺胸。你怎麼辦吧？那些嚴重缺乏愛的中國人感動呵，哭呵。中國人的事兒，亂了套了就對了（就像這個句子）。

出於軟弱，劉曉波要寫《多餘的話》，這次也不該「再」搬出「我沒有敵人」的荒謬。事實上，我認為他二十年前的《六二宣言》就是矯情、「整景兒」（東北話：作秀），因為那和僅僅一個多月前在紐約的劉曉波是兩個人，其中必有一假，要麼他就是一個bipolar（兩極人格的人）。

劉曉波在《獨白》提到，他曾對（前）妻表示：「我與這個野蠻的專制制度不共戴天」。都「不共戴天」了，還不是敵人？還沒有敵人？難道專制制度不是人在維護、是氣捏的？說實話，劉曉波的軟弱，在相當程度上我能理解，但這「沒有敵人」的矯情實在激怒我。這種作秀，只能起到弱化民眾對專制政權和獨裁者的痛恨、混淆是非、模糊抗爭目標的作用。這種不實實在在說話、唱虛偽高調的結果，是有助於延長專制；這和劉曉波自己所期待的正相反，是劉曉波對自己的追求的背叛。正如他自己所說：「做作的生命比庸俗更卑微。」

劉曉波說他當年在秦城監獄的悔過是「真誠地說謊」，那麼這次《最後的陳述》則同樣是真誠地說謊。真誠地說謊，非常準確的描述！軟弱、不那麼高大、不那麼英雄，只是令人遺憾。但真誠地說謊，然後把謊言變成真實，變得理直氣壯，才是更嚴重的問題。它起一個雙重的毒化作用：在有助於共產黨宣傳的同時，嚴重扭曲個人身心。

第三個層次的錯誤是，把這個明顯是下跪、而且已經引起眾怒的《陳述》居然拿到諾貝爾的領獎臺，就不僅是對那些不滿劉曉波在《陳述》中美化中共的人們的公然挑釁，更是對劉曉波自己的嚴重羞辱——無論那不懂邪惡、更沒體驗過暴政的西方小丫頭把「沒有敵人」朗誦得多麼美妙動聽，那些倍受摧殘的高智晟胡佳們，每一天都在見證著「中共監獄人性化」的謊言。如果劉曉波真感覺六四亡靈的重壓，那麼今天他能承受得起力虹等政治犯以及法輪功學員們的屍體之重嗎？

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人痛批了劉曉波「中共人權進步」的觀點，但其實，真正搧這個《最後陳述》一記響亮耳光的，是中共自己對劉的重判，是《零八憲章》出臺後直到今天中共政府的「精彩」表演。沒有什麼比這一幕更能證明中國的人權狀況有多「進步」、中共對獄犯是多麼「人性化」了（甚至在春節期間，劉曉波都沒見到妻子親人吧？）。而面對中共這種表現，一些人在痛斥中共劣行的同時，歌頌劉曉波的《最後陳述》，真不知道他們的邏輯在哪裡？

劉曉波同樣，他不久前才寫過「共產極權為野蠻之最」，今天只不過是「從一種赤裸裸的暴力鎮壓走到了一種偽善的統治。」這與《陳述》對中共的肯定，構成一種滑稽。另外，把給中共監獄長看的告饒書和給妻子的情書放在一起是多麼不倫不類——那是多麼不同的（根本就是敵對的）兩個談話對象呵！而且，情書裡沒有對劉霞在他被捕後是怎樣生活的具體關心，也看不見樸實的親情，只有華麗的詩情和豪言壯語。抱歉曉波，你讓我想起雷鋒日記。

我先前一直有些納悶，作為第一個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人，又是作家的劉曉波，他怎麼居然沒有寫一個像樣的領獎詞？諾獎領獎詞一直都非常受關注，它會被全球媒體報導，成為劉曉波得到閱讀量最大的作品，這樣一個表達思想的黃金機會，怎麼可以讓它浪費掉？但後來仔細想想，有那樣的《陳述》在前面，劉曉波難道還能再正氣凜然地痛斥中共政權、中國人權的惡劣？還能站在道德和人格高地高談闊論一番「人的尊嚴」？恐怕連列一個正在受難的中國政治犯名單都會忐忑不安吧？

如果實在整不出新東西，讓家人、朋友翻翻舊作，湊一篇講稿也比這《陳述》更拿得出手吧？把《陳述》送上去，豈不成了「哪壺不開提哪壺」的典型嗎？要麼就是……臺灣一位室內裝修設計家曾跟我談起裝修的藝術，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項是，把房間內一個有礙觀感卻無法除掉的缺陷，反過來裝飾成一個別緻的、提高品味的藝術……《陳述》經過裁剪那些「不當」的部分，然後就成了諾獎領獎台上的「我沒有敵人」的「高級、大愛」宣言，如此「藝術」令諾獎主席落淚，實妙不堪言。

我的「劉曉波最後陳述的爭議」發表後，一位也認識劉曉波的朋友對我說，「長青你當什麼真呵，人家曉波是‘玩無敵’，就一個玩法。你可好，一本正經地跟一個玩法辯論上了，你的幽默感哪裡去了？這種玩法叫做：理論上——認識上去，人格上——掉得下去，操作上——玩得到位。所以徹底玩贏——諾貝爾和平獎！」

我沒有開玩笑的心境。這獎也不是劉曉波要來的，中共硬要給，誰都當之無愧。只是，劉曉波到底是在真誠地撒謊？還是真誠地相信了自己所說的一切？不管怎樣，其結果大概都會讓他想起89年回國時的動力：「這個英雄夢所付代價並不大。」

●關於「悔過書」

我沒讀過任何人對中國知識份子軟弱的痛斥超過劉曉波；我也沒讀過任何人向共產黨悔過的「深刻」超過劉曉波。但他第一次在秦城監獄的悔過，已經得到了很多人的諒解。幾年前曾有人拿這件事指責劉曉波，我還特地為他辯護，說人家後來已經懺悔，並用行動洗刷那個污點，就不應再批評了。

從某種意義上，我同意余傑所說，「在異議知識份子群體當中，曉波是對人的罪性，人的侷限性和缺陷性認識最為深刻的人之一。」他的《獨白》揭示了許多外人難以想像的東西。事實上，今天無論是批評劉曉波的，還是為他辯護的，沒有讀過《獨白》就沒太有資格。或許，18年前的《獨白》已經解釋了今天的《陳述》；也或許，正因為有《獨白》，才使《陳述》加倍地令人不可思議。

他已經跪過一次，而且為了那次下跪痛悔不已，寫了一本書「懺悔」，用二十年的時間洗刷；這次竟然輕而易舉地重蹈覆轍，而且毫無感覺，尤其是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海內外輿論的一致聲援、甚至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情況下。難怪網上有人認為，誰都沒劉曉波罵知識份子軟骨頭罵得響，但誰都沒他跪得那麼痛快；劉曉波名氣最大，得到的待遇最好，可他最掉價，最出賣自己。的確，劉曉波怎麼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自我人格謀殺的事情？

