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次機會，我住在達蘭薩拉的格爾登寺旅館。它和格爾登寺連在一起，辨經場就在我的樓下。
這座寺院，是格爾登仁波切在流亡中建立的。專門接受為了學習佛法，從阿壩地區冒著生命危險逃來的僧人。
歷代格爾登仁波切，都以利益眾生而聞名阿壩地區。他們除了修建格爾登母寺以外，還在阿壩地區修建了十八座子寺院，在百姓心中，格爾登仁波切是無比的上師，如父。
達蘭薩拉格爾登寺的僧人們年齡不等，小的只有四五歲，大的看上去四、五十歲。早晨，更多的時候，都是那奶聲奶氣的《三十頌》，為我帶來黎明。我感嘆，「這小僧人真用功啊！」「考試沒考好，受罰呢。」老僧人道出玄機。」早就聽說，這座格爾登寺以教學嚴謹而著名，尤其是《丹珠兒》教學，為全藏區之最。
一位我從沒有見過的小僧人，敲響了我的房門。迷惑的我，使小僧人先開口了：「一看您就是漢人，我想請您教我漢語？」
他是剛剛翻越雪山來到流亡社區的。他跟我談到了在阿壩地區，很多宗教節日被取消了，連每年一度的辮經法會，也被迫停止了。還在本根學習佛法的時間裏，強令他們學習愛國愛教。他還說，在阿壩地區，沒有藏文學校，百姓自己籌建，政府也不允許。不過，這位小僧人藏文很好，他從小出家，和世俗的孩子不一樣。
我同意了教他漢文。我們沒有教課書，看見什麼就說什麼：天空，花朵，山脈，白雲，寺院，經聲……在格爾登寺，我一住就是六個月，熟悉了大多數僧人。離開時，大家送行，看著我乘坐的車子慢慢地啟動。
今年三月，再去印度時，一位僧人坐了十二個小時的汽車，從達蘭薩拉趕到新德里的機場接我，同去機場的還有他的表哥，來自阿壩的格爾登寺，是一位小朱古的世俗老師。那位小朱古，也來自阿壩的格爾登寺，和其他流亡藏人不一樣的是，他沒有冒著被中國解放軍擊斃的危險，而是乘飛機，那種專門在邊界上空兜圈子，看風景，並不降落的旅遊飛機，來到流亡社區的。可能有人要問了，飛機不降落，他怎麼下來的？當飛機到了尼泊爾和西藏交界時，這位小朱古的母親的朋友，抱著他，跳了降落傘。聽說，這位小朱古的母親，花了不少的錢，買通了那架旅遊飛機上的工作人員。
今年，我到達蘭薩拉時，格爾登寺的旅館沒有了空房，大家為我找了一個離格爾登寺不遠的印度旅館，媒氣、爐灶，鍋碗瓢盆，早都準備好了。我的房裡有一個陽臺，房頂，還有一個開闊的露臺。
常有格爾登寺的僧人為我送來阿壩的奶茶。而後，我們坐在露台上，凝望達蘭薩拉四周的雪山。這時，有人會不自主地說起家鄉阿壩的大草原。說到，阿壩原本屬於西藏安多地區，生活著嘉絨藏人，是松讚干布攻打中國都城長安時，留下來的，所以，嘉絨話和拉薩話很是相近。
僧人們也和我說起了他們的父輩們，怎樣救過長征中的紅軍。是的，馬爾康，若爾蓋……，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裡，的確，是一串幸運的地名。如果說阿壩藏人，是中共的恩人，一點也不誇張。但是，中國共產黨回報恩人的是什麼呢？
僧人們和我說得最多的還是2008年3月16日，僅僅一天，就有九人被中共當局打死。接下來的抗議中，又有16人被打死，受傷和被抓的人無以計數。以及去年格爾登寺的僧人扎白自焚……當說到今年平措自焚時，僧人們那一貫的平和、溫文，被痛苦取代了：「其實，平措不是自焚而死，是在自焚時，被當局毒打而死！」
看著這些善良的、平和的，除了信仰，幾乎沒有任何慾望的人們，想到他們如果不來到流亡社區，是不是也會和扎白、平措一樣的命運？為什麼他們被逼得走頭無路？為什麼2008年全民大起義？中共當局為什麼不反省？為什麼不和大家展開對話，解決問題？
回到加拿大後，幾次黎明時分，我被電話驚醒。都是格爾登寺的僧人們打來了：
一次是平措自焚被毒打而死之後，很多便衣混入抗議的人群，捅傷了無數百姓。
另一次是4月12日，四十輛大巴車開到格爾登寺，企圖強行帶走格爾登寺的僧人，但是，阿壩百姓全體出動，勇敢地制止當局的野蠻行為，而當局放出警犬，咬傷無辜百姓，致使兩位老人去世！
昨天，4月22日凌晨，我的電話又響了，僧人們告訴我，有500多人（有報導300人）被抓，很多百姓在保護僧人時，被打傷，其中三位（有報導二位）被打死……
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如今，不管說什麼，都顯得輕描淡寫了，顯然，中共當局，回報給恩人的，是一座人間地獄。
寫於2011年4月23日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