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與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兼述八九民主運動發展與變化的四階段
第一、中國大陸人民思想變化與發展的四階段
從中共建國到天安門大屠殺，就總體而言，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曾經歷了四個變化與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本階段雖有對中共陰謀奪權歷史十分瞭解者，但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歷次政治鎮壓中，上千萬人被處決、判刑和被逼自裁的恐怖事實，使他們當中的倖存者不僅已經不敢言，而且已經不敢想。再加上普通工人、農民、特別是青年又為新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共產主義理想」所迷惑，五十年代初，中國大陸才會在施行恐怖統治的同時，呈現一派錯把復辟當革命的荒謬升平景象。
第二階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本階段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為發端。雖然一些知識份子曾公然指斥中共一黨專政，揭露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但是，中共將百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強迫勞改、勞教、直至逼迫他們家破人亡的殘酷事實，終於使全體知識份子開始如履薄冰。他們不僅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學會指鹿為馬，不敢言非，甚至完全陷於不敢講話、更不敢思考的悲慘境地。酷似歐洲中世紀黑暗宗教統治的中共專制思想統治由是而得以全面建立。至於廣大民眾，其中大部分因懼怕共產黨而日漸變得麻木起來；小部分人仍沉緬在中共的虛假革命理想之中未能清醒過來。雖然後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尤其是三年餓死四千三百萬人的中共人為禍患，09已經使大多數人民在感情上對中共發生異變，對中共的懷疑已經與日俱深。但是，一九六二年之後，因毛澤東一再地喊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日漸地施以高壓政策，特別是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迅速升級，乃使中國大陸人民只能繼續陷入「不敢說和更不敢想」的非人境地。加之一大批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學生們，就更是在中共的強行教化之下，成為被共產文化鴉片所深深毒害的一代。故整個國中雖然恐怖日深，卻又愈來愈瀰漫著一股激越的左傾氣氛。遍及國中的「高昂革命情調」，完全掩蓋了「一片惶惶人心」。猶如「法國的痛苦完全被掩沒在路易十四輝煌的專制王權之下」，雖然是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三階段（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本階段的前三年是為中共的文革階段，10即中共瘋狂地內訌、內鬥和內亂時期。中間七年至四人幫垮臺，是為文革餘波橫行和毛氏全面復辟君主專政時期。後二年，屬於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要維護毛澤東路線的時期，是為過渡階段。本階段中國大陸人民思想的發展，基本上可以分解為從畏共懼毛到順毛造反，直至走向開始否定毛澤東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三個階段。本階段的重要特徵，是知識份子中的先進者已經從毛澤東和中共的纍纍罪行中，認識到中共就是封建法西斯專政。一九七四年廣東李一哲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雖然立場和感情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但在實際上已經透出了對毛澤東君主專制復辟的否定傾向。一九七六年北京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本相便是「借周反毛」，一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的誓言，實已道明瞭人民思想解放的根本方向。
第四階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本階段初始，普通人民曾重新寄望於「中共好官」。然而，這一時期的中共「好官」，即恢復了權位的中共黨人，所迅疾表現出來的霸道、貪婪，及其對人民的無情無義，特別是由中共「好官」所推行的改革，又迅速地背離了人民要求實行真正改革的願望，使得腐敗橫生，從而造成了人民的一再失望和最後絕望。中共及其整個專制極權制度，由是而遭到了人民的徹底否定。由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開始悄然來臨。
第二、當代中國大陸的「雙重」思想解放運動
一、雙重思想解放運動的源起