八九民運之後，我很早就聽說劉曉波因寫悔過書而被釋放。但想到人在中共手裡那份艱難，尤其是聽說他受過各種威脅，更感覺那時的軟弱是可以理解的。 93年曉波來美國那次，我妻子曾當面問他，當年媒體報導說劉曉波被拉出去假槍斃，是真的假的？劉曉波回答，根本沒那回事兒，當時感覺也就判個三、五年。事後妻子對我說，他感覺只判三、五年就寫悔過書了？太不夠英雄了。我當時沒說什麼，知道女性對「英雄」的要求更高，更理想化。後來在《獨白》中看到劉曉波的悔過理由，才真被震得一個愣一個愣的。他的悔過，不是在坐監最嚴酷的時候，而是在清楚地知道氛圍開始寬鬆的情況下；他的悔過，絕不僅僅是因為軟弱，而是有那麼一堆清晰明確的、理直氣壯的理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中，把男主角殺掉放高利貸老太婆的理由寫得清晰合理，曉波也快有那本事了，他沒去寫推理小說，實為一大才華浪費。也像陀氏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把「有上帝」和「沒上帝」兩邊都講出充分理由一樣，劉曉波對「悔過」和「懺悔悔過」都有著相當超人的思考（如果不用「精明算計」這個詞的話）。只是，陀氏是被「有無上帝」而折磨，但劉曉波的掙扎，幾乎全部集中在「是否對自己的形象有損害」這個極為現實、世俗的思考上，甚至不存在「對和錯」等價值取向的選擇問題，那些「合情合理的」悔過理由早已把「對錯」和「價值取向」的問題壓沒影了。

儘管《獨白》裡劉曉波的「精於算計卻價值模糊」足以令我吃驚，但我仍然相信，他對曾寫「悔過書」實在是痛心疾首，《獨白》懺悔的部分，還是有相當的真誠的。但這次《最後的陳述》改變了我的上述認知；它使我相信，《獨白》不是一個懺悔，而是一個算計的結果。往輕了說，也是算計遠大過真誠。他不是反省，而只是想挽回人心，真的是想以另一種姿態，「再一鳴驚人」 (見鄭義：這算什麼懺悔？——評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因為，如果他真的對那次痛悔莫及，就絕不會有今天的《最後陳述》。《陳述》沒有認罪，但那般美化、討好中共，不僅是變相告饒，而且其負面效果超過悔過書。因為《悔過書》是「壞」，一目瞭然；但同樣下跪性質的《陳述》卻被認為是「好」——這不都「好」到令無數人感動，「好」到諾貝爾領獎台上去了嗎？它在多大程度上傳播了中共人權進步的信息呢？

最近胡平晒到網上的劉曉波93年給他的信，更強化了我對《獨白》的重新認知。那封信通篇是價值顛倒、邏輯混亂、卻故作高深的一派胡言。當然，在劉曉波對哲學和西方體制等的瞭解都尚在皮毛狀態的近二十年前，整出一篇胡言亂語的私人信可以諒解，但該信不僅明顯為他在秦城監獄的悔過而辯護（推翻他剛剛寫完的、為悔過而懺悔的《獨白》），更「上升」到「哲學」高度詭辯。那種菲利斯坦（Philistine）的東西，不知胡平為什麼要刻意拿出來給劉曉波丟醜，亦或他以為那是美？

懺悔是一個洗滌靈魂的機會，而「玩」懺悔，則是一個毒化（而不是升華）的過程——一個和懺悔的性質正相反的東西。也正因為他沒通過懺悔而理清是非、原則和價值，所以才會有今天《陳述》的那麼輕而易舉的荒唐。

●關於「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

但事實上，當年的悔過書也不是劉曉波最嚴重的問題，儘管它曾成為中共教育大學生的一個武器。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直到今天一直堅持其正確性，才是更嚴重的、不可原諒的問題。為什麼？

劉曉波、周舵等人至今都不曾為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殺人」這件事道歉和懺悔，因為他們清楚，這是遠比寫悔過書要嚴重得多的問題，這是在中共向全國人民撒彌天大謊之際，給他們助重要的一臂之力。更惡劣的是，不是中共逼迫他們做的，而是他們自己主動提出來要做這個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的見證的。周舵出的主意，劉曉波認可、同意去做這個證（網上可查到他倆接受記者採訪談這件事的視頻）。

中共完全不是要追求真實，而是要借他們的口給謊言背書。這個道理，誰不懂，我都絕不相信劉曉波不懂。他當然懂，並在《獨白》寫得很明確：「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場的事實是沒有死人，這種採訪的目的也主要不是為了澄清事實，而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沒有死人的事實僅僅是達到官方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一開始並沒有同意去做這個證。

侯德健同樣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一開始也拒絕去作證。但後來官方拿出了他們四個人在六四屠殺第二天（六月五號）發表的一個譴責中共大屠殺的《呼籲書》，侯德健擔心政府因此嚴懲劉曉波等人，所以同意了接受採訪，希望當局不再追究呼籲書。劉曉波看到侯德健的證詞後，立刻又給自己找到了諸如寫悔過書時一樣的一堆「合理」的理由，其中一個最理直氣壯的就是「講出目擊事實」以抵消「由謊言所煽動起來的公眾義憤。」他還說那些從天安門逃到海外的人「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難道劉曉波認為國人對六四屠殺的義憤過頭了嗎？難道說「天安門廣場沒殺人」才不是誤導嗎？

他說的謊言，是指「血流成河」的說法，後來在《獨白》中也寫道，「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吾爾開希、柴玲、李錄等人皆如此）。」

但問題是，劉曉波、侯德健等人在六月五日發表的《呼籲書》中說：「大屠殺已經血染整個北京城」。如果「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是「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的話，按這個邏輯，那「血染整個北京城」也是足夠大的一個謊言了吧？總不能別人誇大就是撒謊，自己誇大就是尊重事實吧？劉曉波的「血染整個北京城」又比柴玲的「血流成河」程度低在哪裡？

而且，也很重要的一點是，劉曉波們「親眼看見」大屠殺了嗎？看見「血染整個北京城」了嗎？沒有。如果這個「沒有親眼看見」的「大屠殺」是真的，那為什麼一定要在那樣一個特殊政治環境下，強調他們在天安門「沒有親眼看見」屠殺呢？

毫無疑問，劉曉波後來對別人「誇大事實」的痛批，只是為自己去中共電視臺作證背書而已。他不可能真正痛恨「誇大」，不僅因為他自己也「誇大」過，而是因為他很清楚人們當時的震怒、悲憤、弄不清整體的實況、拿不到準確死亡數字狀態下的情緒。

那麼到底誰在撒謊？是那些因中國政府封鎖新聞而拿不到準確殺人數字的人們（包括說「血染整個北京城」的劉曉波本人）在撒謊？還是那些由於震驚、巨大悲憤而泣不成聲、語無倫次的人在故意誇大事實？還是屠殺的確發生了，屠夫們要刻意抹殺真實？哪邊更是本質的真實？

在清楚地知道事情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情況下，用所謂局部真實來幫助一個大謊，迎合了一個本質上的欺騙。更何況那個所謂局部的「真實」也是不真實的！且不說其他人的見證，僅劉曉波本人在《獨白》(第234頁)中就有這樣的文字：

