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主持嘉賓喊出「我們都是少校」時，我還是脆弱地忍不住淚盈。其實淚水也是我的力量，讓我敢於衝鋒和犧牲。
記錄片《尋找少校》，是從一張1944年滇西反攻時的葬禮照片作線索，尋找戰死在高黎貢山的美國盟軍少校的故事。
記錄片《發現少校》，是從一本晾晒於網路的美國軍官中印緬戰場聯絡簿上中國軍官簽名為線索，發現了一位歷經大榮大辱依然健在的中國少校的故事。
兩位中、美少校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相同的只是均為遠征軍少校。前一部「尋找」了三年多，後一部「發現」又是3年。前後6年間，曲折與挫折難與人言，憂傷與欣然也難與人言。尋找少校梅姆瑞最後的人生軌跡，讓我體味了死亡和尋找的價值；發現少校趙振英一生的榮耀和苦難，讓我感受了一個人的尊嚴那麼容易打碎、又那麼艱辛的復原。
死不足怕，最怕死不瞑目；生也不易，更難一生坦蕩。記錄片裡的故事和拍攝記錄片的故事，時空交錯、悲欣交集。與其說是我們在尋找發現他們，不如說是他們最後找到了我們。
那是2005年春日的一個黃昏，我招待一幫朋友去深圳荔枝公園邊的酒樓吃飯。夕陽晚風裡，在滇西一直作田野調查的章東磐兄說起了遠征軍當年的悲壯和倖存者的淒慘，讓我不能自已。藉著心勁和酒力我站起來和他和大家碰杯：這件事我們做：寫報導拍記錄片，還原歷史和真相。
創辦雜誌四年多，我一直想作些新嘗試，認定讀圖時代之後影像時代到了。沒有公正清晰的歷史影像，會影響到今人的生態，未來也會在來龍去脈的缺失中變得模糊。我要求請假甚至辭職去拍片，驚動了公司高層，最終大度地允諾我保留主編職位及待遇去拍片。但是我們拿出的中國遠征軍提綱與臺裡製作部門溝通不暢，及至一班義勇軍式的人馬雲集昆明後，一位主管叫停的電話也把我們晾在路上。
怎麼辦？雲南作家孫敏提出：我們可以拍一部小角度的遠征軍記錄片，尋找一張葬禮照片上的犧牲者，還原騰沖國殤墓園十幾位盟軍陣亡者的姓名。大家齊聲稱許。那麼拍攝資金怎麼辦？我想起一直與我一樣有這份念想的西安企業家老友，向他求援。第二天20萬元已到賬上。2005年5月初，我們正式開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貢山的尋找。時間正好是61年前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反攻的開始日，也正值俄國向全世界盛大展示二戰勝利60週年閱兵式的那幾天。紅場上幾大國首腦恭居一側，一車車衛國老兵穿越全世界崇敬的目光。他們以一冊精裝的歷史書，向世人導讀昔日的光榮。因為這一面鏡子，因為鏡子內外的物像，我們悵然若失。
其實，二戰中規模最大的、歷時最長的、死傷最多的戰場在中國。
開始尋找尋找少校開始了，我們不知道能找到什麼，也不知道能不能隨行拍好記錄片。
高黎貢山下界頭鄉的村民說：幾年前耕地還能挖出遠征軍屍骨。我問：怎麼知道是遠征軍的？回答是：他們都穿草鞋，日本兵、美國兵都是皮鞋。隨行的滇西抗戰學者李正告訴我，當年遠征軍新兵的第一課，不是瞄準、操練，而是編草鞋。