眾所周知的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大陸曾一度出現思想解放的運動。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固然因四人幫的倒臺、文革的混亂和毛氏君主統治的結束，而給它帶來了興起的時代條件，但它興起的直接原因，卻是華國鋒要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即「兩個凡是」的路線。這就既要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又要引起中共黨內一部分文革倒臺幹部的強烈反對。由是，一場從民間自然興起，和由部分中共黨人發動，首先旨在推倒「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應運而生。
在民間，作為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前驅的，是四人幫垮臺後一場文學解放運動的興起。這個文學解放運動，既因小說《傷痕》而得名為「傷痕文學」，又因小說《傷痕》表現的是中共黨人及其子女在中共文革內訌中罹難的生活，因此，它作為一九四九年後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揭露和鞭韃現實的作品，雖然缺少文學價值，卻使得整個含冤忍苦的社會耳目一新，並產生強烈共鳴，從而受到中共統治集團中文革受難者、即某些中共黨人的嘉許和中共官方的允許。這個綠燈一開，一方面雖使得表現中共黨人及其子女文革遭難的作品大量問世，一方面，卻又使表現人民自身於文革中遭受冤苦的文學作品，得以衝破堤防，決如橫流。其潮流所向，竟致很快越過文革，並且直指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更加黑暗亦更加封閉的血腥統治。其筆觸尤其集中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場反右鬥爭所製造的「千萬冤案和冤魂」身上。由於人民借文學而長歌當哭，其意是在痛定思痛，因而，本階段的文學發展也就迅速地從「傷痕」轉向了社會問題，亦即「問題文學」的誕生。一大批揭露社會問題、包括文革前後社會問題的小說，不僅應運而生，而且企圖引起「療救的注意」，即企圖直接干預生活，否定現實，揭露黑暗，要求變革。
這一場文學解放運動不僅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驅，而且成為促使廣大人民群眾思想迅速解放的催化劑。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人民對小說的鍾愛，以及由小說所表現、所喚起的社會情緒和世道人心，其在聲勢與規模上，可堪比者，亦只有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運動而已。但是這一空前的文學解放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本質不同，雖然在聲勢及規模上勝過五四新文學運動，卻又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遜於五四新文學運動，誠所謂「吶喊未起聲先啞」者。但是，誠如哲學的時代必然脫胎於藝術的時代，革新的時代又必然是脫胎於哲學的時代一樣，由它所艱難推動、或迅速誘發的思想解放運動，因它一方面發出了「於無聲處聽警雷」式的呼喊，從而使得要求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願望，成為人民與中共部分黨人的共同心聲；一方面又因它伴隨著一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理論號召，而與思想界的最早甦醒一拍即合；再加上文學解放與理論解放的合流，及其對於整個思想解放的推動，又導致了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出現和貴州「啟蒙社」的誕生。11因此，如果說前者是民心可用，中者成了理論依據，那麼，後來者們在西單民主牆頭所捲起的思想解放的風雲，也就足以「催起中南海內的波濤」了。12當時，中共黨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鄧小平遂眼疾手利地抓住了人心和時機，擊退了黨中頑固派的僵硬守勢，推翻了「兩個凡是」，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確定了「與民讓步」的改革開放路線，一方面大張旗鼓地鼓吹「繼續思想解放」，一方面則很快就提出了「四項原則」，要強制人民把思想「解放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裡面去」。一九八一年，在中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已經多次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他甚至說﹕「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13