「到了歷史博物館前，看見許多人躺在擔架上，他們都受了傷，最重的腹部中了兩顆子彈。」劉曉波在中央電視臺的證詞是：「我沒有看見軍隊向學生開槍。我自己也沒有看見死人。」他可能的確沒看見子彈飛馳的一剎那，但那些躺在擔架上的受傷者不是被槍打的嗎？那傷勢最重的、腹部中的兩顆子彈是誰打的？難道劉曉波不認為那是軍人打的嗎？另外，他怎麼確定那「許多」躺在擔架上的傷者、那個「腹部中兩顆子彈」的人後來沒死？

在接下來的一頁（第235頁）中，劉曉波寫道：「……四人一排，向廣場的東南角走。剛走出二十多米，前面突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這場槍戰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是居民樓的人和北京公安局門前的戒嚴部隊相互對射，能清楚地聽到玻璃的破碎聲。」誰能證明，這陣激烈的槍戰之後，沒有死人？

一字一句地追究起來，劉曉波的證詞仍「沒錯」：前面那些傷員和那腹部中兩顆子彈的人不知是被誰打的，反正我沒看見子彈飛過來；後面軍隊也沒向學生開槍，是向居民樓，我也還是沒親眼看見死人。如果這麼個「真實」法，所有那些沒有親眼看見屠殺而譴責屠殺的人就都是撒謊者，而劉曉波等四人屬於最早的撒大謊者。

《獨白》說，「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這更是「把一個重大污點裝飾成美麗的亮點」的做法。房子裝修這麼做是藝術，而對自己的品行這麼做則是惡劣，它比因軟弱求饒去中央電視臺作證本身更惡劣！因為這是把一件清清楚楚的「於心有愧」的劣跡，描繪成「理直氣壯」的美麗。把幫助中共圓謊，變成了他們才是「維護真實」，而別人都是在撒謊了。這種本末倒置實在是到了氣人的地步！

正因為如此，所以這次在讀到他的《最後陳述》，看到他描述「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監獄人性化管理」等等「真實」時，我簡直是憤怒了：這手法你已經玩過了，怎麼又來玩了！這和當年說「廣場沒死人」如出一轍：我說的是我看見的真實。

我再重複一遍：當年的「天安門廣場沒殺人」和今天的「中共人權進步」、「共產黨人性化監獄」是一模一樣的性質！他再一次用所謂「局部真實」來修飾和美化了「整體和本質的真實」，再一次把下跪告饒這個缺陷，變成一個「我說實話、我沒有敵人、我追求愛和寬容」的更高大、更美麗。曉波，我服了你了——你怎麼可以認為大家都這麼弱智？

劉曉波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亞衣採訪時說「全國的各個層次中的人都不按規則出牌」，我認為這個《最後的陳述》就是太不按牌理出牌了。

我不否認，劉曉波二十多年來為結束中共專制所做的努力超過絕大多數中國人；只是，我不拿他跟別人比，我對他是用他自己寫的那些文章樹立起的思想去看他的作為。就因為他寫過很多優秀的文章——那些文章告訴我，他應該比絕大多數人都更頭腦清楚的。所以，當他一再弄出一堆漿糊，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時候，你的不能忍受是加倍的。這就如同寫出《論言論自由》的胡平，卻拒絕在他主持的雜誌上發表批評他本人觀點的文章一樣，他給人帶來的荒謬感是加倍的。

我一點都不懷疑劉曉波對專制深惡痛絕，他絕不真心願意做任何有利於中共繼續統治的事情；他對自由的追求，對民主中國的追求，是百分之百的真誠的。正因為如此，劉曉波無論在良心上、在維護自身形象上，都接受不了自己幫助中共政府圓大屠殺的謊、為中共人權塗脂抹粉這種事情，於是就自我合理化、正義化這些行為。他硬是這麼想了，這麼自我安慰了，大概後來也就真的這麼信了。

這就像很多撒謊的人，他並不一直是知錯故犯地撒謊（那種事，很少人的良心能承受住），而是在相當一個範疇內，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謊言，或者說，真的是忘記了自己在撒謊。我認為劉曉波在寫「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的時候，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他自己在「維護真實」，而且為這種「正義」而理直氣壯。

他這兩檔子事兒，如果用一個我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都熟悉的紅色小說《紅岩》來做比喻，就像是：劉曉波用自己的文章和投入的民運活動，把自己塑造成了江姐、許雲峰的英雄形象，但被捕之後，做出了甫志高之舉。如果事後他出來真誠地認錯——我就是軟弱了，害怕了，所以去迎合了共產黨的說法，對不起，我錯了 ——別人也就都會住嘴。但是，如果你把甫志高之舉，演繹成比江姐許雲峰還更高大的壯舉，那就必須得說道說道了。這種價值顛倒如果容忍的話，那就什麼是非都別談了。

事實上，正因為劉曉波從未承認去中央電視臺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人是錯誤的，人們也沒有給予足夠的批評，等於默認了他對該行為的「自我正義化」，所以才會有今天他這明顯下跪卻毫無感覺、甚至自我高大的《最後陳述》。

●關於《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是給中國人傳播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卻遭到了共產黨對其組織者的重罰。

就《零八憲章》的問題，我在「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一文中已經有所論述，這裡僅做補充。劉曉波去跟其綱領就是獨裁的共產黨說「我們要求三權分立，請你修憲」，結果被重判。這不是共產黨荒唐，是諫言者荒唐。共產黨在按照它的邏輯行事，而諫言者連邏輯都沒有。因為：

首先，《憲章》完全迴避了「誰」來修憲這個問題。在不回答這個大前提的情況下，後面多少正確無比的主張都不僅毫無意義，甚至是滑稽。

三權分立的第一個內容，是國會制憲、修憲。目前中國的「國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完全在中共掌控下，根本就屬於共產黨。讓那個獨裁黨修出一部三權分立的憲法？誰跟誰開玩笑呢？

三權分立的第二個內容，是行政機關執法。中共政權從未執行過它自己制定的憲法（人家的憲法裡從來都有「民主、自由」等等），那即使中國的憲法修得比美國的還完美，但誰來執行呢？

三權分立的第三個內容，是法院決斷是非。中國的法院是共產黨開的，中國壓根不存在獨立司法，這點還有什麼疑問嗎？人家開的法院，人家有過「非」的時候嗎？有可能把自己送上絞刑架嗎？

當立法、執法、監督全由一家包辦的情況下，修憲的意義在哪裡？你說我要修個「三權分立」出來。好呵，那就先送你下獄11年，叫你喊修憲。還有什麼比中共對劉曉波本人，以及在劉獲獎後的這一系列惡劣行徑更能證明《零八憲章》的方向錯誤呢？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捷克的《七七憲章》是反抗當局踐踏人權的「抗議書」，而不是《零八憲章》這種「諫言書」。

這些最基本的道理，如果劉曉波真的不懂，那是我對他一路嚴重誤判。如果他懂（他自己的大量文章給我這種認知），卻又真的相信《零八憲章》能推動中國政改，那這種思想分裂不是我可以理解的東西。如果他既懂得上述那些道理，也清楚《零八憲章》不會起什麼作用，那就是和以往的簽名上書一樣，明知是作秀，就是要做這個秀，把這個秀盡量做大而已。但他可能根本沒有考慮過，這是一個傳播錯誤信息的「秀」！