當年十萬中國遠征軍死死抵住日軍直插中國腹地昆明、重慶的鋼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抗戰的雲南有三條驚世駭俗的道路。一條血路—— 滇緬路：綿延千里，歷時數年，數十萬民眾修筑，無日不被轟炸的中國戰時惟一的地面運輸線；一條鋁路——駝峰航線：中美空軍幾乎以兩架飛機就有一架不歸的堅持，維繫了中國的軍需命脈，而墜毀的飛機鋁片也在地下閃光成路；還有幾條鮮為人知的屍骨路——遠征軍的潰退線和反攻線：前期的兵敗野人山，數萬人再沒有出來；後期的強渡怒江，仰攻高黎貢山、松山，巷戰騰沖、龍陵，幾個月間，每天都有幾百人傷亡並被就地掩埋於山澗溝壑，許多人沒有墓碑、沒有名字。高黎貢山腳下的老人說：打完仗很多天，山坡上流的都是「血旺子」，山泉也紅了一年。
黃昏時分，我們攀到高黎貢山茶鋪安營紮寨，這裡正是61年前葉佩高將軍的宿營地，當時資料記載，他也只有塊油布擋擋雨。上萬士兵漫山遍野，淋在樹下，抱槍而憩。
我們未遇上當年的大風雨，吃完馬幫穆大哥做的趕馬肉，生一堆篝火聊天。想想61年前此地此時的搏殺，脊背生冷。穆大哥說下雨天附近很多人都聽到鬧鬼，有時還能聽到喊殺聲。附近的北齋公房、冷水溝、灰坡這些險要戰場如同墳場。我們晴日空手而行，山路陡壁已舉步維艱。美國新聞戰報稱這段路上有二百多匹騾馬跌入峽谷。當年狹路相逢，在海拔3200多米的山埡中，一方是又冷又餓在泥濘中負重仰攻的草鞋兵，一方是堅筑工事兩年，裝備素質精良的多來自福岡礦工的日本龍師團，善挖坑道，出擊似虎狼，天皇崇拜加武士道嗜血，絕非一些電影中挑著太陽旗和雞的演戲鬼子。雙方的對決，幾乎是雞蛋碰石頭的遊戲。慘烈處，葉佩高將軍幾欲自殺，他實難承受一邊是上方火急的攻擊令，一邊是子弟兵們飛雪般的死亡帖。但是，正是那些雞蛋最終碰裂了、淹沒了石頭。屍骨之路，溫熱柔軟，卻不可阻擋。
我找到一個散兵坑，只是扒了十幾下，跳出一個東西，我大喊一聲「子彈！」我對著太陽光凝視這顆未上膛的三八大蓋子彈綠鏽班駁，想著這個坑裡的日本兵是被擊斃了還是打跑了？這顆子彈原本可能會擊中一個遠征軍兄弟，而在61年後它像一個符一樣攥在我手裡，洞穿著我原來的戰爭觀。隨後十多天，再深挖也一無所獲。據說當年子彈炮彈很多，解放初和「大躍進」時，窮苦山民紛紛來挖，挖到大量子彈和死屍骸骨。一顆子彈可以換一個粑粑，有人靠撿子彈換了一頭牛。
死裡逃生的命運我們在尋找不知名的陣亡盟軍的路上，看到了更多的死去或殘存的遠征軍的命運。正在晒太陽的幾位界頭鄉老人給我們講了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故事：有一個連的遠征軍用機槍死守住高黎貢山路口，日軍強迫一個村民為他們帶路，繞到後邊，把一個連的一二百人全部打死了。解放後肅反，大家提出那個村民助敵殺中國軍隊，那村民對審訊官員稱，他殺的都是國民黨，那官員想了想，把他放了，後來這村民還當了隊長。
在保山板橋採訪遠征軍老兵劉志聲老人，他先笑著說：「我這輩子死裡逃生。」他寫了一部尚未出版也難出版的書《征魂》，寫的是一個團上千人的死亡。他曾在黃埔軍校辦的干訓班培訓過，至今記得門口的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陞官發財請走別路。」1950年保山地委書記讓他做秘書，派克筆都給他用了，但在填表時他如實寫了抗日經歷，生活全變了，幾十年裡每逢政治運動就挨整。他說國難當頭三種人：熱血抗敵；麻木不仁；投敵求榮。現在讓他選，還做第一種人。而他當時正一心想著要為激戰像達的日軍而陣亡的八百多兄弟弄個墓、立個碑，因為他聽說黃土坡上那些軍人墳被平了，種地的犁出骨骸來。
