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高層在「二月逆流」後處於「無政府」狀態：葉劍英、聶榮臻、肖華靠邊站了，徐向前後來也不管事了，楊成武常常跟隨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邱會作則是躲避造反派藏在西山或京西賓館辦公。軍隊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狀況？邱會作的回憶給了我們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林彪的思想問題。
邱會作認為：林彪「思想問題」的根源來自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毛澤東和江青雖然是夫妻，但他們以前沒有特殊的政治關係，1964年以後連一起生活也沒有了。1966年7月，正在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緊張的時刻，身在外地的毛澤東突然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就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方向、目標、策略等問題作了甚為詳細的論述。當時毛澤東只給周恩來看了信，其他人如楊成武、王任重因陪同毛也知道了信的內容。由此，毛的這封信就有著非常神秘的色彩。
邱會作認為，「林彪知道了信的內容，思想有了疙瘩，他發現毛澤東在重大問題上言行不一。毛澤東一方面默許甚至讓別人宣揚自己，許多人作了，林彪是很起勁的一個，但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這不是他的本意；毛澤東一方面說要團結廣大高級幹部，但在信中卻表現了對江青等少數人的依托和信任，而對廣大幹部卻認為是盤根錯節的舊勢力，會一朝覆亡；毛澤東一方面提倡黨的領導，在信中則要把一些部門打得粉碎，頃刻瓦解。特別是毛澤東交待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前後在軍事上做了部署，還要林在會上公開講‘防政變’，給江青的信中卻說是他違心地同意的，是有人藉助鍾馗打鬼。在發起文化革命的關鍵時刻，毛澤東突然同江青這個‘家屬’談起黨和國家的大事來了，林彪沒有想通。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毛澤東確定為他的接班人，好像對他非常信任了。但是到了1967年1月，他沒有和林彪透氣就突然發動了‘一月風暴’，接著又否定了林彪堅持的‘部隊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政策。毛澤東支持中央文革在反擊‘二月逆流’中批判葉劍英、聶榮臻，搬開了林彪主持軍隊工作的兩個最信任的幫手，又影射到了林彪本人。正因為如此，林彪不僅對文化革命的問題不敢多說，即使對他負責的軍隊事務也不願多管，特別是對一些敏感問題更是這樣。凡是毛澤東沒有表態的事他不吭氣，毛澤東有批示的文件，他就寫上‘堅決照辦’、‘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林彪處處表白與毛澤東完全一致，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敢輕易表態，包括軍隊向中央文革、向江青的某些遷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源於此信。」（頁166）
然而，軍隊事務沒人管也不行，江青就在中央碰頭會上提出成立一個辦事機構。林彪原本就想這樣做，此時則順水推舟提出成立一個小組，落實中央碰頭會下達的任務和管理駐京機關與部隊的文革事宜，由此軍委「四人小組」或曰「軍委看守小組」誕生了。軍委看守小組日後又過渡到軍委辦事組。
為什麼林彪要用一個「辦事組」統率軍隊呢？邱會作的回憶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答案。邱會作回憶說：「1968年3月25日，林彪找接替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談話，吳法憲和我作陪。林彪說：‘去年（1967年）3月間，全軍文革快垮了，江青幾次提出要健全全軍文革，我都沒有表態。要是恢復全軍文革，就會有人插手軍隊，找他們的代理人，軍委常委的工作也難於恢復，這其中的核心問題是請誰管事的問題。葉帥管事，軍隊喜歡，他們（中央文革）反對；徐帥管事，他們喜歡，軍隊不喜歡，只好臨時先用個小組管大事，這個方法靠得住。’」（頁141）不能不說，這是林彪避免江青插手軍隊的高明的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