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中國近代著名作家巴金在一生中為了追求「革命」，寫了不少「誤人子弟」、「引人入邪」的小說。中年以前他號召衝擊「舊世界」。特別是不少「熱血青年」，讀了他的作品，奔向「革命」。從而他在中國受到極大的尊敬和獲得了極高的榮譽。
「舊社會」崩潰後，他也很積極地在「黨媽媽」的卵翼下，在文藝界中，跟著周揚等一批文藝打手批完這個，批那個。即使到自己也像以前其他被「衝擊」、被批判的人一樣，也受到了「衝擊」，被關了起來時，他還覺得「黨媽媽」總應是對的，當他的監獄裡的「室友」沙汀、王西彥教導他時，他還不悟，「跟著黨走會有錯嗎？」
大概直到「文革」後，他見到神經上已出現了毛病的，50年代初被批的關了幾十年的老朋友胡風時，胡風不理睬他，這時他才認真地回憶一生跟「黨」走的路子到底是「對」還是「錯」，當時批胡風，一是為聽黨話，另一是保自己。事實也是這樣，當時批胡是「偉大領袖」親自抓的，定性為蔣介石特務、反革命分子。誰不同意誰一定也是「反革命」，巴也不會是例外。
在他生命活動的最後（後來在「黨媽媽」關懷下，在醫院裡又躺了十多年，他想死，「媽媽」也不讓他死，留著當招牌用的）才認識到奴隸可分為「身奴」和「心奴」，「身奴」還好說，「心奴」最為可悲，他自己就當了近一世紀的「心奴」。他說「奴者在身還好，怕的是奴者在心」，他認為他數十年「入了迷，中了催眠術」，到這時他才醒來。他幫「偉大的黨」做了不少害人的事，成了實質上的「幫凶」。他在八十年代初寫了不少帶有懺悔性的文章，合為「隨想錄」。
當然，在他的「奴」的分類中，他是屬於他自認的最可憐的「心奴」。
他自認反右時寫的「不可辱論」，也是為了活命。他應說那時「黨」在他身上打的麻醉劑在起作用了。）
他還恨恨地說「人為什麼不成獸」，大概因為獸不會說話，更不會說「慌話」、「假話」和「吹捧話」。「黨」要想讓他們也來參加歌頌「黨」的合唱，但在現在科技水平還辦不到。
他提出中國要建一個「文革博物館」的理想，也並未被他曾經熱愛過的「黨」所接受。只是因為他名氣大，不願觸犯他，怕他豁出命地跳出來，引來了不好的「國際影響」，損害了「黨」在國際上的「形象」，（不能說是「光輝形象」，因為他們不吃「中共」的飯，不一定須要說違心的話）所以總是避而不答。
其實，豈只是「文革」要建「博物館」，哪一個運動：鎮反、肅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和餓死五千三百萬人的大飢餓，都不應建「博物館」嗎？可是這些「館」都建立起來了。每一件都是「偉大的黨」引導的臭不可聞的事，如讓全國人民都清楚是「正確的黨」干的，它怎麼還有臉在台上指揮中國老百姓呢？怎麼還有臉讓中國老百姓唱「頌黨恩」、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呢？而且「黨」的領導對中國人民來說是最最重要的，必須堅持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嘛！維護「黨」的「偉、光、正」，維護「黨」的「榮譽」才是頭等大事，才是大節。
但巴金也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巴金對「黨媽媽」已不那麼親，有怨言的時候，「黨媽媽」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他，準備給他在他的家鄉成都建一個巴金紀念館，或以他代表作的人物、環境作為基礎的形象「紀念館」。這時「黨媽媽」給他吃的迷魂藥已慢慢失效了，他知道「黨媽媽」不是關心他，而是藉此利用他的名為提高「黨媽媽」的聲望，所以他多次堅決反對了。
直到他人生最後，在「黨媽媽」關懷下，使他在高級病房裡痛苦地煎熬了十多年，他一再要求安樂死，「黨媽媽」還要利用最後「屍公餘氣」的價值。
嗚呼！哀哉！這就是百歲老人巴金在晚年痛苦的覺醒，可為時已晚矣，孰能以此補半個多世紀的罪孽乎！
憶巴老，使人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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