二、中共壓制和迫害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一方面為中共所利用，另一方面又自中共剛剛利用完了的那一天起，就開始遭到了壓迫甚至是鎮壓。彼時，獲得了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鄧小平，以所謂四個堅持來摧毀民主牆，扑滅民刊，並逮捕了一大批民主運動參加者。14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的「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仍然稱﹕「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盡量地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這個指示中，中共對非法刊物的決策是，一方面「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一方面又指示「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以免引起海外的反彈。同時，陳雲在堅決反對制定「出版登記法」時竟然說道﹕「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15由是可知，正在高喊改革的中共，在政治上對人民言論自由的剝奪，雖與毛澤東時代並無兩樣，卻與「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年代大相逕庭。
然而，鄧小平和他的中共為了叫人歌頌他們的三中全會路線，並為他們的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不僅對人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採取堅決鎮壓的手段，而且還蓄意將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逼向了由他們所誘導的「思想解放軌道」之上，將知識份子中一些真心想助中共進行政治改革和振興中華者，一些傾心中共經濟改革者，某些民主意識薄弱者和利慾熏心者，吸收進中共專制體制內，以在黨內造就一支專門歌頌三中全會路線，既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鳴鑼開道，又能為中共的改革開放出謀劃策的上層知識份子隊伍。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中共一是以四項原則直接約束和嚴密控制思想、理論和學術等領域的繼續思想解放。二是以堅持四項原則為藉口，重新加強黨對文藝界、特別是對官方作家協會的領導，三番五次明令作家們「不准寫文革」，明確指出文學只能從「正面」積極地干預生活，建立官方評獎制度以提倡黨所需要的文學，壓制黨所厭惡的文學，極力引導文學走形式主義的道路，阻止現實主義文學的復歸與發展。以將剛剛開始出現的真文學，大面積地重新逼回到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文學歧途之上。16從此，一大批優秀的作品被壓在陰山之下，只能在民間流傳；一大批真正有良知的優秀作家，有的被壓迫，有的則被壓殺；少數敢於抗爭的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因為被批判和被處分，反而於民間獲得了很大影響，有的則因為連發表都沒有可能，或即使發表了也被明令給予冷遇，直至明令不准宣傳和評介，而不能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鄧小平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在四項原則的幌子下，仍然堅持「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的原則，絕不容許任何民間出版物的存在，絕不允許任何民間文學團體的出現，有則扣以反革命組織和反動刊物的帽子，捕之、刑之，絕不手軟。對文藝界如此，對其它各界也就不難想像，從而將促成了他們奪權成功和改革開放局面的文學解放運動與思想解放運動，利用起來又壓迫下去了。
三、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艱難發展與巨大成果
但是，「頌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辯論是非了。要想人民不去思考對自己不利的東西，則是任何專制暴虐的君主也做不到的事情。」17鄧小平及其黨人對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壓迫、鎮壓和誘導，實際上，只是造成了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分裂而已。
為中共誘導而走進了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上層知識份子，從此成為中共的一個部分。他們雖然構成複雜，有一些人確有改革政治的理想和追求，有一些人卻從此走上了效命中共專制統治和背離人民歷史要求的道路。相反，由堅持真正的思想解放，要求實行真正政治改革和民主變革的廣大普通知識份子與普通民眾，卻從此構成了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七十至八十年代興起的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從此一分為二，分道揚鑣，造成了當代中國大陸思想解放的特有現象和複雜現象。
屬於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其方向，一是歌頌鄧小平的改革路線，反對黨中頑固派的反改革路線；二是為中共的改革找根據、出主意、想辦法。其性質，是在不得不維護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前提下，意在推動中共專制統治行為的改良。其特徵，一是被迫將一切改革的思想與理論，都規約在中共的四項原則之內，即中共的專制制度之內，亦即他們所自稱的「體制內」。二是他們既然已經獲得了在體制內推動「思想解放」的正宗性，因而，他們就不得不對屬於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任何「越界」與「越軌」思想，或思潮，授以「偏激與激進」的理由來壓迫之、反對之，或化解之、「引導之」。從而在客觀上便越來越脫離了人民對政治變革的要求。
