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 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何謂「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是要對現存政治制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覆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才產生的「君主立憲」，及其逐步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卻並不是舊政治制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制制度的垮臺，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至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日本，雖然在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條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據走向了專制統一，即由封建式君主專制走向了中央集權式君主專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它在實質上不過是整個專制制度發展範疇內的改良，即專制制度發展期的改良罷了。雖然它同樣經歷了武裝改良、即「倒幕戰爭」的洗禮。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制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專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制制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制度或曰體制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制改良，亦即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制制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制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專制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專制制度、專制政體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制制度或曰專制體制，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制制度的改良，是為專制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它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純粹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制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制度下新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臺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都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制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制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制的性質，事關你立身於何種體制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制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制體制，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制裡面去，那麼，那個原專制體制就怕連體制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末中國兩代專制體制內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儘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留在專制體制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制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制體制，甚至更不管這個專制體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麼，你要做一個專制制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制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制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舊專制制度和舊專制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其中的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係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固屬天真幻想，卻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的一個結果。但是，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
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歷經爭論、衝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衝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顯其能。除掉像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樣，改良派們又要為著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對革命。那麼，豈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戰勝改良的前途亦必然會出現在歷史的面前。雖然我們相信今天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雖然我們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們已經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夠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制制度，中共專制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革命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下，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冥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歷史的前證，我們自然並不希望中共再將它覆滅的後證，提供給歷史。
結論 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做一個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這個境外顛覆勢力的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
第二、中國共產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產革命為榜樣，後期則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具有鮮明暴民運動特徵的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
第三、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專制統治和君主王朝，卻是推倒了專制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正在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進行著殊死較量，並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第四、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裡，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制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裡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用它自己七十餘年「名為革命實為反動和血腥的歷史」，徹底地否定了它自己。雖然，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總是保留著一絲溫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絲溫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為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繫和利害關係；有的是因為對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歷史缺少最起碼的瞭解；有的雖然對專權時代的共產黨充滿否定之情，卻對共產黨這個勝利者所編造的輝煌歷史早已深信不疑，輕易難以動搖；有的僅僅因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因而總想在失敗者那裡找到共產黨多少有些正確的證據……誠然，中國共產黨曾經最能夠矇蔽人的，還是他們高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因為這一面旗幟太美好，也太能夠欺騙人。但是，我們只需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檢測和衡量一下共產黨及其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貢獻」，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為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發展和特殊發展中，我們只能以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愛國還是賣國的標準，來對它作出究竟是應該肯定或是應該否定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用不同的標準來臧否中國共產黨。因為所有的政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個人，在歷史發展的法則面前，都只能被一視同仁。雖然這對於那些對中共情有獨鍾者，乃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巨大痛苦。
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並不等於對共產黨人的全部否定。因為，如導論所述，一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或曰僅僅作為一個空想，並沒有錯，錯的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手段；二是傳統農民革命雖然只能導致「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這樣一個政治結果，但農民革命本身卻應該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和反動。許多人基於上述兩個原因而參加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那一場旨在打江山的共產革命和農民戰爭，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將共產革命和農民造反的一般參加者，與聽命蘇俄、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甚至叛賣祖國利益的中共領袖們加以區別；將決策假抗戰、不抗戰和日蔣火拼之賣國路線的中共領袖，和為中共所騙，以為中共才是真抗戰而積極參加共產黨者加以區別；將在這場專制復辟的血腥歷程中已經和正在覺悟者，與為了維護到手的專制權力而繼續甘當劊子手的冥頑不化者加以區別；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歷史罪行和避免變革期的混亂與流血局面，非但極為重要，並且有益而無害。因為我們仍然希望絕大多數的中共黨人，還是回過頭來做中華的兒女，而不要繼續去做馬列的子孫。因為口口聲聲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共黨人們，實際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信馬列了。歷史需要我們有如此的認識，歷史也要求我們這樣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