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猛於虎（路透社，看中國配圖）
中國CPI高企，老百姓無不處於一種憂慮狀態，無論是企業主還是投資者，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還是市場參與者。因為CPI如果無法得到控制，那麼以穩定幣值為首要目標的金融當局的舉措就是加息，加息無論對房地產還是對股市，都將導致投資者的資產縮水。對企業主來說，加息則意味著成本上升和盈利的縮減。因此，從生活成本的角度看，通脹對低收入者造成的成本提高是最明顯的，而對高收入階層而言，這點漲價對他們生活成本的上升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受傷的窮人。但對富人而言，則可能帶來賬面資產的縮水和收入的減少。
這將是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如果把CPI作為窮人指數，把上證指數作為中產階級指數，而把房價指數當作富人指數，那麼，CPI的持續上漲將帶來上證指數和房價指數的雙雙回落，而CPI上漲所帶來的所包含商品和服務總價值的增加部分將遠遠小於由於股價和房價指數回落給富人造成的財富虧損總額。因此，CPI上漲從財富變化結構的角度看，就是窮人虧的是商品，是小錢，富人虧的是資產，是大錢。
實際上，對CPI深感擔憂的不僅是中高收入者，行政當局則更為擔憂。人們看到，央行2010年以來已經連續多次提高準備金率，為的是收縮流動性。而發改委也連續出臺各項措施來抑制農產品價格的上漲，甚至通過對運輸蔬菜的車輛免收高速通行費和菜場免收攤位費等降低流通環節費用的措施來平抑食品價格。此外，原本有些地方物價部門準備上調水價、天然氣價格的打算，也被叫停了。
在1994年，中國的CPI曾經高達24%，屬於惡性通脹，而目前CPI最高是5%，屬於溫和通脹。但當初行政當局所採取的抑制通脹措施甚至不如現在那麼嚴厲。原因在於中國居民的目前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這意味著低收入者對通脹的承受力比以往更弱；同時，與CPI關聯度比較大的M1的規模也比歷次通脹時要大，如1994年時M1與GDP之比為0.43，而目前這一比重已接近0.6。不少在CPI中權重較小的商品價格已大幅上漲，為CPI預留了更大的上升空間。因此，通脹的長期壓力已逐步形成，抑制通脹難度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誰都不會否認通脹永遠是貨幣現象。過去10年中，中國成為了各類商品供給能力非常強大的世界工廠，中國的國內需求由於薪酬總額在GDP的佔比中難以提高而略顯不足。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出口順差和FDI的持續增加、信貸餘額的不斷擴大，使得M2的規模迅速膨脹，最終超過美國，而流動性過剩的結果是貨幣流向以房地產為首選的資產池子，住宅類房產的總市值大約100萬億，股市也是一種資產池子，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總市值大約26萬億左右。如今，隨著政府對房地產調控的持續，房地產這個資產池子出現了貨幣溢出現象，溢出的貨幣流向了商品市場，如對生薑、大蒜的炒作，而更多的熱錢則流向大宗商品市場。因此，調控房地產居然成為CPI上升的部分原因，這顯然是行政當局事先沒有預料到的，這是因為資產池子所能夠容納的貨幣量要遠遠超過商品池子，從資產池子中溢出的貨幣流到商品池子中，足以興風作浪了。
實際上，從資產池子流向商品池子的過程並不是2010年才開始的，而是早些年就已經出現了。人們可以先從中國富人的資產配置情況來證實這一點：如富人先會買別墅，這屬於大類資產池子，然後，會買與別墅相配套的商品，如古玩、藝術品、珠寶玉器、紅木傢俱，這些屬於小類資產池子；再下一步，就是購買和收藏奢侈品，如名牌箱包、高檔的白酒和紅酒、茶葉、中藥補品等，這些屬於小類商品池子。因此，人們不難發現，這些沒有計入到CPI中的奢侈品價格的漲幅在過去10年中已經非常驚人，很多都在5-10倍以上。由於中國在過去1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高收入群體擁有的貨幣比重非常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奢侈品的漲幅要大大超過普通商品的原因。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奢侈品消費的第二大國，商品價格上漲也經歷了從奢侈品向普通商品擴散傳導的過程。
那麼，為何普通商品價格偏偏是今年才開始出現明顯上漲？如前所述的資產池子中的貨幣溢出只是解釋部分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低收入者的薪酬水平提高，從2010年全國各地最低工資上調幅度來看，平均上調幅度在20%左右，最高上調幅度達到30%。最低工資的上調，加上由於民工荒造成的農民工和一般企業員工薪酬上升，增加了社會對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增加了農民務農的機會成本，兩個因素合力推高了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