余傑曾撰文說，《零八憲章》並非劉曉波起草，劉也有不同意見等。但他修改定稿，並組織了簽名活動。沒人否認他是因《零八憲章》而被重判。至於是否可定性為「諫言」，只需要看你的談話對象就足夠了。有誰認為「要求修憲」是在跟老百姓說話嗎？余傑自己也承認，《憲章》「許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這還有什麼疑問是諫言嗎？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過，這種給朝廷遞狀子性質的東西，不但不促成推翻朝廷，反而強化朝廷的合法性、正統化，而且還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地傳遞朝廷「很強大」的信息。其結果，反而是幫助延續那個政權，儘管這不是任何《零八憲章》支持者所希望看到的。

在埃及人民只用一個口號「穆巴拉克下臺」，就推翻了三十年獨裁政權的現狀下，回頭再看《零八憲章》，中國人難道不更感覺到寒磣嗎？這個六四屠殺二十年之後得到最廣泛簽名的東西，竟然是一個要求獨裁政黨修改憲法的「狀子」。正因為是狀子，所以不敢指出當今中共領導人是獨裁者，更不敢提中共是專制獨裁政權，而是委婉地用「威權」代替，甚至頗為用心地稱中共專制政權是「執政黨」。中國有和「執政黨」相對應的「在野黨」嗎？中國的民主道路，從「民運」這個詞，倒退到「維權」、「漸進」、「轉型」……下一步再往哪兒退呢？「過渡」「合作」？

總而言之，就是不可以用「推翻」這個詞！不是不敢喊，絕不是（無數勇敢的中國人早就喊出了，而且一直在喊「打倒共產黨！推翻中共獨裁專制！」），而是你一喊，就有劉曉波們居高臨下地指責：仇恨、暴力革命、以暴易暴。好像中國如果推翻共產黨，就是法國大革命，就是到處人頭落地。整個東歐共產國家倒臺，都沒有發生的事情，憑什麼在中國發生？難道劉曉波今天還像他二十多年前那樣，懷疑中國人種有問題？

劉曉波最好的朋友，他的六二絕食夥伴，《零八憲章》簽署人之一週舵，在埃及革命成功之際，竟然撰文、講話，忠告共產黨應該怎樣做才能不使埃及模式在中國發生：「民主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一旦開啟之後，結果會怎樣是非常不確定的。如果你沒有一種政治體制改革前瞻性規劃的話，那麼在大規模民眾抗議的壓力下，突然一下子被迫打開民主化的大門的話，未來出現的局面很可能就是不可控的。」大家看明白沒有？「被迫打開民主化的大門」。

這類自以為是的漿糊，才是中國走向民主道路的重要障礙。他們打著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旗號，強化「中共倒臺天下大亂」的概念，他們所起的維護專制的作用，比人民日報還強。他們的水平就和那個「成龍一條蟲」一樣，認為中國人就是要被管的，沒有獨裁者管著你們，你們就不知道怎麼活。給奴隸鬆綁，也得慢慢松，否則你就會張牙舞爪。《零八憲章》有這類人認可本身，就值得提幾個問號。

人人皆知《人民日報》是什麼東西，但「自由派知識份子」是迷惑人的，「中國頭號異議份子」劉曉波更是迷惑人的，他多次喊「漸進、漸進」，六四22年了，一路為亡靈哭了22年的劉曉波就「漸進」出個請求修改憲法的《零八憲章》？那些亡靈的父母都多少離世了？坦率地說，我簡直搞不清楚，劉曉波到底是近墨者黑，近漿糊則「糊」，還是作秀做出慣性了？看到《零八憲章》，我甚至想起了他89年的六二絕食。那個絕食也振奮了無數人心，但只有劉曉波最清楚，那個絕食的初衷和目的是什麼。我一絲一毫都不相信，劉曉波會認為這個《零八憲章》能促進中共政治改革。

在中共用其一長串惡劣的表演，搧了《零八憲章》一記強烈的耳光之後，仍有許多人為《零八憲章》辯護。對真信者，我給予一份尊重。可也有朋友目睹中共如此對待一個「溫和理性」的上書，現在已意識到《零八憲章》的誤區，但由於自己是簽名者，所以覺得還是得捍衛。這就進入了另一個誤區。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位作家給一個冒充周恩來私生女的人寫了文章背書，說她的確是周的私生女。後來我（還有其他人）寫了調查文章，結論是那個人不是周的私生女。那位作家後來的自我辯護讓我覺得實在太有意思了，他說：我已經走上了這條路，除了一條道走到黑，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他真太可愛了。怎麼沒有呢？如果別人的調查更具說服力，承認自己認識有誤，服從事實就是了，多簡單呵！誰都有誤判的時候，誰都有重新醒悟、領悟一些事情的時候，這再正常不過了。但如果意識到了錯誤，只因為自己曾是錯誤的一部分就咬牙挺住，那不僅是錯上加錯，那不也是更難嗎？那真是一條道走到黑，見不著亮兒了。

●關於回國

「我寧可在民主的國家受苦，也不在獨裁的國家享福。」這是八十年代我從劉曉波的文章中讀到的一句他引用的古希臘哲人的話。當時印象極為深刻，至今牢牢記住。

劉曉波在89年放棄在美國的訪問學者機會，回國參加八九民運，已經成為「佳話」之一。雖然在他回國之前的十幾天裡，我跟他住在一起，瞭解當時刺激他回國的一些可見因素，但看了《獨白》中他坦承的那些決定回國的主要原因——通過「政治投機」實現自己的英雄夢——我仍相當感嘆：他做事情，對其背後的功利得失，竟然可以算到如此這般的骨子裡。儘管中國人的「精明」舉世聞名，但能達到劉曉波那種演算法的，我相信絕不多見。

中國人同時也有句名言：人算不如天算；所以，那種精明，到底是聰明，還是聰明誤，就由讀者自己論斷了。我只想說，「精明」這種東西，極大地限制了中國人對「形而上」問題的思考，而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就導致急功近利，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放棄一些真正的價值。

我在深圳時讀到一些劉曉波的東西，覺得他是在相當認真地思考一些形而上的東西。一般來講，這類人在思考現實生活問題時不那麼精明，會比較簡單地選擇一頭，不是沒有能力思考，而是心思不在那裡。但劉曉波太是個異數了。

據《獨白》，王軍濤曾說，「我是中國人，就應該生活在這裡，為它的事業奮鬥。」對此，劉曉波寫道：「我勸王軍濤不要只從書本上瞭解西方，只知道民主的概念，更應該出國考察，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樣實際運作的。」但他自己，還完全沒來得及看西方民主的運作，就回國投身了那場他深惡痛絕的運動。而且再也不出來「看看西方民主是怎樣實際運作的」。

我絕不否認劉曉波回國行為中的理想因素，事實上，我認為他由於要強化自己的「懺悔」，所以比較充分地寫了精明算計個人利害得失的一面，而弱化了自己回國行為中理想精神的一面。我認為，如果沒有足夠的理想精神，而主要出於像他自己所說的「政治投機」因素，不可能有那麼強大的動力。劉曉波書中指責了很多人要投八九民運這個機，為個人撈取名利，但我認為這不公平，我相信絕大多數人當時都是以理想衝動為主的，而後期領導層之間的「風頭」之爭並不是主流。