相反，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雖在中共的打壓下步履維艱，卻又發展迅猛。這是因為﹕其一、屬於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一是在艱難中繼續遵循了一條從反思文革和揭露文革，而走向反思和揭露文革前十七年更加黑暗專制統治這樣一條思想解放的路線。二是伴隨著中共改革的興起、滑坡與嚴重受阻，而遵循了一條深入揭露改革弊端，明確要求政治改革，意在要求政治變革，即要求以民主取代專制的思想解放路線，從而認識到中共改革意在自救的專制改良本質，和它不僅不能自救，反而只能促成其自垮的歷史結局。
其二、體現了人民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上述軌跡，無疑凸現了它反對專制改良和追求民主變革的根本歷史要求。因此，它才可能造成五四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在民間的艱難復歸，產生了對中國民主革命歷程和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進行再認識和再評價的嶄新訴求。這個再認識和再評價，雖然發端於對國民黨抗戰的研究，卻迅速地擴展到了對清政府改革、孫中山革命和中華民國歷史，以及對蔣介石個人的重新認識和認知，從而逐步地和悄然地形成了中國大陸民間的巨大歷史反思浪潮。
其三、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因為一要受到中共專制政權的禁止和鎮壓，二是只有思想解放的自我自由，而無言論出版的環境自由，並且，隨著中共改革的嚴重滑坡和敗局的迅速形成，只能愈來愈遭受到更大的壓迫甚至迫害。因此，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迅速地形成了它的兩個重要歷史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它只能在無形中發展，在無形中壯大，因而不可能產生自己鮮明的代表人物。但它的無形和無領袖，反而造就了它別具的特色，這就是「十億人民九億侃」，即全國人民人人評政治，人人談改革，人人想變革和人人指責中共「只圖推行經濟改革而絕不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顯然，非有如此社會局面的形成，則八六年的學潮既不會發生，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就不可能出現。因此，恰恰是具有無形特徵的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才在沒有「出口、渠道和領袖」，即沒有發言權、發表權、出版權和號召權的社會狀況下，既推動了人心的迅猛覺醒，又造成了覺醒人心的超負荷積壓。這自然為人民民主運動的一觸即發和橫流潰決，奠於了社會情緒的廣闊基礎。
第二個特徵是它既不能公開地要求思想解放，又不能公開地推動其自身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展，因此，它就不能不被迫採取其它形式與方式來表現這一要求和推動這一發展。由是，一批真正有責任感的作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民間的歷史學者們，乃採取種種「包裝」，將他們要講的和要寫的「暗渡陳倉」。八十年代中期，自改革滑坡始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便在真假擁護中共改革的幌子下揭露社會現狀和改革真相，實為喚醒民心和激發人民對於真正政治改革、即民主變革的要求，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再就是大量介紹近現代西方思想、思潮之社會科學叢書的出版，諸如《走出中世紀》等一批隱喻中共教政合一黑暗統治著述的問世，其對啟迪民智、教育青年、拋開幻想和認清現實，作用十分巨大。特別是由歷史學界和大量民間歷史學者，包括作家、記者和軍隊中的中青年知識份子軍官們，所出版的大量歷史研究著作和紀實歷史文學作品，實為中國的未來變革與發展，奠於了難以估量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而由這一民間歷史反思所迅速造就的，對於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的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比較，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比較，臺灣和大陸的比較，特別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和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比較，就更加使得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名義下復辟」的歷史較量過程，逐漸地有了清醒的認識。一九八八和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的兩部長篇小說，竟借小說而對辛亥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和當代中共改革，提出了大膽的、並且是正確的體系性認識，無非說明這一場誕生和發展在人民思想解放運動之中的歷史反思運動，確已成果昭彰。18應該說，如若沒有上述種種推動人民思想解放的作為和努力，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人民民主運動的狂飆突起與迅猛發展，也就是不可想像的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會科學界為推動人民思想解放運動所做出的種種貢獻中，一批中共黨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黨內知識官僚，亦在譯介和編纂人文科學叢書方面作出了相當的貢獻，如前面所提及的，出版「走向新世紀叢書」等。