保山一中的另一位老人張子文也有相似遭遇。他當年入黃埔13期，慷赴國難，當過怒江邊上的炮兵副營長（全營4門炮，5發炮彈）後被調往長官部當參謀，第一天衛立煌接見他，稱他「少年英俊」。日本投降後，他就逃避內戰去昆明工商學校當教師，解放初仍被查出歷史，勞改21年，出來後當了英語教師，這些年政治環境寬鬆了，他又被請到廣播電臺講當年的抗日經歷。他陪我們走山路，一路挺著軍人的硬朗身板。
一位鐘錶店的大媽告訴我，那些留在村裡的遠征軍老兵可慘咧，沒人管，有的七八十歲了還下田，冬天一雙涼鞋。臺灣來的老兵請老兵們吃飯，有個老兵不好意思去，怕丟人。
一路上我們見到了十多個遠征軍老兵，大多數多年前一直被劃入人群的另冊，噤若寒蟬。有的人含著淚說：「現在的生活待遇都好多了。」他們相比國殤墓園的那些戰友，已算死裡逃生；他們又在幾十年間生裡避死。這幾年他們的噩耗不斷傳來，再見只能在我們的磁帶上了。
戰爭的慘烈和勝利都很遠了。比起當年的美軍、蘇軍，甚至戰敗的日軍，中國遠征軍是最寂寞的一群，像被火山翻騰過的黑石，他們早已不可能成為騰沖的玉。可他們是我們這個民族不斷向前延伸的道路中最堅實的一部分。我想起騰沖國殤墓園的一副對聯：「氣湧怒江頭，慟血濺三軍，熱淚難填浩波蕩；骨收香城畔，看芳留百世，忠魂猶守漢山河。」
在美國尋找少校的資料時，攝影師牛子和嫁到美國的雲南女兒江汶，走訪了史迪威的外孫伊斯特布魯克先生。他得悉查閱美軍檔案館陣亡資料有禁令，便出面交涉：60年後還有多少人記得戰死在海外的美國軍人？於是作為特例，檔案館向我們全部開放。孫敏說：看著是我們找他們，其實每次線索斷了時，那些英靈都會來找我們。
江汶拿到檔案袋，很久沒有打開，這裡裝的豈止是戰死騰沖的美軍犧牲者名單資料？分明是兩國人民從戰時到如今的萬千傷痛和榮耀。
少校梅姆瑞從照片裡走出。她的美麗妻子去世不久，上世紀70年代她曾尋覓在中緬邊境，希望拿到簽證去丈夫犧牲的雲南看看，被拒絕，至死也未能實現心願。這次他們的兩個女兒得知我們對其父親的追尋，十分吃驚和感激，向我們打開了父母珍藏六十多年的118封戰場往返來信。在梅姆瑞陣亡的前一刻，衣兜裡還裝著妻女三人的照片。在他的上司施多德的最後慰問信裡，告知梅姆瑞是被埋在一棵大榕樹下，當地民眾提供了一口上好的棺木。
後來我們在滇西的攝製組對比著葬禮照片走訪了怒江、高黎貢很多有大榕樹的村落，卻一直未找到墓地。在一位農戶狹小的私人博物館的一疊記述裡，卻發現了梅姆瑞就戰死在村裡，我們終於找到了墓地，而那棵大榕樹在上世紀50年代就被燒了。
當國殤墓園的石碑補刻上夏伯爾、梅姆瑞等19位盟軍烈士的名字後，梅姆瑞的兩個女兒受邀來到了騰沖。大女兒吃驚地發現，在通往父親墓地的小路上，田野和趕著牛的農人，幾乎與她的夢境一模一樣。
尋找完少校我們又回到國殤墓園，我淚湧不斷，攝影師牛子也在淚眼模糊中拍下了我們尋找的最後鏡頭：我撫著那些成班成排列隊的墓碑：我們這些英靈在哪兒找回呢？
另一位少校素材拍完後，又經歷了一年的挫折。之後，企業家應總注入新投資、導演錢喻擔綱剪輯，終於製作成《尋找少校》，但播出平臺不暢。這時我已在諸多朋友幫助下，建起了志在記錄片的深圳越眾影視公司，卻不懂發行。幸運的是終歸有近十家電視臺播出，屢獲國家獎，並被文化部製作成十多種文字向各國大使館推介。梅姆瑞又復活為和平年代的盟軍。此外，我沒有想到，冥冥中他又把一位中國遠征軍少校推向我們的鏡頭。
大約2008年夏日，看過《尋找少校》的深圳建築師晏歡找上門來，表達了他的感動，這位遠征軍後代臨別冒出一句：有一位參加過南京受降的還健在的 92歲遠征軍少校，你們拍不拍？我心頭一顫，預感到又有什麼要發生。晏歡講了尚未完全打開的少校的大致經歷，我當即站起表態：拍。