就89年回國的原因，無論劉曉波是否誇大了自己的政治投機因素，或是降低了自己的理想精神，有另外一個因素，他寫的不是那麼回事，我在這裡不得不提一下。不是故意要指出一個他的「小」誤差，而是因為這也是他回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說：「八九抗議運動開始時，我還在美國，剛剛接到哥倫比亞大學請我做一年訪問學者的邀請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這說法和事實之間有相當的距離。那個哥大訪問學者的邀請，只是名義上的，既沒什麼錢，也沒有研究項目。劉曉波在紐約期間，邀請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連他的面都沒見過。他自己也連個固定住處都沒有，說吃穿不愁是過於瀟灑了點。

劉曉波還寫道：「如果我能為學術而超凡脫俗，像維根斯坦一樣，置民族存亡、眾生塗炭而不顧，在炮火紛飛的戰壕裡思考哲學問題，彷彿天塌地陷與己無關，那麼我就會心安理得地呆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孤獨地沉浸在有關哲學、美學和文化問題的思索中，垂直升騰，俯視芸芸眾生。」那種象牙塔境界實在只是一種幻覺。他和幾個詩人等哥們為謀生，曾準備開裝修公司，但大概因為誰都不是幹活的料，所以沒開成。他自己都沒被那種幻覺欺騙，所以選擇回國。

成年後離開母國的學者，留在美國，會面臨現實生活的困境，這很正常，無數大名鼎鼎的人物們，像哈耶克、米瑟斯、安.蘭德、納博科夫等無數被迫流亡的優秀人才，甚至天才們，都在美國經歷過相當的艱難，有很多到死都經濟困窘。但生活的不易，並沒有磨損他們的光芒；是珍珠，怎麼都會發光。而在和困境搏鬥中創造出來的成就，更令人仰望。

回國和留下，每個人根據自身條件做選擇，我都尊重，並不想多評價。但對劉曉波，根據他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對專制社會的深惡痛絕的怒斥、他的親西方的背景和言論、尤其是他對「中國文人為什麼在西方呆不下去」的透徹批判，使我無法不用他自己的思想去衡量他的舉動。一再令我想不通的，是他的「做法」可以和他的「說法」完全沒有關係，可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點上。這個「回國」還是「留在西方」的問題也同樣。

最近看到幾篇回憶劉曉波的文章，都談到他們在北京下館子吃大餐的情形。明顯地，在物質生活上，他比在國外的人瀟灑多了。當然，有國外雜誌社的工資，國外基金會的固定供養，加上稿費，和有些是自己手中控制的雜誌的稿費（上述說法無一是無的放矢），劉曉波在國內的生活，經濟條件比大學教授還好，海外更是沒有任何靠中文寫作吃飯的人可比。所以回國，僅從經濟生活的角度，對劉曉波來說，也的確是遠比留在海外要強。

在這裡必須明確指出的一點是：我絕不認為劉曉波拿了太多的錢，或不應該拿什麼錢，從事民主事業的人也得吃飯，得到各種資助是完全應該的，可以理直氣壯地拿，更何況那些資助並沒有永久保障。在中國經濟如此發展的今天，在中國富翁、大款比比皆是的今天，像劉曉波這麼極少數一些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努力的人，應該得到中國企業界有識人士在經濟方面的全力資助，讓他們完全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在哪個國家的民主運動中，都有本國企業家背後的鼎力經濟資助。而歷史上沒有哪個獨裁國家，有今天的中國那麼多富翁。但中國的企業家們越有錢，越要去巴結那個獨裁政權，劉曉波們要靠美國的資助才能生活，這是中國人，中國企業界的恥辱！更是中國民主事業的悲哀！

言歸正傳。89年劉曉波回國，還有其特殊的背景環境，但後來他再次選擇回國，並不再出來，其原因更令我瞠目，超過對他89年那次回國。

劉曉波第一次出獄後的1991年，曾在給我的一封信裡表示，89年那次在美國的時間太短了，如果再出來，很想在西方多呆幾年，好好體驗一下西方到底是什麼。但真有機會出來，他就變了。

1993年劉曉波短暫來美，在我家住了一晚。看到我和妻子在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跟別人分租房子的窘迫，真有點把他嚇住了，他甚至問要不要支持我點錢。他說在北京住家附近的餐廳包了一張桌子，幾乎不用做飯，口氣中頗有些可憐我的自得。他好像說在國內搞什麼項目，可以拿到國外基金會的資助（這裡記憶比較模糊）。

當時他邀了幾個朋友在我家聚會，對我和其他人勸他留下，沒有任何動心，說靠什麼拿綠卡呵（這問題都讓我吃驚，他可真實際。我來美國時想的是，流浪街頭也得留在自由的土地上），我馬上回答，政治庇護嘛，你參加八九民運名氣那麼大，這還不輕而易舉。他又說自己其實很軟弱。總之一點留下的意思都沒有。我當時就想不明白，怎麼剛從監獄出來，就要再回到那個大監獄去，居然對自由的西方沒任何留戀。

後來在《北京之春》（1993年）看到劉曉波接受亞衣採訪時就回國問題說，「我在哪裡生活得更舒服，我就要回到哪裡去。」這真讓我感到有些震驚了：他好像完全忘記了「我寧可在民主的國家受苦，也不在獨裁的國家享福」這句話。

在那個採訪中他還談到：「在大陸，在某種意義上講，一個人想揚名海內外，想取得成功，是非常容易的……你面對的對手，智商非常低下。它的愚蠢給你製造了許多莫須有的光環。大陸的英雄嚴格地講是共產黨製造的。你從學識、從人格、從各方面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像樣的人。」

這話使我想起，1989年在紐約時，劉曉波曾和我一起去參觀「大都會博物館」，他當時很震撼，對我說了一句十分感嘆的話：人家全都玩完了，沒咱們的份兒了。

什麼叫「沒咱們的份兒了」呢？他想要得到什麼「份兒」呢？也許你自己的努力達不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有所原創了，但離巨人近一點，看得更真實一點，踏著巨人走過的台階，讓自己進步得更快一點，更真實一點，不也很好嗎？看了那篇訪談，我才明白，劉曉波顯然對自己可以得到「貨真價實」的東西，不如對劣質包裝的「名份兒」更感興趣。

二十幾年過去了，每當劉曉波在國內弄出什麼動靜，我都會想一下他回國這件事。幾年前余傑到紐約，我還問起：曉波怎麼不出來？應該勸他出來。余傑說他就怕出來當局不讓回去了。我聽了，只能心裏一陣唏噓。

前一段在德國的女作家遇羅錦就某中國作家是否應留在海外給一些朋友發信探討，我在回信中談到劉曉波：「可惜他一次、再次地回去了，一次再次地把自己送進了監獄……每次想到他的坐牢，都不僅會為他沒留在美國而深感惋惜，也覺得十分不可思議。因為那句深刻地影響了我的話（「寧可在民主的國家受苦，也不在獨裁的國家享福」）是在他的書裡讀到的。我個人認為，他如留在美國，其寫作成績、思想深度都絕不會低於在中國，而是會更高。事實上，如果更多的中國作家能夠留在自由世界，並能毫無顧忌地發出真實的聲音，相信他們對推翻共產專制所起的作用，不會低過在國內。知識份子不必是活動家，用無形的思想，戰勝有形的刀槍才是他們的主要責任。而思想，只有在自由的天空下，才會長出堅硬的翅膀，才能真正翱翔。」