為了清晰說明貨幣在在商品池子與資產池子之間的流動情況，有專家編製一系列資產指數和商品指數。把CPI定義為窮人商品指數，把豬肉價格指數定義為平民商品指數，把奢侈品價格變動定義為富人商品指數(用53度飛天茅台價價格變化來表示)，把房價指數定義為富人資產指數，把中小市值股票或創業板指數定義為大戶資產指數。把上證指數定義為平民資產指數。從這些指數的波動中，人們不難發現，富人過去10年的財富增值主要靠房地產，很多中產階級也是通過購房從而步入富人的行列。富人在13億人口中佔比較少，據全球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擁有400多萬個富裕家庭，這也不過佔中國人口的1%左右，故這部分群體的消費對於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構成CPI權重的這些商品和服務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但對於奢侈品價格的影響卻是十分明顯的，比如茅台的零售價已經從2000年的228元一瓶，漲到如今的1050元一瓶(均價)。
由於房價上漲的財富效應，富人一方面奢侈品的消費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部分投資PE(私人股權投資，通過上市變現)。因此，在過去10年中，房價漲幅第一，奢侈品漲幅第二，小市值股票漲幅第三，豬肉價格上漲第四，上證指數漲幅第五，CPI漲幅墊底。基本可以解釋中國各類收入群體過去10年的投資消費行為和財富增值狀況。
眾多因素促成了中國通脹的爆發，從過去的局部通脹轉化為生活必需品CPI意義上的通脹，最終還會導致核心CPI的上漲。M2增速與名義GDP的剪刀差很快會消失，所有的這些變化本質上是中國經濟結構再平衡的體現，即資產泡沫面臨消退、資本過剩與勞動力短缺下的社會貧富差距出現收斂，外需拉動逐步轉向內需拉動，資本形成與消費在GDP中的佔比趨向均衡(2009年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重為歷史新低的48%，預計此後就將迎來向上的拐點)中國正在經歷發達國家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曾經經歷過的結構調整，也就是中國勞務人員總薪酬佔GDP的比重出現向上拐點，CPI超越PPI將成為常態。
與其他發達國家所經歷的明顯差異是，中國無論是貧富差距還是地區發展差距，都要大得多。一方面是中國的人口基數決定的，另一方面則是體制原因造成的。由於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長緩慢，且規模龐大，一旦他們收入水平開始較快提高，一方面會增加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則增加生產成本，如零售端蔬菜成本構成中有29%是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剛性上漲，將推高蔬菜價格。因此，低收入群體收入提高從本質上看是補漲，即當貧富差距過大的時候，要麼發生社會動盪和變革，要麼出現收入差距的收斂。如果是後者，應該是伴隨著CPI的上漲。但在中國，由於10多年來並沒有進行大範圍的物價改革，不少資源類商品的價格改革進展遲緩，主要原因還是在於過去10多年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太慢，物價管理部門怕電價、水價等價格調整幅度過大，引發社會不滿情緒，故常常欲改又止。長此以往，中國資源類價格、部分農產品價格的失真度越來越高，導致農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護，而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質量得不到改善。
因此，應對通脹不應該採取非市場化的手段來進行，而是應該適時理順各類商品的價格關係，避免因價格的扭曲導致資源錯配。若擔憂老百姓對通脹的承受力不夠，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對低收入家庭進行補貼。如果按照城鎮最貧困人口佔城市人口的5%及農村人口最貧困人口佔農村總人口的10%計，大約分別為3000萬和7000萬，總計要向1億人大約3000萬戶家庭提供食品補貼。假如每個家庭每月補貼200元，一年政府財政只需拿出720億。
因此，中國看似人口基數龐大，但只要向低收入群體或農民提高社會福利和保障水平，就能夠起到花小錢、辦大事的效果，因為中國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基數太低，如目前的新農村合作醫療，即便是三級政府對每個農民人負擔200元一年，8億農民一年的財政支出也不過1600億元，卻可以改變多少個家庭的命運。但反過來，人們在高速公路、高鐵和城市景觀建設方面財政支出過大，老百姓卻得不到多少實惠，那就是花大錢、辦小事了。
