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揚子晚報》（A2版）以「百年清華走出29位大師」為標題，驕傲地細數並介紹了從清華之門走出來的29位大師。就在前一日，清華借座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辦了以「百年滄桑自強不息，世紀華章厚德載物」為主題的100週年校慶活動。黨和國家領導人受邀到場，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
此刻，作為政府之臉的輿論媒體，總不失時機地大力配合宣傳，試圖證明清華人確實了不起，清華之校確實是個偉業的地方。想一想，百年間居然有29位功勛卓越的大家聞名於世，而29位中又有兩位在國外生活的李政道與楊振寧（楊振寧晚年移居國內），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多光榮呵！
這裡，主辦方用「百年滄桑」來形容清華百年之路走得不平坦；用「世紀華章」來形容清華所創造的輝煌。「滄桑」一詞我能理解，但「華章」這詞兒該如何解釋呢？靜下心來，我查閱了這些大師的個人資料。29位大師中，除去一些在部隊裡生活或受周恩來、毛澤東保護的科學家，另外再除去因公殉職的科學家郭永懷和一直在國外生活的那幾位，其他那些大師——特別是人文領域裡的研究大師，他們雖是響噹噹的清華人，但其命運不約而同彰顯了坎坷、磨礪和被羞辱一面。
各位，耐性聽我講解一下：
歷史學家吳晗，6歲能「立地成詩」，1959年創作歷史劇《海瑞罷官》，1961年應《前線》雜誌之約，與鄧拓、廖沫沙為《三家村札記》專欄寫雜文；1965年11月，《海瑞罷官》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從文革爆發至1968年被捕入獄前，吳晗天天挨批鬥。期間，夫人活活氣死。 1969年，吳晗見生無意義，便自殺身亡。幾年後，女兒吳小彥逮捕入獄，後被逼成瘋，關進精神病院。1976年也自殺身亡，時年僅22歲。四口之家只有吳晗的兒子吳彰死裡逃生，後去美國留學。
建築大師梁思成，召誰惹誰了？文革中不斷遭揪鬥，飽受精神摧殘。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若要出家門，胸口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工作幹不了，工資停發，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文革結束後，日子才安定好轉。
橋樑工程奠基人茅以升，因為在1958年由黨發起的向民主黨派交心運動中提了意見，隨即被打成右派。鐵道研究院對他張貼的批判大字報，最多時達到五百張。各單位的人每天到他的辦公室，把大字報貼在辦公室四壁上，大小批判會更是接連不斷。他的侄子——在同一單位工作的茅於軾，也被株連成了右派。茅家還有茅於恭、茅於榕等多人因此淪為右派（對此段歷史，現在的黨史僅說解釋說反右擴大化了，而不認為這是對全國知識份子精神與肉體上雙重摧殘的記錄）。
物理學家葉企孫，《科學文化評論》第5卷 第3期(2008)撰文說：「葉企孫在文革中受其弟子熊大縝冤案的株連，被誣陷為國民黨特務，受批鬥遭逼供直至逮捕入獄，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堂堂一位學者，命運如此悲慘，這真是悲慘的世界呵。
中國建築學家楊廷寶，這位大師命運還算幸運。「文革」中，他雖被戴過「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紙糊高帽子，也被關過牛棚，但後來有幸被黨「解放」，成為黨樹立起來的一塊「活樣板」。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各地來的採訪者，大談自己是如何完成思想改造的。至於他精湛的業務，卻無人理會，被冷在一邊。
氣象學家竺可楨，比較起來，他也許是幸運的，由於周恩來的保護，他沒有直接受到紅色暴力衝擊。整個「文革」期間，他既沒有受到正面批判鬥爭，也沒有遭到抄家之禍。「文革」前夕，為了避免衝擊，他向組織提出：只領原薪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上交；辭退家中保姆；縮小住房面積；家中不挂畫飾，字畫全部交中科院有關部門；把屬個人私有的鋼琴贈與科學院下屬幼兒園。竺可楨每天象苦行僧一樣折磨自己，但這樣絲毫不能減輕心中的痛苦。
中國現代哲學家張岱年，文革吃過苦頭，但他會見風使舵，很快得到黨對他的「解放」，免每天掃地和抄大字報。對他的評論，我還是引用一位網友在《可憐的泰斗》一文中一段話：「一次會議，他總結自己一生的哲學貢獻時說，我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列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是在95年。這是什麼時代了，竟然還在用這樣的假大空的政治模式，看來張岱年心依然在專制的枷鎖中，在自覺地做奴隸，自覺地閹割自己，依然在恐懼自由，逃避自由。…….1957年之後的張岱年就不存在了，張岱年就失去了哲學和學者的尊嚴。有些是政治的高壓，更多的是侏儒的哲學成為他人生的根本，他成為中共最完美的奴隸。應該說成為模範共產黨員教授。」
