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經濟
幾乎在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去的同時，黨卻採用了他的部分計畫。1928年，黨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畫，目的在於迅速實現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計畫」，或者說政府機關掌握國家全部經濟生活的中央計畫，成為蘇聯經濟的顯著特點。在一個時期內，這一特點在世界各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回顧過去，共產黨人等待了十年才實行「計畫」經濟似乎不可思議。實際上，當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對怎樣進行工作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至多隻對未來無階級社會作出一般的描述，而沒有對現代工業體系的運作提出特別的指導。恩格斯曾十分清晰地提出過一個重要的建設性的思想。他覺察到，在每個私人企業內部生產是協調的和有秩序的，只是在私人企業之間，資本主義才是混亂的。他注意到，在個別的工廠裡，各個部門互相之間並無競爭，所有部門的產量是由管理部門計畫和協調的。與此相似，控制許多工廠的大壟斷資本或托拉斯，採取一個統一的方針，防止各廠之間的盲目競爭，分配給工廠以明確的定額，安排、協調、穩定每個工廠和每個人的工作。恩格斯注意到，由於大的托拉斯企業的增長，自由競爭涉及的經濟領域就不斷縮小，而由合理計畫管理的經濟領域卻不斷地擴大。根據恩格斯和其他社會主義者的說法，下一步顯然是把國家全部經濟生活當作一個有許多部門的單一的工廠，或是有許多成員的一個巨大的壟斷組織，處於一體化的、強有力的和有遠見的管理之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交戰國家的政府實際上就採用了這樣的集中管理辦法。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他們信奉社會主義，而是因為在戰時，人們願意放棄通常的自由，一切都要服從於單純的和無可爭論的社會目的——爭取勝利。所以「計畫社會」首次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雖然還不完善）。在蘇聯，「計畫社會」的思想部分來自恩格斯所闡述過的社會主義學說，部分地來自戰爭的經驗，甚至更多地來自一種不可抗拒的壓力，即如何應付在提高國家生產水平中出現的連續而長期的問題。這一切使斯大林和俄國的黨逐步地發展了計畫經濟的思想。
蘇聯決定在1928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計畫的目的是使國家富強，使它在軍事上和工業上自給自足，為一個真正的工人社會奠定基礎，並去掉俄國落後的名聲，如1929年斯大林在一次演說中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國家正變成金屬的國家，汽車化的國家，拖拉機化的國家。當我們使蘇聯人坐上汽車，使農民坐上拖拉機的時候……我們還要看看，到那時哪些國家可以被‘評定’為落後的國家，哪些國家可以被‘評定’為先進的國家。」第一個五年計畫在1932年宣布完成，並開始了第二個五年計畫，持續到1937年。由於1941年對德戰爭，1938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畫中斷了。新的計畫到1945年以後才制定。