必須指出的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一個與近代中國及其它國家的思想解放運動所完全不同的特徵。這個特徵就是﹕不論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是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程度，均遠不及他們所沒有表現出來的思想解放深度。或曰，他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層次不是沒有表現出來，就是根本不能表現。就體制內而言，改革派知識官僚們不是強制自己不要繼續解放和深化解放，就是不敢將解放了的思想公開出來；就體制外而言，就更只能飾以種種的偽裝，或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蓋其原因，無非是中共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的思想統治，其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是中國歷史上和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專制所致，亦為近現代任何一個專制國家，於改革時代對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不能比。這個悲哀的事實，既造成了中共黨內改革派不能盡其心，更不能盡其責，又造成了人民的思想解放運動，暗潮愈烈，則偽裝愈嚴，其表現出來的人民思想解放程度與實際上人民已經達到的思想解放程度，距離甚遠。它雖然為中共的最終敗局埋下了更加可怕的突發性原因，卻又為一切不知情者和難以知情者，企圖瞭解和認知中國大陸人民、包括黨內一批改革派人士的真實思想，帶來了困難，曲解，甚至造成體制內外在思想解放上的互相對抗。
四、中共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派與人民思想解放運動的兩個結合點
顯然，一九八五年中共經濟改革的迅速滑坡和嚴重滑坡，官倒腐敗的轟然而起，特別是政治改革的決然不行，不僅造成了黨內改革派與頑固派的巨大政治衝突和激烈的權力角逐，而且，也使得將身家性命繫於中共改革派權力人物的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鑒於「改革存則他們存；改革亡則他們亡」這樣一個性命攸關的局面，從而使他們萌生了一是反對官倒腐敗以救經濟改革，二是要求實現體制內政治改革以推動經濟改革的願望。正是上述兩個願望，才為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和體制外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找到了兩個臨時的結合點」。然而，也正是這兩個臨時的結合點，才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之後與胡耀邦一起倒了臺；更使他們當中的另外一些人，於一九八九年空前壯闊的人民民主運動中，興奮、支持，卻又徘徊、流連甚至游離在這個運動的某些發展過程當中，從而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政治困境。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終因有了最後的覺醒，而開始走上追求祖國民主變革的道路，有的卻因為掙不脫那個千絲萬縷的聯繫或關係，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第三、八九民主運動的爆發與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一、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原因
「八九民運」的爆發，實為一九八五年以後官倒腐敗的橫行和中共反對實行政治改革所造成。此其一。
其二、「八九民運」的爆發，又是人民思想解放運動被迫深入發展的一個結果。因為，人民正是在歷經了專制暴政之後，才會對部分人曾一度傾心的專制政體感到失望；然而，人們也正因為對專制仁政即改革，復又感到了希望的破滅，他們才會最終地從失望走向絕望。當然，絕望了的人民，之對於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反抗，也就是勢所使然的了。如果不瞭解中國大陸人民心靈狀態的這一巨大轉變，就沒有可能瞭解為什麼竟會釀成如是民主風暴的根本原因。