然而，這種建議，恐怕只能是學者們的一廂情願。從上到下，包括權貴階級在內，如今，一種末世心態已經瀰漫著整個中國，當局恐怕無力接受學者們的良苦建言。據海外媒體報導，17屆五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於2011年元旦放假期間舉行，會議專門討論中央級國企增加上交中央政府利潤比例問題，結果遭到嚴重的牴觸。會議以微弱的多數通過「實現平衡發展，推進分配改革」的決議，即中央政府從央企中多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利潤用於公共事業。但是，國資委高層幾乎一致地認為：「難通過行政命令方式迫使國有企業多繳利潤」。這是因為，所謂的國企實際上是體制內各個利益集團控制的私人企業。
末世心態現今瀰漫中國，其第一個表現是，主流價值觀的自我扭曲。在中國歷史上，每到王朝將要崩潰之際，統治高層總想重振意識形態，但整個社會卻是最大程度地偏離主流價值觀，並迅速傳播末世觀念。如滿清後世，以白蓮教為嚆矢的諸種非主流價值無一例外地宣講「劫期將至」；對滿清王朝打擊最為沈重的太平天國起義更是利用了外來宗教的殼資源，包裝本土的末世觀念，從而掀起大規模社會運動。時至今日，雖然說中國社會並不一定在細節上復現歷史，但是其發生學的邏輯卻不能例外。公眾對主流價值已經沒有任何認同感。比如發生在浙江樂清的「錢雲會案」不管政府如何解釋，底層都無法認同作為村委會前主任的錢雲會，不是因維護農民地權而被謀殺的。因為政府不僅在事件處理中隱瞞了許多細節，而且在事發之初總是躲躲閃閃，只是在網路輿論的壓力下，才邀請民間人士參與調查。而新疆記者孫虹傑遭遇不明身份人的圍毆以至殞命，事件造成了極大的社會衝擊效果，面對此事的報社與當地警方絕無積極調查的姿態，反而一口咬定：「事件與孫虹傑寫文章揭露當地腐敗與開發項目之關係無關。」
社會缺乏互信是主流價值觀極度自我扭曲的結果，極有可能引爆全面社會危機。因此，旅居美國的紅色貴族後代、著名經濟學家黃亞生在其新浪微博評說：「這難道不正揭示出了一種危機？如果你是官員，你不應該感到焦慮和擔心嗎？」
末世心態瀰漫中國的第二個表現：統治者已完成了歷史使命。當局在努力調控房價，以便讓買不起房子的家庭或個人實現「有個窩兒」的夢想。但是，現實中沒人認同房價會降下來的政府預期，民眾更多的看法是「只要不再漲就可以了」。這一項作為社會不公的最明顯指標還將持續下去，直到整個社會爆發大危機。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社會許多看似根本不相干的社會指標確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繫，即全部的指標都指向了統治者執政的歷史合法性與現實正當性的嚴重衝突。北京一位體制內資深學者私下說：當局不是願不願政治改革的問題，而是有沒有這種能力的問題。
末世心態瀰漫中國的第三個表現：中國大陸無處不在的變態發泄欲。在2010年末，當局發表了《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旨在緩和民眾對「越反越腐」的不滿。但現實的情況是，一黨政治不可能建立低成本政府，也不可能將腐敗抑制在較低水平上。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反腐敗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腐敗行為，儘管這一點很少為觀察家所注意。且不說黨政檢三家的反腐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撈取非法利益，只看工作人員的總數量一項就超過整個歐洲與美國合計的同類工作人員的4倍，高達3百餘萬人。如此龐大的反腐倡廉體系不僅要開支巨額財政，而且效率低得驚人，以至於反腐要靠官員窩裡斗、情婦舉報。大陸反腐體系的隱型政治腐敗是整個社會道德變態的一種反映，2010年最具有鬧劇性質的反腐案例非「局長日記」莫屬。在這樁「廣西來賓菸草局長日記門」案件裡，腐敗行為人把他與屬下女職員進行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的細節都記錄在個人日記裡。
反腐本身就是隱型政治腐敗，不易被觀察人士所注意。
末世心態瀰漫中國的第四個表現：國家資本主義是權貴共識。英國學者佩裡·安德森認為，資本主義分為「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權貴資本主義」是最壞的資本主義。中國嚴重的社會不公，是當權者積累給後人的巨額負資產；中國大陸在名義上成功地應對了全球金融危機，但採取的近乎瘋狂的國家資本主義手法，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公程度。首先是，國家工程的層層分包導致了高度的商業賄賂；其次是，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小眾集團，其合法收入再次與社會平均水平拉大。國家資本主義的瘋狂擴張最大程度地擠壓了民營資本的生存空間，從而也致使高增長與高失業並存現象成為社會常態。
在這種末世心態下，不僅僅通貨膨脹問題，連整個中華民族都前景堪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