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日本早稻田大學邀請，3月7日從北京出發飛往東京。原以為這次出境會如去年11月28日那般遭攔截，沒想到的是竟然給出境了。
在日本期間，我們訪問了東京裁判所（即法院）、日本辯護師協會、東京國家法律家協會、早稻田大學等機構。很不湊巧的是，趕上了11日下午關東地區特大地震。當時，我們正在從箱根市開往東京火車上，火車停靠在町田火車站，火車發生劇烈搖晃，全車人被困車上九個多小時。晚上12時（東京時間），調來一輛「城際」列車。我們到達東京新宿火車站已是十三日凌晨1時許。在轉乘地鐵回住地時，發現很多人在排隊等候。地震發生後，地鐵停運了，剛恢復不久，人滿為患。我們只好改為步行，回到酒店已是凌晨2時15分。
12日下午，我們結束在東京訪問乘機回中國，下午近五時飛機到達北京國際機場，辦完入關等手續，乘機場巴士回到住地，正好是晚上7時。
晚上22時22分，我躲在床上與家人通電話，突然聽見敲門聲。開門一看，是兩個穿便衣者。他們問，這是第幾號房間。戴眼鏡中年人還問：「你是不是劉曉原」？他們口氣和神態生硬，沒有基本的禮貌用詞。
我問他們是什麼人？「戴眼鏡者」稱是海淀區公安分局警察。我再問，你們也沒穿警服，請出示警官證？年輕警察掏出了警官證，「戴眼鏡者」沒出示。我要他出示，他說不是有人出示了嗎？我說，無法瞭解你身份，搞不清你是什麼人，無法與你交談。要麼，你們出示拘傳證。「戴眼鏡者」說，只是談一談，有必要嗎？我讓他們先出去，因為我還沒穿外衣。
我質問道，你們是來趕我走吧？我的東西早整理好了，明天就會搬走。「戴眼鏡者」表示，知道你回來了，明天要搬走，所以找你談談。並說是與房子有關，但絕不是要趕我走，我完全可以在此居住。他反覆稱，希望我在此繼續居住。我說，你們有沒有在背後趕我，其實大家心裏很清楚，不必作過多的解釋。
今年一月份，房東曾含含糊糊告訴我，在三月十日房屋到期後，就不想再續租了（每三個月交一次租金，就算作是續租）。我在此租了三年時間，對她說的話，當時沒多心。春節在老家休假期間，獲知北京警方委託我老家公安調查我，當時我很是惱火，跑到老家公安局較勁一般。回到北京後，我詳細問了房東不租原因，房東只好給我說了實話。房東還說，你不能與他們較勁。否則，旅館也會辦不下去了。昨天，房東去了河北省香河縣辦事了。被警方打電話召回，她只好打車回城裡，增加一百多元支出。
我是2004年4月來到北京做律師，與憶通律所的律師同住在鐵道大廈附近小區。2007年11 月份，警方對李律師不高興了，我們被搬家至八一電影製片廠西邊的蓮裡小區。萬萬沒想到的是，這個小區還是屬於海淀區範圍，與我們原住小區是同一派出所管轄。我們只住了20天，房東就迫於壓力，再次解除了租賃合同，大家只好各自找房居住。非常惱火的李律師，一紙訴狀將警方告到海淀區法院。儘管法院沒有立案，警方還是出面作解釋，表示絕對不是他們要趕人走。此事過去後，在08年1月初，我在鐵道大廈附近小旅館租了一間房居住。一住就是三年之久。
我在此居住期間，曾按房東要求辦理過暫住證，他們早該知道我居在在何處。09年4初時，警方（不是海淀的）還到我老家調查過我。我前後在海淀區居住七年之久，自己感覺並沒有惹過當地警方。
雙方態度緩和下來後，「戴眼鏡者」稱，不知我在日本東京的火車上被困九個多小時，兩天時間也沒有睡好覺情況，再三表示不是要趕我走，他可以找房東說說。萬一要一時找不到房，他可以幫助在海淀區找。我說這完全沒有必要了，在找到新住地後不再被騷亂，就算是謝天謝地了。海淀之大，容不下一個北漂律師，這不僅是一個「笑話」，還真是一個人權問題。
我表示，自己「情緒很不穩定」，態度也不好，並不完全是你們突然造訪。春節休假回來，瞭解事情真相後，我心裏就很火沒處發泄，正好你們又找上門來。我在此居住長達三年多，也沒有人來找過我，包括律師同行，還有我的家人。沒想到的是，在被搬走前，竟然有人造訪，竟然還是兩個人民的警察，讓我很是出乎意料。
