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老頑童是個風趣幽默的人，如果不曾跟他細聊，不會知道他其實有過很多悲慘的遭遇。也許，就是因為生命太悲慘了，所以只好嘻笑度日。有一天，就在我們互相調侃時，他卻正經八百的告訴我他得過憂鬱症，我的下巴一下子就掉到脖子處。他不怪我驚訝，只是娓娓道來那不堪的往事。這樣的事我覺得不應該被歷史的塵埃掩蓋，於是在徵得他的同意後，將事情詳實記載如下：
我曾經在57年打擊右派時被帶上右派的帽子，到了80年代，我到江贛農業局工作，在那裡一年半左右的時間，就發生了這樣一件違反公眾利益的事，導致江贛區嚴重的污染。
事情是這樣的，一日，杭州市有位市長（恕我無法指名道姓的說，因為他們會對我進行打擊報復）給農業局來了一個批文，要在我所工作的農業局蔬菜基地再造一個電鍍廠（原本有一個小型的電鍍廠，影響還不那麼大），電鍍廠是鉻、鎘、鎳等重金屬，一但蓋了，所排放出來的廢水，流到哪裡水就毒到哪裡。農業局局長兼黨委書記有一天在會議上告訴我他為難的事，他說：這個是市裡頭來的一個工程，要我們批准在我們蔬菜基地裡蓋一個電鍍廠。
我一聽就急了，我問：「局長，你批了沒有？」
他回答我：「我不能不批。」
我說：「局長，你是不是怕烏紗帽丟掉？」
沒想到這句話得罪了他，他當時就嚄地一聲站起來，用手指著我的鼻子：「你這個右派份子，你的右派帽子是永遠掌握在我們共產黨的手裡，我們隨時可以重新給你再帶上，我做為農業局的黨委書記，就可以送你去勞教、勞改。」
就這樣，我頭一次患了憂鬱症。
我心裏想著：我這是為了老百姓的健康著想啊，這是要死人的大事，你們這樣一批，要害死多少人呢？農業局局長是完全可以不批的。你可以去把市長請過來，去看看菜農家破人亡的慘況，市長如果沒有特殊供應，也要吃杭州基地的蔬菜的。市長就不敢要批了。事實上，我的話擊中了他的要害，他要保留他的官。
此後農民蔬菜地所澆灌的水用的就是上塘河裡頭電鍍廠排放出來的水，結果很典型的一個例子，一個58歲的老菜農，這個老菜農不是一般的菜農，他可以從種子一直培養到蔬菜，而且怎麼耕、怎麼種、怎麼留種等等，這樣的蔬菜老農是可以出國幫助辦蔬菜基地的，結果死於肝癌，肝癌就是重金屬在肝裡面積存以後得的，不遺傳、不傳染。過了一年以後，他的兒子28歲也死於肝癌。我實地調查以後發現自留地裡頭的蔬菜，都是用上塘河裡頭電鍍廠排放出來的水，土壤裡頭的蔬菜有「富集」重金屬功能的，「富集作用」在生態上是一個專有名詞，把澆到土壤的水裡頭的重金屬都吸收到植物，吃了這樣的蔬菜就等於在吃重金屬，這個重金屬含量很高很高的。
後來這種病人在醫院裡多了，這種病人都是農民，這些農民就知道了，原來這個水有毒的，就開始把用電鍍廠的廢水澆灌出來的蔬菜都送給城裡頭電鍍廠的工人吃，進行報復，他們自己就挖深井，開闢自己的自留地，既不施化肥，也不灌有毒的水，而是用水井裡頭的水。這樣毒來毒去，導致杭州市的肝癌發病率相當高，但這些數據都是保密的。
得了憂鬱症後，我跟誰都不講話，我知道如果把事情再追根究柢刨下去的話，根源是在中央，只要再說什麼，我就會像張志新、林昭那樣了。兄、姊看我都不講話，飯也不想吃，什麼事情都不感興趣，晚上睡不著覺，就把我送去第七人民醫院精神病醫院院長瀋慕慈教授特設的診所就診。醫生讓我的兄、姊迴避，讓我單獨跟他談，診療室裡就我跟醫生兩人，醫生讓我放心，告訴我把主要影響我精神打不起來的原因說出來。我於是把我從13歲受中共領導，一直到被打成右派，一直到當時已經摘除了帽子了，還要再把我扣上帽子的事，逐項說出。我說我這個意見如果他們不重視的話，那杭州市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如果一個刑事犯把自來水的水源加上毒藥，這樣的刑事犯逮住肯定要槍斃的，現在這個刑事犯就是我們的市長跟我們的農業局局長，是他們批准的。我把這一切講了以後，醫生稱讚我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他對我的病症下了一個結論：你現在是在憂國憂民。
日本人打我們是外敵，現在我們是自己在殺自己的老百姓，就是沒有把關，應該是正確處理這個問題，把電鍍廠的水應該如何沉餾下來，把它跟水源絕對隔絕，然後怎麼樣集中起來，回收這些鎳等重金屬，廢物利用，不但沒有毒，反而提高我們的經濟效益，那才是對的。我們知識份子這方面也有專家，只要市長有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就會把這一切做好。
當時醫生在我的病例上寫下如下的診斷：憂國憂民被政治迫害的憂鬱症。
我活著就要講真話，又不讓我講真話，會走上自殺的道路，我的確是這樣做過。不自由，毋寧死，歷史上屈原投江也是為了這個，我腦子裡告訴自己，這個社會裏不能講一句真話，那我今後還有什麼意義，要寫論文，科學就是真話，我所有奮鬥的目標也沒意思，真話在這個國家裡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