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要對你說的是，你現在犯了做學問的「大忌」：第一，你總是要談你不懂的，沒有能力去把握的。第二，你總是從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間接的東西來瞭解把握你的對象。……
——給國內某哲學教授的信
近來研究弗格林的思想的時候，在他的自傳中看到，他在年輕時剛剛步入學術之門的時候深深感到、並且影響他終生的學術研究方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讀原著才能瞭解把握一種思想或者一個概念。他在這本自傳中說：
「我所得到的這種認識當然成為我以後的工作的基礎，這就是不僅要看到，它不僅對於我關於希臘哲學的知識，而且要更看到凡是涉及根本的看法問題時，一個人只有能夠直接閱讀它們的時候，他才能夠真正適當地掌握和理解它的來龍去脈。」 弗格林，《一生的反省》，57頁）
弗格林說，他的這個深切感覺是受韋伯的學術研究的影響而產生的。對此，他說，
「…… 韋伯通過他的比較知識學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對我個人的影響就是，韋伯讓我永遠明白，在社會學或者政治學領域中，一個人只有知道他說的東西是什麼的時候，他才能夠成為一位富有成效的學者。這意味著，人們學習比較文化史學時不僅要瞭解現代文明，而且要瞭解中世紀和古代的文明，……不僅西方文明，而且還有近東和遠東。」（同前，31頁）
然而，弗格林的這段話卻突然使我同時看到，弗格林也罷，韋伯也罷，他們瞭解近東、遠東問題上卻往往自己就違背了這一準則，也就是他們都是從閱讀第二手的，間接的資料來談論甚至論斷。例如，韋伯不懂中文，卻談《儒家和道教》，而這本書居然如今不僅被某部分西方人，甚至居然也被絕大多數中國學者奉為經典讀物。
韋伯當然知道，一門語言並不只是一門「語言」，而是一種思想方法，一種理解問題表達問題的方式！為此當然也就無論是誰，如果談論中國文化思想問題，他們不懂中文，他們就根本不可能深刻地理解中國文化的精髓。
為什麼這些西方學者對於西方學術有上述認識，而談到中國問題時卻如此草率、輕薄狂妄？
我認為，這種以西方文化思想標準對東方文化傳統採取的一種刀劈式的論斷，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心態導致的。這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多元文化的平等的思想基礎，從而像他們感到要研究古代希臘思想那樣，有衝動從根本上來瞭解另外一種文化傳統思想。
這種不瞭解一種文化的根本的思想方法的就做出論斷，實際上和「蘇文茂批三國式」的橫批並無兩樣。它不是第一手的，而是間接的、另一個世界的眼光。然而，這個橫批卻居然沒有讓談論的人感到粗疏及需要謹慎，沒有讓聽者感到唐突，也是匪夷所思。為此，當然也就更何談感到必須學習那種文化的語言，來進行直接研究的迫切需要了。
但是事情並非到此為止，更為嚴重的是不僅是他們引述的是第二手的有關中國的資料和介紹，而且雪上加霜的是，由於西方社會沒有感到這種必要，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支配下，第一流的學者往往不會從事中國文化思想問題研究。這就是說，能夠直接瞭解中國文化的大多數學者在西方不過是邊緣學者，二三流的學人。為此，在西方真正可以稱為「好」的中國問題學者、漢學家的可謂是鳳毛麟角，真正可靠的介紹和研究實在是十分有限！
與西方出現的這種現象相比，我們中國的情況恰好相反，好的中國學者對於西方的瞭解與之形成鮮明對比。
近代中國很多第一流的學人去研習西方思想文化。而研習西方學術的好的中國學者都是從第一手，或者說直接瞭解西方學術的精髓的，如陳寅恪等一代人。
陳寅恪曾經非常直接地表達過對此的看法：
「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環境之故，轉可以發揮其我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為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輾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吾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於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83頁，轉引自余英時《陳寅恪詩文釋證》3頁）
只有二把刀，淺嘗輒止的人才會止步於翻譯作品，侃侃而談。
然而，對於中國來說，儘管有這樣好的學人開這樣好的山，但是實際上社會文化的發展卻是一個悲劇，百年發展下來的結果卻不僅是比西方更為惡劣，而且簡直掉入地獄。帶動其後百年學風的不是陳寅恪等學者，並且不僅是一批半瓶醋，而更是一批在政治上非常有企圖心的人。這些在政治上有著非常的企圖心的人，不只是二把刀，而根本就是一些意識形態專家，說的更為貶義的話，宣傳者，煽動者。他們不僅沒有引入韋伯的優良傾向，而是把西方最壞的，意識形態化，假大空引到了中國。
這些意識形態分子在這方面的表現不僅自己極為典型，而且還造就了其後三代人。可以說，這成為陳寅恪先生前後的那兩代追隨共產黨的知識份子，以及其後三代共產黨社會中的所有知識精英的特點。
這方面最典型的一個群體是我曾經親自經歷過的引入創建中國自然辯證法界的那些由革命者轉而來的意識形態專家（Ideologe）們，例如於光遠、範岱年、梁存秀們，乃至包括近年來人們推崇的顧准們。他們對於西方的瞭解，儘管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可能懂得英文，然而他們卻大都不是從第一手得來。
與弗格林所談到的對於第一手希臘等直接文獻的研究相比，我們可以看到，對於這些意識形態家們來說，這不僅包括他們對於其對象，如那些科學家的原文英文、德文及法文等文獻的瞭解研究，而且更主要的是他們對於西方哲學，西方歷史，基本上都是二手、三手的，即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而來，也就是翻譯的馬克思作品。甚至這方面的主要作品是俄文翻譯而來的，例如《聯共布黨史》，以及列寧、斯大林等各種著作和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教科書。
這種間接研究，且從馬克思主義而來的偏頗，可說是一弊再弊。這就造成了他們對于思想、歷史問題的研究不僅在方法上完全錯了，而且在對概念的理解把握上也完全背離一般學界的理解，很多方面完全是南轅北轍。這些所謂研究科學思想的人曾經以最武斷、最惡毒語言攻擊啟蒙以來的西方科學思想、科學哲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把當代科學思想家們作為他們的死敵。
生於一九二零年、三八年入黨的王元化可說是這批人中的一個極為典型的例子，他居然讀了幾本中文的黑格爾譯本就自稱為黑格爾問題專家。對比陳寅恪弗格林對此的認識，這真的可以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荒謬典型。
顧准、王元化們，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由於時代優越甚至可能外文基礎很好，所以，他們的無能不是他們不懂得外文，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探求根本的衝動！
在如王元化這樣一批意識形態分子的影響下的其後三代學人，這個問題已經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讀幾本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式的書籍，就什麼都敢談。自以為 「好」一些人也不過是讀過一些劣質翻譯，劣質翻譯詩歌，妄發議論，妄談創作。然而，那都不是陳寅恪弗格林說的「直接」！當代中國學術繼續敗壞，無法產生有價值的作品全在於此。
學術研究、文學探求，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沒有弗格林那種感覺的，那種接觸第一手資料、從根本上把握一種思想，一個概念的來龍去脈的衝動和要求的，不會成為一位好的學者，一位思想深刻的人，甚至一位好的文學家、藝術家。
2011-4-18埃森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