第一個五年計畫（以後的計畫都一樣）把要完成的經濟指標一一開列出來，由一個稱為國家計畫委員會的機構管理。在黨制定的總政策的範圍內，國家計畫委員會規定國家將生產的各項物品的數量，國民收入中有多少用於生產投資，有多少用於日用消費品的生產，所有級別的工人應收入的工資數量，以及各種產品應以何種價格進行交換等。由於所有經濟決策都由上級決定，這實際上是一種命令經濟而非計畫經濟。在基層，每個工廠如果要在預定期間提供其計畫產品數量，則該廠的管理部門就要擬出「生產所需之物」，換句話說，要預算工廠在原料、機器、熟練工人、設備和燃料等方面所需的數量。千百個這樣的預算要通過許多級的計畫部門上達國家計畫委員會。計畫委員會從全局出發把各個工廠的預算互相對比，還和其他需要對比後進行平衡，決定應該生產多少鋼、煤等，其數量和等級如何；應有多少工人要在技術學校裡培訓，達到何種特定熟練程度；應製造多少機器；需要多少備件；應裝備多少新的貨車，有哪些鐵路的鐵軌需要修理；以及應該在何時何地和給何單位供應鋼、煤、技術人員、機器和車輛等。總之，計畫由管理機構有意識地進行控制。而在自由資本主義條件下，人力和資源的流動是由供求的變動，通過價格、工資水平、利潤、利率或租金的變化來調節的。
這個計畫系統是非常複雜的。例如，要把一批確定數目的滾珠軸承在確定的時間送到確定的地點，並使軸承和其他物資的數量或等待使用它們的工人數目完全相符，確實是不容易的。有時生產過剩，有時又供不應求，計畫在執行過程中要經常修改。難以計數的報告、查對工作和情報交流都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管理日常文書工作的人數眾多的機關白領工人階級。五年計畫的某些指標完成了，有些超過了，也有一些沒有達到。完成指標的評價通常幾乎都限於數量，而質量控制往往被忽視。
第一個五年計畫的主要目標是建設蘇聯的重工業即基本的生產資料，其目的是在不用外國貸款的情況下進行工業化。①1928年，俄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世界上幾乎還未出現過不藉助外國資本而能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事例。工業革命發源地大不列顛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在這裡，18世紀期間也由荷蘭人提供了大量資本。此外，一個農業國要工業化，只能從農業中提取資金。因此，在英國，農業革命是工業革命的先決條件。由於圈地、榨取小自耕農以及採用科學的耕作方法，在富裕地主這一新興階級資助下，英國既增加了它的食品生產，又促使許多農民到工廠工作。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畫需要進行類似的農業革命，不過這是在國家資助下進行的，地主沒有從中得到好處。但是，沒有人預知農業革命的後果。
農業集體化
按照1929年農業計畫建立起來的集體農莊，每個平均有幾千英畝土地。這些土地不屬於國家財產，而是居住在農莊的全體農民的集體財產。（少數政府經營的集體農莊，作為對其他農莊的示範，也建立起來了。）個體農民把他們私人擁有的田地和牲畜作為加入集體農莊的基金。佔有較多田地和牲畜的富農，拒絕把田地和牲畜交給新的集體農莊，因此作為一個階級被無情地消滅了。從城市來的熱情的共產主義工作隊使用暴力，貧苦農民攻擊富裕農民，成千上萬的富農及其家屬被殺掉，更多的人被放逐到蘇聯邊遠地區的勞動營。自斯托雷平以來，實際上是自19世紀「農奴解放」以來，建立一個財產私有的、雇佣勞工的和「資產階級化」的農民階級的趨向一直在進行著，現在突然顛倒過來了。集體化傾向於把農民改造成為一個較接近於馬克思學說中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個人沒有資本，不雇佣勞工，因而能夠更好地適應一個無產階級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大多數蘇聯人來說，1929年（而不是1917年）是更為偉大的革命年代。
集體化是以農村的階級戰爭為代價來完成的，在這場階級戰爭中，最有才能的農民被消滅了。同時付出的代價還有大批牲口被毀滅。大農場主寧願把他們的馬、牛、豬和家禽殺掉，也不肯交出去。甚至中農和小農也宰殺牲畜，他們以為牲畜已不再是自己的了，因而不需關心它們。牲畜毀滅性的損失，是第一個五年計畫所未預料到的最大的災難。農業的混亂，造成1932年俄國東南部和烏克蘭致命的飢荒，付出了成百萬的生命代價。儘管有飢荒，斯大林卻拒絕減少糧食和其他食品的出口數額，因為他們需要支付第一個五年計畫中工業進口的款項。
