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通過艾未未被捕事件向世界發出了強烈的信號：在中國將不再容許任何批評聲音及反對者存在，即使這種批評與挑戰只是以戲弄的手法消解中國極權統治自詡的神聖性，當局也絕不容忍。無論是執政當局，還是中國的精英階層，抑或是希望中國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的西方國家，艾未未事件的發生，迫使各方都不能再依靠幻想繼續安撫自己。但面對中國的現實，上述三方與其說胸有成算，還不如說都感到惶惑甚至惶恐，因為三方當中，沒有任何一方清楚中國的前景將是什麼。
北京統治者的惶恐
從擁有的鎮壓力量與壓迫人的權勢來看，中國政府似乎很強大。但此時此刻，將毛澤東發明的「紙老虎」一詞送給它，應該說恰如其分，因為近幾個月的大抓捕已經將中國政府的色厲內荏表露無遺。
一個政權如果只剩下抓捕這一威懾手段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畢竟是下下之策──如果這還能算作是「策」的話。現在的問題是，在將所有潛在的反對者關押之後，當局還是未能獲得真正的安全感，因為導致北非中東革命的所有因素在中國不僅存在，而且更為嚴重。諸如腐敗橫行、政治高層家族專以聚斂為務、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民生艱困、青年人就業艱難、社會上升管道嚴重梗阻、通脹嚴重……舉凡這些社會矛盾，沒有一樣可以通過關押批評者與反對者加以消解。可以說，在所有威權國家，統治者都篤信通過「麵包契約」就可以換來政治穩定。從人均GDP來看，除了埃及略低於中國之外，突尼西亞尤其是敘利亞都遠遠高於中國（2009年人均 GDP為16100多美元，中國只有4000美元左右）。可以說，在履行「麵包契約」方面，這些國家當中的大多數比中國做得更好，而且在環境生態安全、食品安全、人口壓力、道德墮落及社會治安等方面，這些國家面臨的問題遠不如中國嚴重。
最讓中國當局惶恐的，莫過於無法從北非中東國家的革命中總結出可資學習的「經驗」。事到如今，國際社會對北非中東國家的革命特點之總結已漸趨一致：無明顯宗教主張驅動，無強大反對派組織，無外部勢力在背後策劃唆使。這讓多年來成功地將一切可能的反對勢力「扼殺於萌芽狀態之中」的中國當局頗感惶恐，因為現有的維穩之策主要是基於以上三點制定：嚴密防範有聚眾能力的宗教活動、禁止民間結社組黨、嚴厲防止外國在中國策動顏色革命。這意味著當局將面臨現在的「維穩」對策無法應付之局：在反對運動未成形之前，敵人無影無形；一旦通過網路召集，則敵人無處不在，且能聚而成軍。如此一來，當局便只能不斷擴大警察特務力量，加強布控，但這又難免陷入財政泥沼。
這局面，當局是不維穩不行，單純維穩也不行。在政治高壓下敵人尚且無處不在，政治稍許鬆動，豈不成了縱虎下山？本?阿里、穆巴拉克部分放開言論自由並允許多黨制的殷鑒未遠，這個險為政者誰敢冒？但如堅持不改革政治體制，這種狀態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終有一天難免灰飛煙滅。
中國精英階層的惶恐
面對社會仇恨情緒蔓延的現狀，中國精英階層對未來也深感惶恐，但他們思考的問題的角度卻很不一樣。這裡不討論這些年正在移民他國的人士，也不討論那些因對社會形勢有判斷但不能或者不願公開發表意見的人，只討論願意就局勢提出應對之策的人，這類人士依據其立場與價值取向大略可分三類。
第一類被現有體制視為異類，儘管他們本人很不願意接受這種定位。這類人浮在面上的極少，秦曉、張朝陽為其代表。其中，張朝陽比較謹慎，只抓住一個「市場化改革」做文章，認為「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時刻在妨礙競爭」（2010年2月3日），認為要「矢志不渝地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基本點就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政府應該放下很多親自參與競爭、與民爭利的舉動，把主要精力用在保護公平競爭上來。」秦曉則更放得開，這些年來在國內國外多種公開場合都談到「要秉承普世價值，開創中國道路」，認為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來替代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是不可取的。在北非中東國家革命發生之後，由於形格勢禁，這類人未見有任何公開言論。
第二類是反對普世價值及主張中國模式的新左派，這一派能與中共黨內政治高層形成互動。以「唱紅打黑」迅速在政治上竄升的薄熙來對以毛澤東為圖騰的紅色政治文化深感興趣，新左派領軍人物紛紛到薄治下的重慶參觀學習並加以頌揚，將紅色文化與漏洞百出的「中國模式」相結合。為了營造出毛時代的愚民作為紅色文化的社會基礎，還有人居然「發掘」出民間頌歌「十謝共產黨」的花燈戲，寫出一首極盡阿諛之能事的「黨讚」，如「黨是天，無所不在；黨是地，厚德 載物；黨是陽光，照徹大地」。北非中東革命發生之後，這派人物比較活躍，均及時表達了反對茉莉花革命的情緒。
