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為復辟專制制度而施行教政合一、強化思想統治
如導論第一章所述，近現代任何專制復辟政權無不將強化思想統治作為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中國，民元之後，由於袁世凱、張勛的帝制復辟瞬間敗亡，北洋軍閥又不得不在「共和」的名義下以推動復辟，一九二七年之後重建的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本質上又是一個正在實行訓政的民主政權，因而，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共和國家的基本性質，便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延續和保證。由是，中國人民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持續地保有思想、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的相當自由。所以，不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亦都只能提倡「尊孔讀經」，而不敢強迫「尊孔讀經」。北伐成功後，國民黨即便為了接受袁、張和北洋軍閥復辟的教訓，而要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間內實行「訓政」，直至圍剿持槍反叛的新舊軍閥和中共，然而，共產書刊報紙，共產作家聯盟，以及在種種名義掩護下的共產社團，仍在相當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擁有存在和發展的自由。王若望等許多共產黨人，曾一再聲言他們是在國民黨的監獄裡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才崇信共產主義的事實，便是明證。02
第一、取締一切思想文化自由，強化馬列毛絕對思想統治
由於教政合一之極端專制政體的特質乃是教權至上，政權次之，而教權統治又以宗教思想的統治至上，所以，維護正宗教義，反對宗教異於，排斥甚至是絕滅其它一切思想，包括思想和思考行為本身，就成了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統治的至上法權。所謂「你思考，你就不是一個忠實信徒」的宗教名言，所謂「共產黨員必須做黨的馴服工具」 的「黨員修養」，都是中世紀歐洲教主們和當代共產教主們，實行教政合一式專制極權統治的不二法寶。因此，由取締一切思想自由，包括取締對共產教義作出任何不同解釋的自由，而導致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自由的全面取締，便成為「教政合一」之極權專制政體，維護其絕對思想統治的不二法門。中國共產黨正是以此為最高統治原則，才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全面地、並且是徹底地取締了人民的上述種種權利，將民元以來中國人民已經享有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基本人權，剝奪得一乾二淨。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教育、文化、學術、新聞、出版以及各個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的黨治，而且還要在上述一切領域，將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均納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之下，將一切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工作，均要變成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作為絕對真理的證明，說明和解釋。即便是自然科學領域裡的一切研究工作，包括體育比賽和文藝表演，也都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之，其成果都必須貼上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標籤，以證明這個主義和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絕對真理性」。中國共產黨以此來否定人類歷史上除馬列毛以外的任何思想和思潮，不論其進步還是反動；中國共產黨更以此來排斥和反對當代世界在人文科學領域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亦不論其反動還是進步。由是，不論是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稍有離經叛道，或僅僅是對馬列毛思想的解釋、證明或歌頌，與中共、甚至是與毛本人稍有背離或偏差，就立即要遭遇批判、鬥爭、政治處理、判刑勞改、直至處以極刑。即便是與中共一起發家，或為中共及毛的發家有過重大「理論貢獻」的共產黨人亦不能免。前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遭遇，就是千千萬萬的例證之一。此與中世紀教權統治下的歐洲相比，其教權的至高無上和教權的無孔不入，及其血腥和殘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取締宗教自由，毀滅宗教文化，壓制宗教發展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以後，雖然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在實際上，卻毫無餘地地剝奪了人民的這一自由。如果說文革開始前，和尚、尼姑尚允許存在以裝點江山的話，文革中，除馬教之外，所有宗教在「破四舊」革命口號下均被取締和打擊，所有宗教建築、宗教古蹟均被搗毀和破壞，所有和尚、尼姑均被批鬥或還俗，中共所謂宗教文化政策的底牌遂暴露罊盡。文革以後，中共雖然開始修復寺廟，
