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西元1887年7月），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香港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in Hong Kong）。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瑕，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間而附和者，在香港祇有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國父孫中山先生之言論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國父孫中山先生與陳、尤、楊（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國父孫中山先生等為「四大寇」，此為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言論之時代也，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國民革命的犯難之交。
興中會的第一個支會在1895年成立於橫濱，第二個支會1897年12月就在臺北成立。 興中會臺灣分會是陳少白先生到臺灣成立的。
1900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從國民革命初期失敗的教訓中，體認到國民革命在興中會成立的最初五、六年間，沒有創辦出自己的革命報刊來開展革命宣傳活動，以致革命進入「最艱苦的時代」，於是作出發行革命刊物的結論：「將圖國民之事業，不可不造國民之輿論」，並於當年1月，派陳少白先生在香港創辦興中會第一份機關報《中國日報》由陳少白先生任社長兼總編輯和香港同盟分會會長。這樣，《中國日報》既是宣傳革命思想的陣地，也是革命黨人在香港活動的大本營。
陳少白先生通中、英、日語文，口才敏捷，文筆凌厲。他主辦《中國日報》首先改革版面，將中文報紙的長行直排改為短行橫排，給讀者一個嶄新的面目。其時保皇黨亦設《商報》於香港，一開始陳少白先生就連續撰文與之開展論戰，發揮了革命思想傳播作用。當時《中國日報》任務艱鉅，辦報資金困難他都得設法籌集。加上來往人員眾多，招呼食宿或臨時安排工作等等，都得認真應付。報社職工不少在生活上表現散漫，工作不大守時，有些人還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陳少白先生為此訂出出勤紀律制度，自己帶頭執行，如有逾時起床，就去拍床叫醒，即使是至親胞兄，也毫不包容，因此職工稱之為「番鬼脾氣」。
從1900年至1905年，陳少白先生主辦的《中國日報》一方面多揭發清政府腐敗無能和喪權賣國，另一方面報導惠州、上海等地革命黨人的反清廷活動，對於留日學生的風起雲湧的革命真實情況，也作了詳細的報導。至1906年，才辭去《中國日報》和香港同盟分會的職務，轉而經營實業。
辛亥革命勝利後，陳少白先生淡泊名位，不戀仕途，只在廣東軍政府出任幾個月的都督府外交司長，孫中山先生1921年回粵就任非常大總統時，當過顧問，佐理外交，也是幾個月就辭職去任。以後隨孫中山先生赴廣西揮師北伐，也不挂官名。1932年南京政府邀請他晉京「共商國是」，同樣不接受任何官銜。
陳少白先生不僅自己不思做官，而且告誡子侄族人，不要憑藉他的關係晉身政界。1922年後，他毅然回到外海，擔任一個小小的鄉事委員會主席（鄉長）。以一個黨國元勛之身，在革命功成後退居鄉下，受到國民黨全體黨員的尊崇與敬重。
陳少白先生回到廣東江門市郊外海鎮，不當豪紳坐享清福，卻主辦了多件好事，開筑由江門至外海的公路，建金溪橋、石咀橋；修筑大康路、杏林路、中華路，建中華市場；擔任鄉第一小學校名譽校長，帶頭捐資興建三座校舍。在他的帶動下，鄉里的王昌小學、遠貽小學、舸呂小學、教睦小學的校舍，相繼由鄉人投資建設，並做到全鄉學童免費入學。他提倡綠化，在他的住宅四周以及公路兩旁引種了小葉按樹，以後擴展到所有的荒山野嶺，都種上樹木。他禁賭。1931年廣東全省徵收賭捐公開開賭，陳少白先生不好公然反對，卻命鄉勇站在各賭場門外勸阻陳姓子弟進入，使賭商無可奈何，被迫關門。
陳少白先生的生活非常簡樸，沒有伸手向勝利後的國民政權索取非份的錢財。他在香港九龍牛油灣的住宅，是由他因維持漢鐵路權益所獲的酬金興建的。在鄉間除自己住宅所需購置的土地外，並未購買田地從事收租剝削。1921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越秀山文修文瀾閣，作為給陳少白、尤烈、楊鶴齡三位元老頤養的「三老樓」 而陳少白先生卻很少享用。陳少白先生居鄉期間，還寫成《興中會革命史要》為國民黨中央國史館所收藏。1934年12月23日，陳少白先生病逝北京，停居西山舌雲寺，這也首是孫中山先生逝世時停靈的地方，故輓聯中有「生奔死赴，碧雲恨繼中山」之句。翌年l月，鄉中筑基告成，才運樞歸葬，參加葬禮者達數千人，輓聯637對。這些輓聯「開濟艱難推此老，中山朋友獨斯人。我來恭祭無窮感，願祝英靈護國民！」，對其「終身革命而不做大官」的高風亮節，都不約而同地寄予無限的景仰。
一個國民革命報刊最早的開創者和民主革命先驅陳少白先生，就是這樣仙風鶴骨地走過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