中國的民主之路之所以這麼艱難，我認為思想理念沒傳播到位是根本因素之一。思想是行動的前提。胡適高喊了一陣「全盤西化」，在美國住了好多年，可什麼西方的東西都沒介紹給中國人，因為他連西方的皮毛都沒摸到，就跑回去弄中國古董去了。李敖也熱捧了一陣西方，卻從不到西方住一天，現在則開始罵自由的美國，歌頌獨裁中國了——那個不建立在任何思想根基之上的、罵完東方罵西方的文痞，結果是兩邊的好處都沒學到，天邊的惡毒則集於一身，變成一個靈魂出竅的怪獸了。

劉曉波也當屬鼓吹西化的主要中國文人之一吧。他也不住西方，但其文章一路都是讚頌美國、推崇西式民主體制的（儘管他好像早已對西方文化不感興趣了）。但是我在前面提過的、胡平最近晒到網上的劉曉波93年給他的信，又著實讓我楞了一下。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幾點，該信對西方體制的犬儒態度和否定——「美國的大選中只有選票而沒有道義」，「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體，有哪一次選舉和操作過程有美可言」——等等，無法不令人疑惑，他的鼓吹西化，難道也只是個玩法？這點應該真的不是。但是，我開始懷疑他那些親西方文章中的水分。

怪不得他一點也不留戀西方，怪不得他「慶幸自己生逢此時的中國。那麼動盪，那麼危險，那麼刺激，那麼多機會。」這和那個在天安門廣場一本正經地教訓王軍濤去西方學民主的劉曉波是兩個人。哪個是真的劉曉波？大概哪個都是。他可以自如地從一個角色跳到另一個角色，哪怕位置相距十萬八千里，他都沒有撕裂感。他甚至可以把自己分析得透透徹徹，然後清晰明白地按照明知是「錯」的路子走：

「在中國，愚昧的背景襯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現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兒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而且我的周圍也站滿了各種病人。在中國，我為一個摻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虛名而活著；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對真實的生命呈現和殘酷的人生抉擇。當一個人從虛幻的高峰一下子墜入真實的深淵，才發現自己始終沒有登上過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淵中掙扎。這種大夢初醒之後無路可走的絕望，曾使我猶豫、動搖，並怯懦地嚮往那個我瞭如指掌的土地。如果不是‘大都會博物館’，我真的就要重新與愚昧為伍了。」（見劉曉波：《中國政治與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後記）

事實上呢，「大都會博物館」不僅沒有改變他的「重新與愚昧為伍」，反而更刺激了他的重新與愚昧為伍。下面的這段批判更準確：

「中國知識份子的生命中缺乏一種超越性的衝動，缺乏面對陌生世界、未知世界的勇氣，缺乏承受孤獨、寂寞、以個體生命對抗整個社會的抗爭精神，而只能在他們所熟悉的土地上，在眾多愚昧者的襯托和掌聲中生活。他們很難放棄在中國的名望而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從零開始。」

「他們不是面對真實的自我，為了一種踏實的自我實現而活著；而是面對被愚昧者捧起來的虛名，為了一種幻覺中的救世主的良好感覺而活著。在中國，他們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種聲音都將引起全社會的注視和傾聽；而在國外，他們形單影隻，再也得不到那麼多崇拜者的仰視，除了幾個關心中國問題的老外的熱情之外，沒有人肯向他們致敬。要承受這種寂寞需要的不再是社會的力量，而是個體的力量，是生命的才華、智慧和創造力的較量。」

寫完這段話，他就毅然決然地跑回沒有老虎的山裡，做猴子去了。在「生活得更舒服」和「揚名海內外」之間，做了很多事、坐了幾次牢，也真成了「共產黨製造的英雄」。求仁得仁，應該祝賀他！

●關於「個人主義」

正如本文開頭所敘，我對劉曉波最初的欣賞，是那匹帶著個人主義氣息衝進文壇的黑馬。在八十年代那個仍然相當封閉的中國，能突破任何一個框架去思考問題，都是難能可貴的。劉曉波有那種個人氣質，也有那份思考能力和努力；他開了一個亮眼的頭，我以為他會沿著那條路走下去，沒想到他後來開始「迴旋」，後來乾脆到人堆裡「湊合」想法去了。劉曉波真的是變了嗎？還是他一直都不曾是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者？

用劉賓雁的話說，「劉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但他當年的叛逆，不僅從來沒孤單、沒被拋棄過，而是得到了一大批人的欣賞。是他罵別人，而不是別人罵他。他有演講、有掌聲、有女人。有點像今天的韓寒，雖然沒有像韓寒這樣在大眾中這麼走俏。

而如果一旦掌聲、名利都沒有了，獨立精神也隨之沒有了的話，那說明他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人，更不內心強大。真正的個人主義，不是故意標新立異、故作驚人之語，不是用口出狂言、與眾不同來引人注目。那種為「名聲」而與眾不同的人，抗壓性最低，最容易變化，因為「名」是最不獨立、最具依賴性的——它要靠人群挺著。

真正的個人主義英雄，是自我世界的英雄，他具有擺脫他人認知的強大。如果沒有大眾的歡呼、沒有群體的認可，獨立思考精神也隨之不見了的話，那不僅不是真正的英雄，連「自我」都沒有，因為他太寄人籬下——沒有他人認可，他就沒有了自己。

今天人們對劉曉波的一個共識是，他變了，從激進走向溫和，從狂傲走向謙卑。劉曉波真的是在思想理念上、生活哲學上發生了什麼根本性的改變嗎？我認為不是。在理念上，那個骨子裡痛恨中共專制的劉曉波沒變，只是一齣戲，讓他演「沒有敵人」的角色。至於為人處世，在他和我的交往中，從沒有顯得很張狂，也一點都不難相處。相信有不少人同感。他跟我既不說「匪話」，也不說狂妄的「瘋話」，雖然聽過他當面對別人說相當刻薄的話。其實劉曉波當年就可以去拜那些他根本不買賬的人，很能「低就」的。他現在的所謂變化，並不是對人的，而是對「現狀」，他只是就現狀做一個更利於自己的調整而已。

劉曉波在給友人的信和自己的書裡都提到他還會一鳴驚人。可見一鳴驚人是他寫作、行動的一個重要目的。「一鳴驚人」這種東西可以在短時間內成為一個人行為的動力，但它不是理念，不是信仰，不是事業，一遇到風吹浪打就挺不住是自然的。

他自己也承認，當年挑戰主流文壇，是獲得名聲、虛榮的方式。但在海外轉一圈之後，他明白了：離開了母國那塊土地，他就沒有再生根發芽的希望，更難有「被愚昧者捧起來的虛名」。而回國之後，尤其是六四之後，政治環境導致劉曉波在國內也被「邊緣化」，官方的文化圈子就根本別提了，即使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也和你保持距離。

1989年劉曉波在紐約發表的「胡耀邦逝世現象省思」之類的文章（批評中國知識界對開明皇帝胡耀邦的熱捧），即使當時在中國能發表，也會引起文化界一片反彈。即使在美國，也引起正在此訪問的劉賓雁、王若水等文化名人的很大不滿。但在海外，他們不構成一個勢力圍攻，而在國內，就很難說了。被共產黨排斥，卻又寄予當權者改革的知識份子，文革以後一直都是最「得人心」的。