重建宗教「隊伍」，但是，也正因是重建，所以，才又趁機輸入了自己的「新鮮血液」，在宗教界建立了黨政級別，即按照中共的官本位為寺廟劃等級，為和尚尼姑定待遇，所謂「處級寺廟、科級尼姑」每遇而皆是，屢見而不鮮。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人民雖然因對馬教、毛教的普遍拋棄和徹底厭棄，而開始自己選擇宗教信仰，並促使了宗教活動的迅速發展，卻又因為立即造成了中共的「大不安」，而立即遭遇和正在遭遇中共的廣泛鎮壓與堅決「法辦」。顯然，要想在中國大陸回歸中華民族五千年宗教自由的文明歷史，無疑尚需要一番極其艱難的奮鬥歷程才能實現。
第三、設定反革命罪、反毛澤東思想罪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罪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厲行鎮壓設定了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一是歷史反革命，即歷史上曾作為共產黨敵人者，或曾寄身在敵人陣營裡面的人，並且不論這個敵人是否真的反對過共產黨，是否幫助過共產黨，或為起義者和投誠者，或在實際上竟是抗日的民族戰士。二是現行反革命，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反對共產黨言行者，或僅僅在思想上表現過不滿或表示過不同意見的人，或僅僅是被共產黨「認為」有不滿者。由於對大量的思想上的反革命，無以設定硬性的界限，因而，思想上的反革命罪，就成為一種「欲加之罪」，即「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此為中國大陸「最為普遍的政治罪行」。一句話，一個字，有時不過是對一個黨員或一名幹部的一點不滿或意見，甚至僅是個人在日記上寫下的一兩句有情緒的話，或被認為是有情緒的話，有時竟是在黨的動員下向共產黨表的忠誠、提的意見，有時卻完全是因為筆誤，諸如將十月一日寫成了十月十日等等，均能構成反革命罪，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九五零年中共因發動土改而隨意將地主視為反革命並將之槍殺者，即達二百萬人以上。一九五一年因中共發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而成批槍殺的反革命分子，總數達四百萬之多。一九五七年因中共「引蛇出洞」而被打成右派者，竟佔全國知識份子總數的五分之一強。其中更有一些人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罪而被逮捕或判刑。03 從一九六六年中共文革伊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臺，因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罪而被判刑、槍決者，和被逼自殺身亡者，難計其數。一九七八年之前，在成批槍斃死刑犯的刑場上，在人滿為患的中國大陸各地監獄中，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均為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一九七九年前後中共為維護統治，收拾人心，曾「與民讓步」而平反冤假錯案，其被平反者，基本上是反革命犯。曾容納過數十萬反革命犯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諸勞改農場瞬間為之一空。時至一九八零年，仍然有人僅因一句「政治民主化」便被判刑十數年。殊不知「政治民主化」之一語，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被寫在國共兩黨的「雙十協定」上，一九四六年更被公布在中共也參預修改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上。一九八九年中共的天安門大屠殺，無非是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公開大屠殺罷了。
然而，正是這種對反革命罪的大量羅織，才絕對有效地維護了中共在思想上的極端專制統治，使神州大地「人皆不敢言其想言，人皆不敢想其願想」。誠如蔣介石所言﹕「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參見本卷第二章）中共教政合一的極端反動政治體制，正由是而得以建構、鞏固和維繫。
第四、中共為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補上了最為血腥的一課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構「教政合一」的極端專制統治，委實為它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絕對專制制度」，帶來了專制權力在結構上的根本保證。它既是中共在專制復辟統治的手段上，對「蘇化」後中世歐洲教政合一政體的照搬和發展，又是對中國漫長的專制歷史在統治方式上的一次血腥大補課。因為中國歷代王朝和歷代帝王，只藉助宗教，利用宗教，卻從來沒有「為獨尊一家宗教或思想而滅絕一切宗教或思想」。即便是董仲舒要在統治哲學上提倡「罷黜百家和獨尊儒術」，也既未掃蕩得了百家，更未在中國真正建立起一個至高無上、即高過皇權的儒教教權統治。儒家思想仍然只能作為一種被皇家利用的統治思想和學術思想，而非必須頂禮膜拜的宗教統治權仗，更不能高高地懸掛在皇冠之上。中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雖然常常獨尊儒術，但從來都能允許「儒、釋、道」三家並存、並尊，甚至是並用，以使互補和互約。即便是某個統治者要獨尊某家，他也絕不會為了此家而殺盡彼家。獨尊佛門的梁武帝竟能與反佛者「開臺辯論」，雖失敗而絕不加害，足見其沒有為佛而殺人。由是可知，漫長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正因為允許數教並存，互相牽制，在政治上既沒有將專制統治推向教政合一、即在思想上實行全面專制的極端境界，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和相當範圍內，予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以「思想思考的自由和文化創造的自由」，因而，才不致因羅織種種思想罪而為教殺人，也才有可能造成「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思想文化局面，並在數千年之內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產生了不朽的思想成就，為思想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歷史條件。