我未想到一拍又是三年。原本這部記錄片擬用名《榮耀1945》，以區別上部少校的故事，海報都出來了，還是覺得味道不夠，索性不怕和前面的梅姆瑞少校混淆了，就叫《發現少校》。都是遠征軍，都是少校，就讓他們併肩。
四十多歲的晏歡，熟識二戰中印緬戰場的大小戰役及人員、地理。童年時他曾嘲笑國民黨軍官外公說「痛打過日本鬼子」是假話，明明教科書上寫的是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了抗戰，蔣介石消極抗戰麼。外公只是嘆口氣。待晏歡看了許多資料，發現身為新一軍軍長的外公潘裕昆的赫赫戰功時，外公已不在了。好像是要彌補無知帶給外公的永不能還的傷害，他把業餘時間都用在研究外公和遠征軍的史料上，發表了大量博客，還和同樣熱衷此道的父親晏偉權寫了一本書《密支那全記錄》。
有一晚他在網上用密支那戰役的英文作索引，跳出一個美國私人網站，網站上晾晒的幾張照片、一個紅本讓他血脈加快：這樣清晰的中美軍官合照和將校們的手寫簽名地址，從未見過。他立即與版主聯繫，一個比他大幾歲的美國人尼爾，其父是史迪威手下的遠征軍Y部隊葛頓南少校。因為與晏歡相似的後輩情結，他將已病逝的父親從中國戰場帶回的紀念物都掃瞄拍照到網路上。晏歡徵得同意又將這些資料翻譯轉發到華人網站，希望更多後人認出長輩當年英武抗戰的身影。
2008年的一天黃昏，晏歡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讓他吃驚的是，來電稱在網上看到的小紅簿簽名是他父親的，父親還活著，92歲了。幾天後，晏歡利用假期飛到北京，直奔趙振英老人的家，92歲的當年的遠征軍少校營長彷彿多年在等待著什麼，聲音朗朗，行走依然帶著黃埔軍人的風範。只是提起往事他就淡淡岔開：都是過去的醜歷史了。在晏歡一次次開導下，老人慢慢打開了心扉，倒出了六十多年裡對兒子都未提過的抗戰往事。
趙振英20歲時，七七事變，國破，他的大學夢也破滅了。乘著插有白旗的最後一趟平民列車他逃離北京，輾轉贛皖，入了軍校，隨軍一路去雲南拚殺，後又空運至印度成為中國駐印軍。打到1945年他已成為新六軍的警衛營營長。命運青睞，由他負責南京受降警衛工作，讓八年鐵血抗戰的榮耀和威武盡顯於1945 年9月9日。之後幾天，在南京新六軍俱樂部裡的假山前中美軍官合影，並應葛頓南少校的盛情在小紅本上簽下趙振英的名字。
歷史雲譎波詭，美軍盟友歸國不久，內戰烽火燃起，早已厭倦內戰的趙振英參加了赴美留學考試，考進瀋陽區的第二名。那時他也在瀋陽找到了理想愛人。就在他準備去南京複試時，上級命令他立即返回部隊，從此良機錯失。而那一次同師的參謀黃仁宇考上了赴美軍官班，成就了其以後著名的大歷史系列。趙振英的命運則一路跌宕起伏：軍隊戰敗，他逃離戰場，考上了南京的中央大學，八年後總算圓了大學夢。數年後他調入天津一家化工廠做技術員，老老實實、波瀾不驚地生活著。
突變發生在1969年，兩個警察堵住了他回家的路，他被投入監獄。3年後的1972年以反革命罪判處20年徒刑，他每年都上訴質詢罪證是什麼？無人理睬。一關數年。其間能讀的只是英文版的《毛澤東語錄》。那天採訪中我讓他讀上一段，他流利的朗讀裡卻分明帶著歲月的傷感。他說到有一天強制勞動回來，洗腳時神思恍惚，鞋未脫就伸到水裡，獄友都笑，他也笑著笑著落淚。那時在外面也飽受運動迫害的妻子被迫與他離婚。而岳父依然給他寄錢，兒子也悄悄傳話讓他放心。