所以，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挑戰大眾很容易——他們沒有回應的能力；挑戰獨裁政權，今天也是多贏得民眾的喝采聲；而挑戰那個歷來依附政權、寄望政權，又有左右大眾能力的「文化人」群體，才真正需要勇氣。文人最怕的是文化界的封殺、文化人的排斥。因為被他們排斥，你的「正統」文人地位就被擠掉，連體制內的偽學者、末流的匠，都可以居高臨下俯視你。

即使在海內外異議人士圈子內，離開那個無形的群體，你也很難走得通：不加入團夥，就等於加大生活的困境——團夥掌握的組織不提供資助；更有甚者，你批評民運領袖，他們掌握的有稿費的雜誌就不發你的文章；在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稿子發不出來，聲音就發不出去——加大迫使你屈服的力度。

生活困境導致很難堅持只是一方面。而人要虛榮，你不進那個「圈兒」（包括自由派的圈子），榮譽就不給你。甚至「聯名」也經常有潛規則——找哪些人，誰主導。（早些時候）誰上名單，誰就等於得到一個身份認可；誰主導，誰就是中國民運井岡山了。於是，耐不住寂寞的劉曉波，成了一夥人的「頭兒」，一個群體的「首領」，甚至也去爭什麼權力、為能主導什麼資源而攪和得不亦樂乎。

誰拉幫，誰結夥，我都不會感覺奇怪，而劉曉波去做，著實讓我跌破眼鏡。因為他曾對群體團夥不屑一顧，他曾「討厭中國文化界拉幫結派的群體意識」。唯有不自信的人，才靠拉幫壯膽，才靠結夥證明自己和「正確」在一起。

曾經那麼狂妄、以特立獨行姿態出場的劉曉波，怎麼那麼容易就「入夥」了呢？我當然認為劉曉波有理念追求，但是，如果把風頭、名利、人群的恭維歡呼放在超過理念之上的位置的話，那他就很難撐住——在西方的生活艱辛、沒有風頭撐不住，在中國的孤掌難鳴也撐不住，所以要去「拜」，要去感覺被群體認可的「快感」了。劉曉波回國這些年，起碼是得到了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群體的認可；而為了這個群體的「認我」，理念妥協就妥協一些吧（妥協多了，就成了自己理念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拿出個人主義精神的時候，他告饒了，低頭了。

很多人喜歡今天的劉曉波，就因為今天的曉波低頭、拜「老前輩」、拜所有人。正如他的一個朋友最近撰文所說，劉曉波近年「認真去經營和發展人際關係」。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是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來低頭拜我了，那我就感覺他不錯，要捍衛他。劉曉波給所有人（除了那幾個差點搶了他的諾貝爾獎的）磕頭作揖了，於是人們就都說他好了，謙恭了。謙卑與否成了他們論斷人的標準；原則底線不重要，甚至價值顛倒也硬要講出理兒維護。這就是為什麼對許多基本的價值概念、常識性的是非判斷，在中國人圈子裡就可以搞成漿糊。

今天看來，當年劉曉波的言行嚴重缺乏真正的思想根基；他不僅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而且對群體的依賴超過一般人。所以遇到任何風吹雨打，就東倒西歪，完全不成形了。

在西方，我明白的最重要道理之一是：對「名」和「權」的追逐心越強，說明他的個人主義、獨立精神越弱——如前所述，名和權都是依賴人群而生存。西方真正的個人主義英雄，是為自己的理念，自己所熱愛的事業而奮鬥、而努力。如果他們有幸得到名和權，那只是副產品，而絕不是追逐的目標。而只要把「名和權」當作目標，結果一定是失去自我和獨立精神——因為當人群不買你賬的時候，當人群拋棄你的時候，你首先懷疑的是自己，或者因個體戰鬥不過群體而告饒。

今天，在民主和獨裁、（西方）左派和右派的爭鬥中，觸碰到最最根基的問題，是個人主義和群體主義的問題。人類全部的極權統治，都建立在群體主義價值之上。正是那一個一個不敢離開群體站立起來的「小」人，促成了專制的土壤。個人向小群體低頭，小群體給大群體讓位，大群體給獨裁者磕頭。

在西方住了二十多年，我最大的發現和最大震撼是：西方不是那些我們在中國熟悉的、大名鼎鼎的、被主流知識界推崇的文化人們支撐和往前推動的，而是那為數極少的，一生都被打壓，在極艱難的物質和精神生存環境中，堅持著信念，堅持著原則，孤軍奮戰，以西西弗斯往山上推石頭的精神和毅力，支撐著西方文明。他們不是為國家而努力，不是為民族而奮鬥，他們是為捍衛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權利、個體的尊嚴而戰鬥，為追求自己的理念而跋涉。他們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他們骨子裡追求的是真正的個人主義，真正的個人主義者是強大的個人。他們絕不向群體低頭，尤其是不向擁有絕對話語權的知識界低頭。在他們的正確一再被歷史證明之後，他們仍是少數，仍被打壓；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直到離世都沒有得到任何榮耀或應得的尊敬。但在西方，就有那一個點、一個點的，不依賴群體而站立的個體，從不同的點，不同的角落努力，頂起了西方這片自由的天。

劉曉波幾年前還在熱烈謳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獨立精神。易卜生就是那種體現西方個人主義精神的一個點。我對劉曉波的失望，就這一點來說，大概有些不公平，只因我曾對他誤判，曾對他另眼看待。

●關於三百年殖民地和臺灣

劉曉波曾在香港說「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雖然我不認同任何地方做任何人的殖民地，但對當年一個痛恨中共專制的年輕人的激憤之語，我完全可以理解 ——殖民地也比共產統治強。劉曉波對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狀況也是悲哀的，持批評態度的。他2006年重發當年那番講話，重申不收回「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觀點。他也曾多次撰文，支持各民族人民自治的權利。以他文章中一貫的思想，他完全應該是一個「是非高於種族、個人權利大於國界」的自由主義者。

但他卻會忽然（1996年）去找一個極端民族主義份子，倆人聯署給國共兩黨上書的《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要盡快連手促進和平統一。要民主政府和獨裁政權連手組成「聯合當局」，這真是荒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劉曉波這種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裡。不客氣地說，我當時只感覺他是「漆線」了（廣東話：正極負極連電了）。難道他連想也不想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選擇權利嗎？難道他不知道臺灣的前途既不能由國民黨、更不能由共產黨決定這個基本常識嗎？難道他不知道臺灣的民主政府絕不可能跟中共獨裁政權組成「聯合政府」嗎？他當然知道！但是，為了「弄出點動靜」，引起媒體注意，有個「作秀」的機會，他是什麼常理，什麼底線都不想了。那麼高調的一個自由主義分子去跟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分子聯名，這本身就夠瘋的了。