整個談話過程，基本上都是我在說。戴眼鏡者稱，太晚了，要第二天約我再談。我說，雖然這兩天沒有睡好覺，可我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有何事要與我談，還是今晚說吧？他說，只是想與我談談而已，這樣會對我和他們都有利。一談到「利」字，我就不高興了。他改口說是避免「麻煩」。我問有什麼「麻煩」？律師做事的底線是法律，如果沒突破法律還會有麻煩，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的行為如有違法犯罪之嫌，可以請你們直接指出。
我問，是不是我在微博上發了尋找失蹤律師之事？他說，哪不是。我又問，不會是讓我談江律師問題吧？江律師也住在附近的小區，他從上個月起處於「被失蹤」狀態。「戴眼鏡者」似乎對此不感興趣，避開了此話題。
我又問，是不是訪問日本之事？他隨便問了下，還有什麼律師同行。我說，其他律師不在海淀區居住，也不在海淀區執業，問這超越了你們的職權，談這些就沒有必要了。他也就不再問了。我感覺他們不是為訪問的事，因為同去的律師，人家早在網上發過微博，警方應該是知道的。最後，他提醒我要慎重「交朋友」。
他所指的朋友，哪可不是男女私情的朋友。我說，一個近天命之年的律師，什麼人可以交往，這是不用別人教導的。我反覆問，是不是代理案件中有什麼問題？他沒有作答。這些年來，「膽小怕事」的我，還真沒惹過北京警方，代理案件都是外省市的。我們律師的主管機關，也會時不時找我談話，但人家從不過問「交朋友」之類話題。
12日當晚的談話，可能是我牴觸不配合吧，他們也沒有直接說出「主題」。但我以為，「主題」很可能是勸我不要在網際網路上說「被搬家」之事。因為前段時間，我在微博和推特上說過，但沒有寫博文予以披露。
我住的小旅店，院子裡有探頭，走廊裡也有探頭，院門外的一條丁字路還有探頭。這三個探頭，很可能不是針對我，北京小旅館都要安裝。房東感到有些不解的是，院子前面的丁字路口，以前只有一個探頭，不知何時又加了一個新探頭，一條小小丁字路口，路過車輛並不多，竟然還給安裝兩個探頭，真是不差錢。
國保也許還真是不希望我走，讓我住在有四個探頭的地方，對我和他們都有「利」了。
被調查、被阻止出境，被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被搬家、被談話，讓我感到十分地無奈和痛恨。但好在我學習過人民日報「任理軒」寫的社論《要理性的看待社會不公問題》。不能，真是理解不了人民的警察會如此對待律師。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今天，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立的今天，在不能拿法律當擋箭牌的今天，我也只好《要理性看待「被搬家」的問題》了。
找我的兩名國保先生，戴眼鏡者自稱姓「賀」（他沒出示警官證），另一個年輕警官姓馮。我不認識他們，雙方之間並沒有交情，他們進入我房間找我談話，屬於執行公務行為。警察執行公務，不出示警官證，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把一個公民請出自己管轄的區域，更是嚴重侵犯公民居住權。因此，請求海淀區公安分局對照公安部黨委《2011年公安機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意見》規定，對執法不守法者「零容忍」。
警察先生，請再別找我談話了，我有權拒絕與你們「談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