其三、中共在一九八七年初借追究學潮的責任，而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迫使胡耀邦下臺等行徑，所引起的人心激烈反彈，亦是它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一九八七年之後，鄧小平對頑固派的讓步，因造成了黨內另一個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如履薄冰的艱難處境，黨內鬥爭又伺機待發，所以，民主運動興起後，趙紫陽以及一些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官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階段內對運動的支持，也是民主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其五、鄧小平的兩重性，或曰兩面性，即推行改革的明智性和要借改革以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頑固性，既是造成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最重大原因，又是中共大屠殺的根本禍因。
二、八九民運發展的四階段和中共天安門大屠殺
第一階段﹕自胡耀邦死和借悼胡而形成學生運動，直至中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其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此為運動的發動期。於發動期，運動在構成上以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為主體，性質上出現了多重性﹕一是反官倒和反腐敗；二是如同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京率領千名舉人上書要求清政府實行政治改革一樣，北京學生亦派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求中共當權總理的接見。三是要求運動的「高度純潔性」，即絕對不允許任何「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介入運動，不允許任何有可能觸怒中共的「過激」言論與行為發生。幾位湖南青年因「蛋污」天安門上毛澤東畫像，竟被學生領袖扭送公安，因而遭遇中共嚴厲鎮壓的事件，實為其鮮明的例證。指它為八九民運的重大錯失亦不為過。因為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中，它實在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四是重複一九八六年學潮中已經提出的「新聞自由」要求。前三條雖使運動在發動期明顯帶有改良主義性質，但若考慮到長期以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酷性在人民心中所產生的影響，和人民不得不採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以進行反抗的政治特點，則其明顯的改良主義性質，實不如稱之為鮮明的改良主義形式更為確切。而上述第四條實已標誌了在改良主義形式之下所寄託的民主要求。這一民主要求，無疑已經表現了運動自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的民主運動方向。
第二階段，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共宣布戒嚴和大規模調集軍隊進京「勤共」，即鎮壓運動。此為運動的發展期。在發展期之初，由於中共對運動的「定性」激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因而造成了運動的迅猛發展。其波瀾橫空之狀，既使中共最高統治集團處以互不相守、幾至癱瘓的境地；又使黨中改革派的另一個領袖人物——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常委胡啟立，因錯看形勢，以為運動將有助於黨中改革派力量，因而突然放鬆了中共向來不曾放鬆過的「輿論控制權」，從而造成《人民日報》和中共各級黨報強烈的「自由化」傾向。各級黨報爭相報導運動，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積極行動，實為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這個在後來被中共稱為「新聞誤導」的「極端錯誤做法」，一是使運動迅速演變成為全國和全民的民主運動，聲勢大增。二是造成了運動本身的勝利感，即以為新聞自由的要求已經實現，進而提出要與中共最高專制統治集團平等對話，並要求向全國人民直播。三是造成中共黨中某些改革派知識官僚錯看前景，因而，他們有的開始勇敢地聲援運動，有的終於一懷壯烈地參加了運動，有的乾脆為了推行體制內的政治改革而決心利用運動，有的甚至立即成了運動的幕後力量、即成為出謀劃策者。他們一方面支持了運動，一方面又企圖借運動支持改革和支持他們自己。四是使中共各級政權幾乎處於群龍無首、茫然不知所向的癱瘓境地。少數中共黨政幹部和一般黨員，甚至是那些長期以來專為中共「表演」民主的各「民主黨派」領袖們，有的為正義衝動感所驅使，有的僅因為看錯了時勢，竟也走上街頭去聲援學生，從而造成全國各地運動的蓬勃發展和所向披靡。應該說，這既是民主運動的發展期，又是民主運動的極盛期。因為它使人民在既有的社會情緒基礎上一致起來，團結起來，共同展開了向中共及其政權「爭平等、要民主」的鬥爭。雖然處在發展期和極盛期的運動，始終堅持和平與非暴力，而且不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做出任何可以激怒中共、或假中共以藉口的事情，但是，它的堅持要求平等對話，堅持要求中共懲辦官倒，堅持要求鏟除腐敗，堅持矛頭直指鄧氏家族和中共權貴及其太子黨的做法，特別是建立在這一切之上的、明確的政治變革要求，則表明瞭運動在民主要求上的發展和在民主性質上的深入，從而改變了運動發動期的改良主義傾向。