1975年，縣團級以上國民黨軍官特赦，他不走，說要給個說法，終是不被理睬。回家後妻子就與他復婚了。1979年上邊終於來人給了他一個結論。趙老清晰地背出：「經複查，證據不足，不足於論罪科刑，撤銷原判。」趙振英一句話沒說，拿著這張紙退休了。
2008年一次採訪後我攙著他散步，正值奧運前後，街道上路過的老太太都戴著紅袖標，我感覺他攥我的手有點緊，他說看見這紅箍就想起「文革了」。我也攥緊他的手說：咱不怕，很快全國就知道你是咱們的真英雄了。
趙振英的兒子也受到父親成分的波及，恢復高考第一年，儘管考了高分也未能錄入重點大學。至於趙老的妻子，經歷過戰爭、運動批鬥、街坊革命群眾的唾罵，沒過幾年安逸的日子就去世了。記錄片中有一個鏡頭讓許多人動容，趙老每天在妻子遺像前說一句話：「我知道你在苦苦地等著我，我也想早點兒去找你。」
當我們把受降儀式的照片讓趙老看，他竟然從未見過。他說別說這些，我的所有照片任命狀都燒了。那天他打電話給晏歡：照片裡站在投降日本人後面的那個人好像是我，因為那時讓我特製了馬靴，我別著手槍能夠自由走動……在片子拍攝到一半時，美國友人幫忙購來當年美國拍攝的南京受降現場影像。當天我們採編間一陣歡呼：趙老，趙振英！編導小龍、曉閩興奮地盯著屏幕上的電影膠片鏡頭，趙振英正向現場警衛大聲喊什麼，攝影師還專門給了他一個轉身的近景特寫。隔著 65年，老人英姿勃發、奇妙無比地站到了我們面前。
理想，在每一代都有傳承和創新我們也請來了尼爾，一個容易落淚的美軍後代，他一直陷入父親當年的氣場，他走訪了香港、深圳、騰沖、南京、北京，覺得每個中國人都像認識他的父親，而他也代表父親來表達感謝和思念，好似一盤中美盟軍與日寇的戰棋讓他下得無比感性。他贈給建川博物館的軍官合影照片和紅色聯絡本成為國家一級文物，他送給趙老的少校領章成為歷史的回放，他送給我的盟軍臂章讓我在堅持拍片中變得孔武有力。可我也記得當尼爾被拒進入父親當年的受降現場，他的背影佈滿了憂傷。
越眾影視為拍此片加盟了兩位年輕人，龍淼淵和瀋曉閩，我曾擔心70後、80後對時空久遠的遠征軍的感受力和把握力。我多慮了，他們三年來全身心投入，既在騰沖野外拍攝不懼風雨泥濘，也在美國採訪中瀟灑自如。理想，在每一代都有傳承和創新。
還有片外的幾件事不能不吐：攝製組在2009年一個夏日清晨接上趙老，租了昂貴的大搖臂開到盧溝橋，趙老投筆從戎的起點。沒想到紀念館的一位部長稱：只買票還不行，拍攝需額外交費。我在深圳接到電話十分憤怒，又小心翼翼地告訴他我們是沒有多少資金的民間小公司，只拍幾個鏡頭，請他高抬貴手。那部長打著官腔說：沒錢是吧？報文物局審批，上邊同意了我這分文不收。
我氣得發抖。小龍接過電話勸我，多耗一天全組人馬要多花多少錢呀？後來我聽說了趙老在等待的多半天裡，惶惑不安，生怕他的國軍身份影響了拍攝。待到正式開拍已是黃昏了，確實有一種出乎意料的效果。可我每次看到片中這一段老人馱著夕陽的緩步自述，就有欲淚的感覺，這盧溝橋和橋上的老人就是我們民族的宿命啊。
在南京遇到的是錢也難解決的麻煩。當年的中央軍校受降舊址，已成為解放軍南京軍區軍史館，屬軍事重地。國民黨少校趙振英難進，美軍少校葛頓南的兒子尼爾更不被允許。一月前我們曾聯繫，似有眉目，得悉片子內容就無人敢做主了。全組人馬住在青年旅社等了一週，廣州軍區的兩位軍人朋友為證明我們的清白和熱血，專程乘飛機來對口接洽，依然無望。一位好友讓我最後再試試他的一位老鄉，那天我去敘述情況，一向易激動的我反倒很平靜，說完了，靜了一會兒，那位俊朗的軍官說：你們已經求過太多人就很難了，不過我盡力試試吧。