甚至為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綿延難絕，造就了思想文化的基礎。即便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幾度「文字獄」，也只是幾個君王所製造的幾個個案而已。這就較之由教政合一血腥統治所導致的、中世歐洲封建專制統治的「短命」歷程，，既顯示了它在文明發展上的歷史進步性，又帶來了它綿延難絕的歷史落後性。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殫精竭慮地要探討中國君主專制歷史為何如此綿延而難衰的研究中，有些成果雖然對如何造成中國專制歷史之所以如此漫長的諸種原因，都有切實的論證和睿智的發現，但是，卻又都因為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和宗教的關係鮮有探討，而不能揭示出它的根本原因何在。更何況就全世界範圍來說，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究否太長，亦大有值得討論的餘地。再者，世界歷史的發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完全步調一致。因此，僅僅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進步中，我們中華民族稍慢了一步，或曰稍稍落後了一點，我們便只想從討伐自身的歷史弱點出發，甚至走向對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直至對自己民族的完全否定，即將中共的復辟專制之罪完全歸咎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劣根性」，這固然是中共在思想文化上絕不允許任何自由、更不允許否定現實的一個惡果，說得直率一點，怕也是某些人，因懷有不敢、甚至是不願否定現實的心態，才使他們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這在實質上，無非是為中共在大陸的極權專制統治，作了一種「軟性的辯護」。其實「祖宗何罪，罪在中共」。這大約也是一句應該提出來共勉的 「實話」吧。
三 中共為實行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而建立嚴密的權力結構
第一、「兩會制度」是中共表演共和的舞臺與厲行專制的框架
如前所說，中共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假以三權分立的樣式，建立了它所謂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卻在實際的權力結構和實際的政治操作上，又為中共中央及其各級黨委所一統。因此，這個根本制度就成為表演共和的舞臺，而非實行共和的機關。它非但沒有成為組成共和國體的根本權力結構，相反，倒成了厲行專制極圈統治的如意框架。
第二、中共教政合一的極權政治體制是以軍事獨裁作為其統治基礎的
如果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政治協商會議制度只是在表面上裝潢與表演共和的舞臺，那麼，撐持著這個大舞臺和作為整個專制統治權力之根本支柱的，卻是號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共黨軍。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就只有中共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黨軍，而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軍事委員會和國家軍隊。八十年代初，為了做樣子，才由鄧小平同意「多挂一塊牌子」，即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多做了一套「國家牌的制服」而已。加之中共的黨章又規定黨的主席，或曰第一把手，必須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因此，毛澤東便任此職至死而不放，鄧小平亦在不擔任任何黨和國家職務之後仍繼續擔任該職，直至由他來指定接班人擔任這一關鍵職務。因毛、鄧既是中共造反軍人出身，又是中共軍隊的最高統帥，是故得意時均著軍裝以顯威。毛澤東則更是在十數年中常常穿著軍裝，以逼迫人民對他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他所獨有的四個偉大稱號上，有一個便是「偉大的統帥」。他們與希特勒一樣，既是黨的元首，國家的元首，又是軍隊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權本身具有了軍事獨裁政權的性質。如是，中共黨指揮槍才是假，相反，槍指揮黨才是真。文革開始，全黨內訌，全民遭殃。有人亦數度想在軍隊燒一把火，玩一回造反的把戲，甚至想奪軍權，毛澤東便立即指責這是要「毀我長城」。當文革之亂已經亂到了無以收拾之時，毛澤東便派出軍人「支左」，實際就是武裝鎮壓，並因此而穩定了局面，也鞏固了他重新到手的獨裁權力。而當黨的會議上出現反對他的意見和傾向，其地位與權力受到挑戰時，他則乾脆用軍隊包圍會場，迫使他的黨人在他以軍隊作底的淫威之下就範。可以說，毛澤東的數十年橫行無忌，膽量便是來自他軍權在手。毛死後，胡耀邦的被迫辭職，趙紫陽的被逼下臺，鄧小平用的也是同樣的把戲。