第三階段，自「五·二零」中共宣布戒嚴，軍隊進京，直至六月三日夜中共公然施行大屠殺。此為運動的對抗期。對抗期在性質上顯然是發展期的繼續和強化。因為，一是人民於運動發展期的民主要求並未因「大軍壓民」而有任何改變，所以它是發展期的繼續；二是中共蠻橫的姿態非但沒有壓制住運動，反而激起了民心的極大反感，直至造成強烈反抗意識的產生，即情緒和要求的升級。北京學生的絕食，以及全國人民對絕食學生既愛、又憐、更要支持的強烈表現，便是它的明證。所以它才是發展期的強化。至此，運動的中心雖然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上，但運動的聲勢卻開始外延到全國各地、直至海外。尤其是中共北京當局對絕食學生不問生死的態度，所引起的全國和全世界的震怒和關注，更加激發了全國人民長時期以來對於中共的深惡痛絕之心和憤怒反抗之情。由是，在運動的發動期所顯示、又在運動的發展期所深化了的民主運動性質，到了本階段，已日益演進為「民主精神對於專制暴政的鮮明對抗」。六四運動，終於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主抗爭運動」，從而開始了由改良向革命演變、轉換與推進的偉大進程，中國大陸人民亦因此而在運動中開始走向徹底覺醒。
八九民主運動在對抗期所表現出來的這一性質變化，自然帶來了它在構成上的變化。廣場上的絕食學生，雖然仍是運動的中心和尖兵，但運動的主體與主力，卻變成了北京和全國各地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中下層知識份子、普通市民、個體戶和部分的工人及農民。北京一位老太太挺身坦克車下，欲以老命來保護學生的感人場面，足以說明民心的立場和方向。但是，也正是在運動的對抗期，一批曾在運動的發展期捲入運動的少數黨政幹部和少數中下級官僚，已開始迅速地退出運動；至於某些曾在運動發展期參加、或聲援過運動的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官僚，中共「民主黨派」的部分代表人物，包括某些曾在發展期長袖善舞的「名人」、即「上層知識份子」，卻開始游離在運動內外，直至脫離運動，有的甚至因為看不清形勢的發展和摸不準中共燭影斧聲的內鬥變局，而只能痛苦、徬惶，心中支持學生，膽中害怕中共。於是他們只好反轉來用「同情」的姿態，去「勸說」學生和「勸阻」這一場民主運動。即既要向絕食學生表示同情，又要與學生及其運動劃清界限，以在兩邊都留下後路。一九九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由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於海外所掀起的，批判六四民主運動和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浪潮裡，他們亦已經明白無諱地承認自己介入運動的目的，不過是要「代表政府」去勸說學生罷了。而他們對於絕食學生的指責，就更是表明瞭他們在感情和立場上，與人民民主運動的差距竟然如是之大。當然，他們這樣做，說穿了，亦無非是要向中共表示自己當年的無辜和今天的委屈而已。
處以對抗期的運動，不僅是對民主運動本身的一次大考驗，也是對所有介入了這一場偉大民主運動者的大鑒別。人民因此而純潔和發展了自己民主抗爭的隊伍，中共因此而暴露與表演了他們極端專制強權的本性，中共黨內的某些知識「精英們」亦終於在冰、炭不能相容的衝突情境下，作著極其痛苦的選擇。然而，已經太晚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向來「嫉善如仇」的中共和一向視他們為政敵的的黨中頑固派，自然不會原諒他們。但是，他們當中的某些人，雖然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政治事件上的中共黨內政治異見者，而絕非中共專制政體的真正反對者，如若慘言之，乃是「中共不要者，而非不要中共者」，然而，他們當中一定也會有一些人，將隨著中共的持續倒行逆施，持續地拒絕哪怕是最起碼的政治改革，而陷入不斷的絕望，從而日益地清醒起來，不僅能夠完成理性的覺醒，甚至能夠完成感情的覺悟，而最終地走上與中共決裂、並與人民民主要求真正結合的正確道路，為中國大陸來日的民主變革盡智、盡才和盡力。
第四階段，自六月三日夜中共在北京屠城始，歷經中共鎮壓和人民暴動，直至運動的最後失敗和結束。此為運動的最後階段，亦為民主運動的暴動期。因為正是中共的大屠殺才導致了全國人民的英勇反抗。八九民主運動，由此而從對抗期的民主抗爭走向了暴動期的大規模人民暴動。「六四」之夜，當北京人民於血與火之中驚醒過來時，當他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最後的那一點期望，終於被中共用人民的鮮血扑滅時，北京人民立即進行了英勇壯烈的反抗，即暴動。特別是「六四」之後十餘日，全國各地、各大中城市為反對中共北京屠城所爆發的公開反抗，不單使山嶽為之變色，而且其情之烈，其景之壯，其規模之闊大，其置熱血和生命於不顧的曠世景象，乃極大地表達了中國大陸人民對於中共專制統治的徹底覺醒之心和公然反叛之為。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將他們數十年來在中共殘暴統治下的積怨、積恨和積仇，統統地爆發開來了。在全國各地，到處是火車停駛、飛機停飛和公車橫路；到處是工廠罷工、農村罷耕、學生罷課和商店罷市；到處是傾城而出和望不斷的人民抗暴遊行隊伍；到處是氣壯山河、悲憤難抑的口號聲和哭泣聲；到處都飄舞著祭奠「六四」英魂的白旌、白旗和白色的頭飾及胸花……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高舉的屠刀之下，冒死披麻戴孝以公祭北京「六四」英烈，實在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迄今僅有的「以命祭命和以血祭血」的壯烈景象，亦為人類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奇情和奇景。