集體化使以成千英畝為單位的農莊代替了以往的小塊田地，這就使資本應用於土地成為可能。過去一般農民太窮，買不起拖拉機，土地也太小和過於分散，不宜使用機器，所以只有極少數的富農曾使用過一些機器。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全國各地組建了數千個拖拉機站。各個拖拉機站的所在地區，均有一批拖拉機、聯合收割機，以及農業專家隊伍，由地方安排，輪流到各個集體農莊工作。資本的應用提高了農民的人均產量。集體化又使上級機關更容易通過管理手段來控制集體農莊的農業剩餘產品（即不為農村本身所消費的產品）。這比從眾多的無組織的農民手中收集剩餘產品要容易得多。上級分配給每個集體農莊應交付的產品定額，並按定額預先締結交貨合同。集體農莊成員生產的任何產品，其超過交付定額部分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出售。政府同時要瞭解預計的農產品產量，以便供應城市和不生產口糧地區的農民，或向世界市場輸出，以支付從西方輸入機器所需的款項。到1939年，除極少數農民外，大都集體化了，但集體化未能使農業增產。新的集體化否定農民作出經濟決策的自由，摧毀了對所耕種土地進行改良的積極性，阻止了他們把耕地轉移到其繼承人。因此，農業一直成為經濟中的麻煩環節。但是，由於集體化增加了產業工人的供應，使工業化的成功成為可能。由於農村需要的勞力減少了，從1926年到1939年間，就有2000萬農民從農村遷居城市，在新的企業中工作。
工業的發展
當農業基礎革命化的時候，工業化在迅速地前進。起初，蘇聯對資本主義國家有相當大的依賴。從西歐和美國來的工程師和其他技術人員在蘇聯任職。多數機器最初也是進口的，但是，約在1931年出現的世界範圍內的經濟蕭條，導致農產品價格災難性的下跌。如果按蘇聯主要出口品穀物的折價計算，外國製造的機器價格變得更昂貴了。國際形勢又趨於惡化。20世紀30年代，日本和德國日益敵視蘇聯，並擺出新的軍事威脅姿態。1933年實施的第二個五年計畫，雖然在某些方面不像第一個五年計畫那樣雄心勃勃，但在縮減進口和爭取自給，特別是爭取作為軍事生產基礎的重工業的自給上，卻顯示出更大的決心。
蘇聯第一、二個五年計畫的十年間工業增長的速度，在西歐國家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大不列顛的工業化是漸進的。德國和美國比較快，在這兩個國家中，經過若干個十年，煤和鐵的產量各增長一倍。而蘇聯在1928—1938年十年間，鐵和鋼的產量卻增長三倍，煤增長了兩倍半。1938年，蘇聯成為世界上農用拖拉機和鐵路火車頭的最大製造者。它的全部工業產量的五分之四都來自頭十年建設的工廠。蘇聯1939年工業的總產量，從數量標準方面來衡量，僅次於美國和德國。
五年計畫要求烏拉爾東部的工業有較大的發展，使亞洲腹地的生活首次實現現代化。新的工業城市在古老的土耳其斯坦（分成五個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西伯利亞崛起。這些新區的開發要求進行運輸改革，到1938年，鐵路運量比1913年提高了四倍。
這些驚人的發展足以改變世界人民間的相對經濟力量。它的重要性在於亞洲內陸首次工業化了。同樣重要的是，雖然蘇聯的對外貿易比俄羅斯帝國少，但它與亞洲鄰國的貿易卻比舊俄羅斯多，因而與亞洲鄰國形成了緊密的新關係。部分由於亞洲的這些發展，1941年與德國交戰的俄國已不同於1914年的俄國。烏拉爾和亞洲部分的工業化（加上盟國的許多援助），使蘇聯在德國佔領和破壞了頓河流域的老工業區之後免於被毀滅。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證明能夠承擔衝擊併進行反擊。大量增加的工業產品生產，不斷地裝備紅軍並使之現代化。
同時，蘇聯工業化的程度也容易被誇大。因為它的起點低，所以顯得成就非凡。但在質量上，按西方的標準，生產水平是低的。許多倉促建成的新工廠質量差，且為迅速的折舊所苦惱。在效率方面，蘇聯每個雇佣工人的平均產量，一直落後於西方。至於現代化程度，從某些產品的人均產量看，也是落後的。按人均計算，1937年蘇聯生產的煤、電、棉花、毛織品、皮鞋和肥皂，比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甚至日本都少。鋼和鐵，蘇聯也比除日本外的以上任何一國都少。紙的生產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因為紙是用於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中，如書籍、報紙、雜誌、學校、通訊、佈告、地圖、圖畫、圖表、商業、政府的記錄、家庭用具和禮品等。1937年美國人均產紙103磅，德國和英國各92磅，法國51磅，日本17磅，而蘇聯僅有11磅。