「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一支在前蘇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以公然背叛北伐和叛變中國國民革命為「奠基」的農民造反軍隊，在它於一九四九年為中共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之後，亦與歷代農民造反軍人一樣，人人都必須弄一個官做做。是故，其軍事人員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便被轉業到地方擔任各級黨政領導，並且形成了傳統。這既在無形中使中共各級政權仍為軍人所掌握，使軍隊的專製作風得以在地方政權中傳承和發揚，同時，亦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構成上出現文化素質極底的特質。尤其是公、檢、法系統，至今仍幾乎為轉業復員軍人所把持。其文化素質之低，軍人作風之強，驕悍脾氣之盛，足以使各級本來就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公、檢、法機關，「蠻橫無知和無法無天」。所以，如果說中共實行的是教政合一，倒不如說中共實行的乃是「教、政、軍合一」。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際上乃是一黨一姓的軍隊，豈但與國無涉，而且與民作對。一九四九年後，中共曾無數次調動人民解放軍以大規模鎮壓人民的血案，固然為外界所難知；一九八九年中共公然調動人民解放軍進北京屠城，終於使世界震驚不已。中國共產黨正是靠著這樣一支由它絕對掌握的私家軍隊，為其打天下，又為其保天下，更為其殺天下，才有力地鞏固和維繫了它的專制復辟政權。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的這堵「長城」和這根「柱石」，卻在中共數十年權力鬥爭和政治風雨的剝蝕之下，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開始了分化和裂變。近十餘年來，解放軍裡的知識份子軍官和作家們，特別是新一代解放軍軍史研究家們，他們在對解放軍歷史的反思中，所得出的大量「反認識」，和他們對國民黨軍隊英勇抗戰的「痛苦認知」，無疑為推動中國大陸的現代歷史反思運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重大作用。至於新一代有文化的中青年軍官，他們而今對「黨指揮槍」的巨大懷疑和不滿，以及他們渴望自己能夠成為國家軍隊的迅速民主覺醒，實已使得中共面臨著軍權的最大挑戰。誠如海外一位報人所言，而今，「解放軍還要解放何人」 呢？他們剩下的唯一任務，就是解放自己了。中國共產黨想依靠這一支黨軍來維繫它搖搖欲墜的政權，來達成它「千秋萬代掌權」的願望，最終怕也只能落得個「天上人間」式的悲哀罷了。
第三、全方位實行黨政合一是中共將全社會納入教政合一體制的具體形式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不僅實行教政合一，而且實行黨政合一，即將黨政合一當作教政合一的具體形式，無處不以黨權指揮政權，使中央及各級政權機關，包括政權機關中的各個部門，均置身於同級和同部門黨權的控制之下，以黨凌政和以黨控政。同時，中共還將中世歐洲教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即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控制權，和教權對於各級政權的結合權，發展到了政權以外的全社會。即在全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單位中，皆視其級別和規模，設立黨的權力機構，將其領導權力政權化、級別化，同時還要建立行業、系統、或跨行歸口的黨委領導機構，以求黨權至上，統領一切，重在控制思想和掌管人權。其中工會、婦女、體委、文聯（包括所屬各協會、特別是作家協會）、共青團等被中共宣布的「五大群眾團體」，均歸中共中央即各級黨委的宣傳部直接領導和控制，如同八個「民主黨派」權歸中共中央及各級黨委統戰部直接掌控一樣。由是，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全社會，都建立起了一個個蛛網式的和等級化的「封建莊園」，並且還要視其在蛛網結構中的地位和大小，或成縱向歸屬，或作橫向牽制。其每個莊園的莊園主便是這個莊園的黨的最高負責人。這個負責人由是而獲得了其領屬範圍內的一切生殺予奪大權。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結構，不僅使得全社會政權化，而且使得全社會黨權化；不僅使得整個國家專制化，而且使得整個國家封建化。因此而成為中央集權與封建專權的高度結合，即全方位極權化。
由是，全社會所有行業和所有單位，其內部自上而下均層層設立包管一切的政權式機關，又同時設立控制一切行政權力的黨權機關，並設置黨委書記，黨總支書記，黨支部書記等職。其作為同級行政領導的領導，便理所當然地掌控了指揮行政的全部權力。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讀書做工，包括休養生息，便全部被置於黨權指揮下的「行政權」之下。中國大陸全體人民，在實際上便成了奴隸制度下的，無任何人權與民權的奴隸而已。
八十年代中共為自救而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上述統治開始出現了軟化跡象，但是，其基本的黨政體制既未改變，黨政亦根本沒有分開，由黨管人的人事制度雖然高喊改革已達二十年之久，卻至今沒有任何具有實際內容的改革。全社會各行各業中的黨權，雖在少數領域有所削弱，如工廠廠長負責制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一再較量，個體經營中黨權問題的亟望解決和尚未解決，以及由「人心不黨」而產生的對黨權的抵抗和排斥等，但其中絕大多數領域，黨權基本上沒有被觸動。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教育、新聞、出版、學術、科研、文化等上層建築領域中，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明顯趨勢。一度在高等學校實行的校長負責制，終於又退回到了「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是，中國共產黨為復辟專制制度而苦心建立起來的這個嚴密的權力結構，畢竟因為時代的進步和中國大陸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和復歸，以及它為自救而推行專制經濟改良所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不僅開始出現全面的鬆動和鬆散，鏽蝕和腐蝕，而且其最高權力所面臨的權力危機，亦在人心思變的基礎上，使得它的整部統治機器已經在根本上發生了衰朽。由是，中國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這一部嚴密的和高精度的專制權力結構，也就勢必要面臨著「一朝崩潰」的危險。蘇聯及其它共產國家的瞬間自垮，及其權力結構的轉瞬即崩，已經為中共昭示了它同樣的下場和結局。只是中共將垮得更慘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