在重慶，一位大半生都如履薄冰的老教授，終於和妻子一起走上街頭，走進了抗暴隊伍，振臂高喊了一句他這一輩子連想也不敢想的口號﹕「打倒共產黨！」在武漢街頭，一位婦女淚水滂沱地講演說﹕「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同胞？你們說，四十年來共產黨可為中國人幹過一件好事？」聽眾回報她的，竟是一片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在安徽某縣的一所鄉間小學校裡，當一位女教師流著眼淚問孩子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被共產黨開槍打死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時，這些鄉間的孩子們居然和淚跟著一個孩子高呼﹕「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事後，這兩句話，又被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將它書寫在那一塊小小的黑板上，好幾天內，上堂講課的老師們都不忍心將它們擦去。
中國大陸人民覺醒了，中華民族真的醒過來了。歷史終於將自己「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過失，推倒在「六四」的血泊之中。偉大的八九民主運動，雖然在中共血腥的和大規模的武力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卻為推動中國大陸人民由追隨專制改良向追求民主變革的迅速過渡，豎立了不朽的歷史豐碑。它無疑標誌著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覺醒和民主追求，從此走上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後，在海外，由於種種為中國大陸人民所難以瞭解的原因，曾數度掀起過批評「六四」、批判「六四」和否定「六四」直至圍剿「六四」學生領袖的風潮。甚至直到今日，這種對「六四」民主運動不公正、不正確和不懷好意的批判和否定，不僅在海外佔有相當的市場，而且已經形成為一種思潮。這些批判者和否定者的武器，固然不值一駁，但是，它們的影響所及，卻對當前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帶來了許多的障礙與困難，更使得海外華僑對於祖國的民主進步產生了許多的懷疑和錯識。筆者在此僅想說的是，中國的八九民主運動，她所面對的雖然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為殘酷的專制政權，但她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歷史上和在迄今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卻是一次和平與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楷模與奇蹟。如果批判者們和否定者們要站在和平與非暴力、甚或是所謂理性的立場上，來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那我們只能說，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民主運動，也就必然要遭到更為徹底的批判和否定。只要稍稍閱讀一點人類進步的歷史，特別是近現代人類民主進步的歷史，我們自然就能夠得出這樣一個至為正確的結論。反之，所謂人類的民主進步，尤其是近現代世界的發展與繁榮，也就無所由來與無從談起了。
似乎應該指出的是，僅僅證明了「八九」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進一步的深刻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八九民運，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覆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覆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年頭。而八九民運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革命時代；相反，八九民運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罊盡的復辟歲月。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八九」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由是，中國人民才終於迎來了護法運動和北伐戰爭的偉大勝利。八九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了整個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是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時代，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歲月」。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專制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專制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