一小時後，軍史館通知我們可以拍了，只是尼爾不能進去。那一刻除了尼爾大家都歡呼起來，趙老也被我們所感染，在他走進65年前的故地後，面對尊敬有加的館長和一群戴軍銜的女講解員，侃侃而談，並不斷評說那幅受降巨畫有很多不準確的細節。我的一顆心放下又揪起，足足拍攝了兩小時。趙老如數家珍、揚眉吐氣的回憶，配上我們後來從美國弄回來的當年現場影像，渾然天成的吻合，好像趙老是對著影像在講解。
那天晚上，我請兩位軍官吃飯表達謝意，最後竟然是他們搶著買了單，他們說也是向我們劇組和趙老表達敬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國軍人一直不乏血性。
《發現少校》還有一個版本被製作成6集的《遠征軍人物》，在央視人物欄目播出，雖然有些刪節，大意和節氣都還有。在深圳民間小劇場和廣州記錄片大會上非正式場合放過全版，臺灣公共電視2011年3月將會在電視臺首播全版。我想，即使這部片子只為趙老一個人也值了，他的苦難和光榮足以這份擔當。此外，任何時候對一個人的公正尊嚴，其實就是對所有人的公正尊嚴。還有，當《看歷史》的盛大活動把唯一的年度記錄片獎給了我們時，我猝不及防，幸運和擔子同時落在我們的肩上。
我和趙老、晏歡站在台上，我知道代表的是剛強的遠征軍，可當主持嘉賓楊錦麟、王康兄喊出「我們都是少校」時，我還是脆弱地忍不住淚盈。其實淚水也是我的力量，讓我敢於衝鋒和犧牲。拍完兩個少校，我彷彿他們家人般熟悉。給我印象很深的還不是他們出生入死的戰場，而是他們各自家庭生死共依的愛情。一個人走後留下的118封書信；一個人走後每天都在遺像前的喃喃自語，我相信他們的情侶都能聽到。我們後世的人也聽到了，覺得很美，而且也把我們變得美。
在拍攝少校的6年經歷中，還衍生了另外兩項作為。尋找少校時，牛子與江汶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掃瞄過上百幅中國戰場的照片選用片中。2010年初，朋友們贊助加上自費，東磐兄又率隊我們民間七人順著原路赴美，前後投身檔案館兩個多月，蒐集了兩萬多張珍貴的中印緬戰場中國抗戰照片和200多小時的影像。美國館員說：中國人這般長時間、多人數地翻尋本國歷史，還未有過。歐洲戰場的資料已被人翻遍了，而中國戰場的許多照片和影像是六十多年後第一次被打開。我們當時每一刻的新發現，都是一次欣慰和嘆息，此外還有一種悵然：這些揭示我族生死線上的電光流影，卻需要藉助別國的庫存。
發現少校時，我又一次陪同趙老來到騰沖。那天晚飯前我閑逛翡翠市場，隨口問一位給我們講過遠征軍故事的店主杜老伯：有無老書？沒想到他從玉石櫃臺後面拉出兩紙箱民國舊書，我喜出望外，在買回的一堆書中夾有三本民國時的小學國文課本，我隨手翻翻後不能自拔。此後三年間我到每個城市都會去舊市場尋找老課本，我執拗地認為，這些影像和書和我們內心的感念以及向前求索的衝動，冥冥中來自遠征軍，他們悲壯的、雄奇的、堅忍的發生和逝去，都留下了巨大的場，那裡有看不見的力量，和他們的苦難與榮耀一樣巨大。比如少校，是他們的代表；比如我們，是一種致敬。（本文未署名圖片由作者提供）數十萬個村子中的某一個村子的某段歷史，在這些老人作古之前能被影像記錄下他們的講述，無論講述多少，無論籠統或細節，總勝過於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