五年計畫的社會代價和社會成果
俄國的工業化是以人民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的。它不僅使許多富農喪生，而且還有難以計數的人作為新制度的敵人被送往教養勞動營。為了積累資金和建立重工業，要求全體人民執行一個儉樸的、自我克制的計畫，缺乏較好的食品、住宅以及其他本來可以生產的消費品。五年計畫要求艱苦的工作和低工資。人民期望著隨著基本工業建設的完成，能夠得到較好的住宅、較好的食品、較好的衣著和更多的空閑時間。通過宣傳，人們的信心是持久的。黨員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向群眾解釋為什麼必須作出犧牲。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生活開始好轉，1935年取消了食品配給制，一些輕工業品如盤子和鋼筆之類的商品開始出現在蘇聯的零售商店中。生活標準至少已達到1927年的水平，而且，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世界又日趨動亂，為了戰備，人們又被驅回「希望之鄉」的幻想之中。
蘇聯人在幾個五年計畫中實現的社會主義，去掉了那種不受限制的自由企業的某些弊病。沒有人失業；沒有週期性的繁榮和蕭條；沒有西方工業化初期對女工和童工的虐待；起碼也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沒有人會活不下去。另一方面，並不存在經濟上的平等。的確，馬克思主義決不把收入的完全平等作為主要的目標。雖然蘇聯不像西方那樣有一小批非常富裕的人（西方富人的收入來源於財產所有權），但人們收入的差別仍然相當大。政府高級官員、經理、工程師及被賞識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獲得最高的報酬。收入高的人能夠為本人及子女積蓄一小筆財產。當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他們不可能獲得任何工業資本，即一份股票或其他證券，自然，也不能做股票買賣。
一種特殊的勞動競賽在進行著。1935年，一位名叫斯達漢諾夫的礦工，由於改進工作方法，大大地提高了煤的日產量，從而也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資，因為蘇聯工人是實行按件計酬的。他的榜樣有很大的感染力。全國工人都著手打破各個工種的最高記錄。政府表彰了他們的成就，給優勝者以「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和「勞動英雄」的稱號，並宣布斯達漢諾夫運動是「一個新的和較高級的社會主義競賽」。在美國的勞工界，這種拚命增產的做法叫做「趕快」，而長期以來計件工資是被各國有組織的勞工所詛咒的。蘇聯的管理人員也沒有免除競賽的壓力。一個工廠的經理，如果沒有完成計畫規定的收入（或利潤），或沒有完成計畫規定的生產定額，不僅會喪失他的職位，而且會喪失他的社會地位甚至生命。
勞工和經理人員的團結一致是用集權主義的代價換取的。政府監督一切。懷疑主義、獨立思想，或任何削弱取勝決心的批評，都是沒有活動餘地的。好像沙皇時代一樣，沒有專門的許可就不能出國，而這種許可比1914年前要少得多。蘇聯只有一個黨，沒有自由工會，沒有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充其量只有對宗教的有限的寬容。適應這個體系的某些蘇維埃猶太人卻發現自己受到較多的寬容，有些人甚至取得了重要崗位。但是多數猶太人仍繼續面臨著懷疑和不信任，而且在宗教事務上受到困擾。藝術、文學甚至科學都變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創新性、試驗性的作品——以及從事它們的人員——在蘇維埃文化生活中消失了。團結一致是理想，正是由於熱心追求團結一致，人們害怕和懷疑所有那些可能誤入歧途的人。斯大林殘酷統治——消滅資產階級，消滅富農，清黨運動，將不滿分子判處長期徒刑關入勞動營——的受害者，恐怕很難得出一個精確的數目。但累計起來，在完成各種蘇維埃計畫這些年中，肯定達到數百萬人。
