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來流傳最廣的古琴曲，現存的琴譜就達五十餘種。與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後，並無膾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載於明代崇禎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這樣解題《平沙落雁》：
「蓋取其秋高氣爽，風靜沙平，雲程萬里，天際飛鳴。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通體節奏凡三起三落。初彈似鴻雁來賓，極雲霄之縹緲，序雁行以和鳴，倏隱倏顯，若往若來。其欲落也，迴環顧盼，空際盤旋；其將落也。息聲斜掠，繞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應，三五成群，飛鳴宿食，得所適情：子母隨而雌雄讓，亦能品焉。」
說崇禎七年的時代，正是明朝飽受內憂外患困擾的時代。朱明王朝王祚將盡，天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此時刊印《古音正宗》，也許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題文字意趣昂然，並無半點憂天憫地的情緒在內。也許「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兩句，正是中心點題之句，以示儒家倡導的「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隱士，指隱居山林的讀書人。孔子雲，「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從現實急流中退卻下來的文人，在山林、田園中找到了最後的棲身之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的說法。中國歷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國隱逸文化影響甚深。逸士雖「處江湖之遠」，但社會影響力有時並不弱於「居廟堂之高」者。
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商朝的伊尹曾隱於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隱於山野。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隱士層出不窮。漢代以後，隱士的身份已經有了明確的定義，一般指那些不與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響力的人。三國魏晉時代是隱逸最盛行的時代，士人「以高隱為貴」，諸葛亮、陸機、王猛、謝安等歷史名臣都曾有過隱逸的經歷。
真正的隱士應該「只釣鱸魚不釣名」，但是，漸漸地，自魏晉以降，隱逸卻有極端化、世俗化的傾向。隱士中的一些人，他們不但「釣名」，而且「釣利」。他們把隱逸做為獲取名譽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當權者，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刻意逢迎隱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隱」充「高隱」。
《晉書•列傳第六十九》記載，隆安二年(399年)，東晉權臣桓玄（桓溫之子）發動叛亂，把持了東晉朝政。自魏晉以來歷代都有隱士，偏偏當時卻一個也沒有。桓玄覺得很沒面子。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他趕緊派人找來了西晉著名隱士皇甫謐的六世孫皇甫希之。先讓皇甫希之隱居山林，由桓玄資助各種費用。然後桓玄下召將皇甫希之征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辭不接受，然後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為「高士」。此事傳為舉世笑談，時人戲稱這種隱士為「充隱」。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見於唐代劉肅編的《大唐新語•隱逸》。唐時的盧藏用考中進士後，特地隱居終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與當時的朝士交往密切，後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遺，時人稱之為「隨駕隱士」。另一個隱士司馬承禎嘗被召，將還山，盧藏用指著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司馬承禎慢慢道：「以在下看，這是仕官的快捷方式啊。」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終南快捷方式」。此時隱逸已成為一條做官快捷方式了。
士人的隱逸，根據其價值取向，大致可分為儒之隱和道之隱。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則進，天下無道則隱。儒之隱者大都抱有「兼濟天下」的抱負。而道之隱則無任何功利目的，通過遁世來使心靈獲得最徹底的明澈和寧靜。對於那些既有從政經歷又有隱逸經歷的人來說，其隱逸分為仕前隱和仕後隱，即先隱後仕和先仕後隱。《平沙落雁》所表現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雖身處隱逸之地，猶胸懷「鴻鵠之志」，應屬於儒之隱和仕前隱。
真正做到徹底的隱逸，談何容易。自古以來，像陶淵明、謝靈運一樣純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數的逸士，或為世情所困，或因言獲罪，最終歸隱山林，潛居幽廬，也許不過是為世人做出的一種姿態而已。他們表面上超脫，但內心裏也許從未平靜過。
從這個角度來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對懷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勵志，和對因言獲罪而退隱山林者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