上述兩類是願意就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提出意見的人，還有不屬於上述兩類的智囊型人物。他們非常現實，知道執政者很排斥第一類提倡普世價值的人士，而新左派的馬屁雖然讓黨與政治高層頗為受用，但卻解決不了任何令黨撓頭的現實問題。這些智囊很務實地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上做文章，雖然是船到江心補漏遲，但還是從當局尚能接受的角度寫出了一些文章，比如「新興國家的社會難題」等。他們往往刻意忽略北非中東國家的政治屬性（獨裁政體），只用經濟屬性（新興經濟體）概括這些國家，指出這些國家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如社會治安面臨挑戰、社會排斥現象蔓延、貧富差距拉大、市場混亂，藉此提醒中國當局注意履行「麵包契約」，解決民生問題，以免覆舟之痛。
西方世界的惶恐
西方世界在思考中國現狀及前景時，其實只用一隻眼睛觀看光亮面，面對黑暗面的另一隻眼睛是捂著的，偶爾也從手指縫裡看到一點陰暗稍作批評。他們一直在用 「經濟市場化必然促進政治民主化」這套說辭安撫自己並說服別人。但從去年10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發開始，從主張不反對現政府並願意與之合作的溫和派領袖劉曉波繼續被關押，直到嘲弄權力表達反抗意願並參與維權的藝術家艾未未被捕，西方世界發現自己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與建議全被中國政府用激烈的形式加以反擊，他們也陷入了惶恐與困惑狀態。
一方面，西方世界開始有人承認以往他們對中國的幫助並不奏效。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曾擔任美國國務院「中國法治項目」主任的Rana Siu Inboden所撰寫的《民主與社會：中國的挑戰》（Democracy & Sciety：The Challenge of China），這篇文章通過作者本人在中國項目上的實踐，指出國際社會當前在促進中國民主發展努力上所取得的成果有限。其原因一是不少項目只強調與北京的對話與合作，二是一些項目被誤導，幾乎排他性地集中在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上，而罔顧中國政權的威權主義性質。作者認為，中國威權體制的韌性對民主援助來說是一種考驗，需要重新調整，採用思慮週到的、針對性策略。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其實也找不到合適的途徑「幫助」推進中國的人權進步。他們更深刻的惶惑來自於他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已經千絲萬縷，難以切割。不僅是它們在中國的投資均達數百億美元之巨，還有中國正在它們本土大量投資。如果說中國是美國最大債主這點值得商榷的話，歐盟各國在中國的投資高達700億，高於美國的600億卻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對中國的出口行業為歐盟國家創造了約300萬個就業崗位。以德國為例，中國目前名列對德投資國家排行榜的第四位，僅在德國北威州就有660家中國公司，被稱為「中國投資商在歐洲最大的投資地」。
西方既然未能將中國規化為國際社會大家族中負責任的成員，又日漸清楚地看到了中國展示的「軟實力」是什麼，中國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化這類自欺欺人的言辭再也說不出口，而今後怎麼辦卻無半點成算。這是西方國家政界與NGO的惶恐根源所在。
未在本文中出場的中國民眾只是承載中共政權的「水」。局勢至此，無論是中國當局，還是國內的精英階層，或是一直希望幫助中國民主化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都應該考慮中國的今後了。目前中國正處在權力交接前夕，第四代領導人胡、溫只求平安下車，對所有社會問題均採取「拖字訣」，以不出事為最高考量；西方社會也在等著觀看下一屆領導人究竟有何政治主張；國內的精英階層則在惶恐中無助地等待觀望，他們的痛苦在於：儘管他們的前途與中共政權休戚相關，但那張政治圓桌上始終沒有為他們留下一席之地。他們與草根一樣，並無任何政治權利。
眼下人們清楚知道的是中國的前景不妙，載舟之水已成渾不見底的一江深水，能興起風浪的「大魚」雖然被當局悉數捕獲，但現在看到北非、中東國家革命的「三無」特徵，大家的直覺是覆舟之險已經不遠，只是還不清楚中共一黨專政體制究竟能撐上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