20世紀30年代的清洗審判
1936年，社會主義被斷定已在蘇聯建成，因而頒布了新的憲法。憲法列舉的蘇聯公民權利，不僅有西方民主制的通常的公民自由，而且還有可靠的就業、休息、休假、經濟保障和安享晚年等權利。憲法譴責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如上所說，新憲法改組了各蘇維埃共和國，承認平等和直接的普選權。1936年的新憲法得到了西方的好評，西方希望俄國革命像從前的革命一樣，終將轉入比較和平與比較溫和的軌道。然而很明顯，共產黨仍是這個國家唯一的統治集團，斯大林在加緊他的統治，同時黨也因內部的糾紛而深受折磨。
本來，在30年代快速的變化中，黨的領袖們之間產生分歧的意見是很自然的，但斯大林先發制人地壓制了一切異議。早在1933年黨就經過一次激烈的清洗，有三分之一的黨員被驅逐出黨，甚至斯大林的忠誠同事也被他那日益增長的殘酷所震驚。謝爾蓋•基洛夫是斯大林1909年以來的老朋友和革命同事，列寧格勒黨機關的首腦，1930年起即為政治局成員，因被懷疑為不滿分子的領頭人，於1934年在他的辦公室裡被暗殺了，現在認為凶手很可能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斯大林恢復了恐怖，用暗殺去清除他想像的或真正的反對派，成百人被立即處死，開始了30年代非同尋常的「清洗」。
一系列驚人的審判開始了。1936年，16個老布爾什維克被提審。有些人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7年因擁護托洛茨基已被開除出黨，在徹底公開認錯之後，他們又被重新接納入黨。現在，他們被指控為謀殺基洛夫的罪犯，還密謀要殺害斯大林，並被指控於1932年在托洛茨基的授意下，組織了一個秘密集團，企圖瓦解和恐嚇中央委員會。在公開的法庭上，被告對所有的指控都供認不諱。所有的被告都責備自己是可恥和有罪的墮落者。結果全部被告都被處決了。1937年在類似審判之後，其他17名老布爾什維克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或被判處長期監禁。1938年一夥「右派份子」被指控為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因而被判死刑。幾乎在每一案件中，被告都同樣招供和自我譴責，法庭完全沒有引用可供核實的旁證。這些被告表面上精神十分清醒，也沒有遭受肉體損害的跡象，那麼，如何在公開的法庭上取得這些供詞的呢？這一直使外部世界感到迷惑。據後來證實，心理上的折磨使他們的意志崩潰，威脅他們的家庭（或者允諾赦免他們的家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公開審判之外，還有數千人被捕並經過秘密審訊後被處死。1937年在一個秘密軍事法庭上，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其他七名高級將領被指控信奉托洛茨基主義，同德國和日本合謀，因而被槍決。清洗不僅包括黨、政府和軍隊中地位很高的人物，而且涉及到所有這些集團的各級次要人物。後來，據克格勃自己解密，從1930—1953年斯大林逝世，共有3 778 334人因反對國家的「反革命」活動或罪行遭到了審判和判刑，大部分發生於1934—1938年「大恐怖」時期，其中786 098人被處決；數目不明的其他人死於勞動營（這些勞動營後來以「古拉格」著稱）。在此後年代中，許多斯大林時代的犧牲者被官方證實無罪並恢復了名譽。
斯大林為了自己的地位，清除掉所有潛在的競爭對手。他處置了使他窘迫的人，因為這些人能回憶起他過去的日子，能作為列寧從前的朋友而引用列寧的話，或者能通過回憶1917年的理想，來貶低1937年的現實。1938年以後，實際上再也沒有老布爾什維克留下來。那些年老而仍性情暴躁的職業革命者現在大都去世了。青年的一代是新制度的產物，是在事業上有成就的人，是務實的、建設性的和急躁的「鼓動家」，對斯大林專政表示默許，他們正在管理已經建立起來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