那個《雙十宣言》使我確信劉曉波後來這一系列簽署聯名的「作秀」性質。

●關於人格統一性

西方把integrity（人格統一性）看作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格之一，認為它是反映一個人的性格、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基石。所以無論是從政還是經商，沒有integrity是最被話詬的。攻擊政治家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你自相矛盾，你沒有integrity。而知識份子，如果沒有 integrity，其思想連探討的價值都沒有；他觀點的對錯、他有沒有「敵人」、有沒有「大愛」，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在我眼裡，劉曉波最值得探討的問題，還不是他是否軟弱，甚至不是對錯，而是他有沒有integrity。

就《零八憲章》問題，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余傑撰文反駁，題目是：「劉曉波早已走出諫言路」。我完全同意這個題目，認為這個題目起得很好，內容也都基本屬實。而恰恰是那些屬實的內容，構成了劉曉波的矛盾；恰恰是他早已走出諫言路，卻又不斷回頭遞狀子，給皇上使媚眼，才讓人受不了。

我們每個人都犯很多人生的錯誤，但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在迷迷糊糊、不清不楚、不知對錯的狀態下作出了錯誤的選擇。而劉曉波則在相當多重大的問題上是清清楚楚地思考過，清清楚楚地知道對錯，然後照著自己批判的去做。這實在是一絕。

他可以對共產專制有清晰而深刻的認識和批判，卻忽而又像從來都模糊不清的人那樣對專制政權充滿「我沒有敵人」的浪漫幻想；他可以一面「和野蠻的專制制度不共戴天」，一面又「打倒共產黨不民主」；他可以痛斥理性，卻不真的走進宗教；他可以歌頌超越的精神境地，卻放任自己世俗的急功近利；他可以狂傲到俯視尼採，也可謙卑到討好他蔑視的人（這和君子風度、紳士禮貌是兩回事）；他可以在想像的象牙塔裡認真思索「形而上」的問題，也可以一下子滾到地壟溝裡跟哥們過「痞氣」的癮。這不是一個正常人的所謂性格的多面性，而是人格沒有統一性的問題。

劉賓雁、王若望、鄭義都曾撰文尖銳地批評劉曉波對八九民運的否定。回頭來看，那是一場全民反抗獨裁的運動，必須肯定。運動當然有許多需要深刻反省之處，不少人撰文討論批評，但這些都是事後諸葛亮，或旁觀者的高談闊論（包括我本人）。但幾乎沒有人像劉曉波那樣，從國外跑回去，深深地陷入運動，感覺是非常地厭惡，參與過程中又跑到北京外交公寓跟澳大利亞友人白傑明痛罵這場運動，可謂對運動深惡痛絕了。但罵完之後，就再回到廣場，參與到運動的領導層。連精通中文、精明度跟中國人差不多的白傑明都對劉曉波的舉動不可思議。

曾和一個朋友談起劉曉波的矛盾性和不統一性，我感嘆道：「劉曉波這麼撕裂怎麼活呵？」朋友答道，「沒法活。除非他是流氓。但你以為他感覺撕裂嗎？根本沒有！感覺撕裂就沒法去做。只有跟這個世界玩，作為一個玩法，才能怎麼玩，都理直氣壯，還有模有樣。用他自己的話說，‘跟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諾貝爾獎都耍到手了。太好玩了。」

「跟這個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雖然這是劉曉波許多年前寫給朋友的話，但一個人居然有過這種想法，也是真夠絕的。我設想了一下：一個什麼樣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可能有過這種想法呢？玩世不恭者？厭世者？痞子？流氓？惡棍？都可能，但感覺又都達不到「跟世界耍流氓」的程度。然後這樣一個人，有一天又變成了耶穌般「大愛」的君子？如劉曉波所寫過的二律背反：「最強烈的禁慾主義者，往往是那些曾經過了毫無顧忌的縱欲主義生活的人；而禁慾主義者一旦走向縱欲，也肯定是最糜爛的。」不知曉波是把二律背反研究透了，要以身試之；還是對二律背反做過許多思考，然後下意識，或無意識地影響行為了？但無論前者後者，都不能同時既是最強烈的禁慾主義者，也是最強烈的縱欲主義者吧？

目前的劉曉波讓我看到一張血肉模糊、無法辨識的臉。我分不清哪一個是本尊，哪一個是面具。公平地說，哪個劉曉波都有相當的真實性。他或許是被「作秀欲」給害苦了，害得自己就跟演員似的，有時也真搞不清哪是自己，哪是角色了。或許不少人感覺沒我這麼強烈，更或許有人「高級」地表示，人不是那麼黑白分明的，就是複雜的。沒錯，中國人絕對比其他種族的人更複雜，複雜到老外絕對弄不懂，複雜到連我這寫中文的人都總是發愣。

劉曉波被捕後，我有一次因為別的事情，給國內一個（也是劉曉波的）朋友打電話，談到曉波被關押（那時還沒判），我對中共很憤怒。他卻說我不瞭解國內情況。我跟他辯論，他倒有點火了，說，「這些年我對曉波，比你熟悉、瞭解多了。他就是幹這個的，要這個的。」一副對劉曉波被抓毫不在意的口氣。我放下電話，心想這人怎麼變得這麼玩世不恭了？人家都被抓到監獄去了，他居然沒什麼感覺。沒法跟他正經談話了。

可隨後不久，就在網上讀到劉曉波北京的朋友寫文章說，劉曉波是求仁得仁。「他因為《零八憲章》而被捕之後，大家似乎都很高興。」他們還興致勃勃地喝酒慶祝零八憲章（還是慶祝劉曉波被捕？）。要這樣的話，大家還假模假樣地呼籲釋放他幹嘛？就讓他好好呆在監獄裡等諾貝爾獎吧。這不等到手了嘛。

也許他們真的都比我更瞭解劉曉波，更瞭解國內的情況，更明白他《獨白》中說的那種心理：「共產黨出手越重，我的形象越高大」。這次的結果，或許使劉曉波想起他在「六二絕食」前的耶穌夢，腦子閃過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那句話：成了。——還不用死，跟耶穌三天復活也差不多。

有人把劉曉波比作臺灣的李敖，這實在太令人發怵。李敖實可謂中國文人中最邪門、最變態、最十三點的怪獸。我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都從來沒見過李敖那種怪胎。而劉曉波，天呢，還是別拿他去跟李敖比，別嚇死人了。難道中國人裡有點棱角的，就都要走向痞子、流氓、人格分裂嗎？難道中國人裡就產生不了任何有獨立精神的正常人、正經人嗎？

不。劉曉波不是惡人，也不毒。他絕不是李敖，而且他痛恨李敖。李敖那種天生的壞蛋，人類罕見。劉曉波大概只是被什麼東西「巫」住了，迷失了自己。可惜了他的聰明，他的悟性，他的思考能力。我跟前面那個朋友說，劉曉波是典型的「聰明反被聰明誤」。朋友嘲諷道：「人家‘誤’也好，‘巫’也好，一頭撞出個諾貝爾和平獎。難道不是‘老子又贏了’（劉曉波因悔過獲得釋放後的第一句話）？豈止是‘老子又贏了’，是老子徹底贏了！」

真的嗎？我想起索爾貝婁的一句話：「人生的價值在於一個人的尊嚴，而非生活中的勝利」。如果「生活中的勝利」是劉曉波的哲學，那就再次祝賀他吧。

但是，在達到了名利的頂峰之後，也許劉曉波會重新思考許多問題，不再撕裂，找到一個完整的自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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