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週報認為，中共採取嚴厲措施對付外國記者，只會適得其反；不僅出於對西方公眾機制的無知，而且體現出不能承受批評的無能，不符合大國的風範。該報推測這可能與黨內權力鬥爭有關。
該報（3月14日）寫道：「中國共產黨現在成了保健黨，在北京召開的人大會議上，人人都在談論幸福，幸福，幸福。繼‘和諧社會’之後，黨現在想把幸福送給人民。可是如何衡量幸福呢？《人民日報》寫道：‘讓人們的錢包鼓脹起來’，給每個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工作和住房。有一個‘幸福指數’，應該上升。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只有6%的中國人感到幸福，政府還大有可為。」
評論說，「最近兩星期，外國駐華記者的幸福指數急劇下降。」文章列舉了網上呼籲茉莉花抗議後，西方記者遭受的一連串毆打、拘留、威脅、以及採訪上的大加限制，認為「荒謬之處在於，迄今根本就沒有發生較大的抗議，即使從外國觀察家的最惡劣意圖著想，也幾乎找不到中國會在可見的將來經歷茉莉花革命的依據。」
評論認為，「中國政府與國際新聞界的關係從來就不是沒有問題的。最遲從奧運會起，政府就在推行一個宣傳運動，不失時機地控訴西方媒體、恰恰也包括德國媒體對中國的片面報導。普通中國公民對此同樣感到遺憾。但是，這不會有所改變的。中國是一個多面體的複雜國家，可惜迫害人權是其中之一，這是必須予以報導的原因。在德國的中國觀察家、記者、作者和外交官們，特別仔細地記錄對其祖國的‘負面’報導，使其國內同胞對德國的對華報導常常獲得一個扭曲的印象。
「在給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之前，幾乎所有西方記者都得等很久才能獲得簽證延期，中國政府的信息很明確：寫吧，照我們喜歡的那樣！現在似乎不再將西方記者看作潛在的麻煩，而是看作煽動者，不然的話，外交部宣稱誰在中國惹事就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又該如何理解呢？」
恐懼從何而來？
評論認為，「愚蠢的是，政府的做法只會適得其反。缺乏大量參與的茉莉花抗議，對此沒什麼可以報導的，但是，侵害外國記者就成了大題目。」
評論指出：「其背後隱藏的不僅僅是對西方公眾機制的無知，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不能承受批評的無能，與一個大國根本就不相配。尤其表現出，政府明顯地多麼懼怕自己的人民脫軌。中國財政部星期六公布了如下數字：政府今年的國內安全預算大約683億歐元，比去年多出13.8%。……和去年一樣，政府用於國內安全的開支超過了國防開支。
「恐懼從何而來？阿拉伯世界的起義是原因之一，那是高層最糟糕的噩夢；此外還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在1989年貨幣貶值已經導致民眾上街遊行；最後，還有共產黨要在明年確定新的領導層。也許，在權力交接前夕，黨內負責內部安全的派別想嶄露頭角。無論如何，目前中共內部的幸福指數似乎不是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