現代話劇奠基人曹禺，在他23歲時，於清華大學圖書館二樓閱覽室裡寫出了《雷雨》，從此一舉成名；二年後，又寫了劇本《日出》，被世人讚譽為「攝魂者」。他是中國話劇史上一代宗師，功勛不可埋沒。然而，他的卓越才能在「文革」中被徹底扼殺了。文革期間，不管遇見老人、中年人還是小孩，他都要主動彎腰，並鞠一個90度大躬，再補上一句：「我就是反動文人曹禺！」 現代話劇奠基人的曹禺，這樣的人生，這樣的經歷，對號稱是「人民民主國家」的社會真是莫大的諷刺呵！
現代著名作家錢鐘書，文革期間，錢鐘書沒能倖免抵擋「紅色風暴」。好在他有超脫感，在批鬥「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鬥得狼狽不堪，惟獨他在頭上頂著紙糊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時，走在大街上，仍從容不迫。試想一下，在黑與白是與非顛倒、人成鬼鬼變人的時代，能夠保持這種超脫的境界，有多少人能做到呵？文革運動像個無情大磨盤，又有多少秉守人格尊嚴底線的知識份子能在這個磨盤下免其筋骨被碾碎並找到一條逃生之路呢？
國學大師季羨林，其學問高深豈可用「車載斗量」來表示。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大師，卻總是把自己看成是社會的罪人，他在「新舊社會說」一文中便淋漓闡述了這點。人們在他寫的《牛棚雜憶》裡也可以讀到他的懺悔之言：「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鄉下的話，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個半文盲。我們家裡大約只有一兩畝地。我天天下地勞動。解放以後還能撈到一個貧農地位，可以教育知識份子了。生活當然是清苦的，‘人生識字憂患始’，我可以無憂無患，多麼舒服愜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學教授，可謂風光已極。然而一旦轉為‘反動權威’，則天天挨批挨鬥，膽戰心驚，頭頂上還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頂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麼後悔呀！造化小兒真是可惡之至！」
現代數學家華羅庚，文革受到的衝擊不少，大字報貼到了他的家門口，而且不允許撕掉，撕掉就是反革命分子。好在他能放下人格、尊嚴，並願做專制的奴隸。這樣，既保全了自己，同時也保全了家人的安全，免使全家受到更深的傷害。放下人格、尊嚴，換得全家人身安全，如此製造恐懼的社會和對知識份子實施無情鎮壓的專政機關呵！
人造衛星奠基人趙九章，著名科學家，「６５１」衛星設計院院長。文革中，趙九章天天被押送到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去接受勞動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掛起一個幾十斤重的大牌子，上寫「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從肉體到精神上，一直不停地摧殘他。文革沒結束，他便選擇自殺，走完了全部人生之路。
兩彈一星元勛彭桓武，「文革」中所受到的衝擊還算輕些。那時，多所學校貼他的大字報。別人遇到這類事都會繞道而走，但他卻一臉無所謂。還瞪大眼睛，把大字報中「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幾個字看了好幾遍，並做出欣賞樣子。後來若不是受周恩來間接保護，早就被打倒在地，並踏上一腳了。周恩來是毛（魔）的左右手，沒人敢對周提反對意見。
近代力學之父錢外長，1957年反右運動滾滾而來時，已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副校長的錢偉長，因對清華照搬蘇聯教學模式發表不同意見而備受攻擊，最終被打成 「右派」。所幸的是，他沒有去北大荒勞動改造，是毛（魔）保了他。毛（魔）說：「錢偉長是個好教師，要保留教授職位。」毛（魔）是皇帝，皇帝的話就是聖旨，聖旨保佑錢外長沒受到更多的政治打擊。
經濟學家兼教育家陳岱孫，雖然能做到明哲保身，但他教過的一名學生卻難逃打劫難。那學生的兒子後來寫回憶錄說：「父親曾是陳岱孫先生30年代在清華執教時的學生。1957年被劃為‘右派’，並開除公職。1964年被送往精神病院長期治療，1973年 病情好轉出院後回西城區老家居住。當時，正值‘文革’時期，他找不到工作，沒經濟來源，生活十分困難，幾乎靠乞討度日。」 陳岱孫每月按時給這位學生五元錢，救濟了八年多。要不然，這位清華高才生必死無疑。
好了！舉這些事例已夠淒慘，本人不想再佐證。雖然《揚子晚報》統計對象是以1949年之前畢業的清華人為分界線（1949年之後畢業的、即便成為「大師」 的人，一律不在此統計範圍內），但是我覺得：在清華，或者說在全國各所名牌大學，長江後浪沒有推前浪；學生即便是畢業了，傾全部精力所學到的知識始終超不過自己的教授。
為什麼？因為這些學生沒有創新和挑戰精神，對老師在課堂上的授課內容不敢抱質疑態度。再則，作為知識份子一員的教師，地位與威望不是很高，他們的待遇與政府官員或企業老總根本沒法比。這些曾經被稱為「臭老九」（排名在娼妓後面）的人，苦苦點燃自己，照亮別人；而那些待遇比他們高的群體，則是通過點燃別人、照亮自己的手段來獲得更大的利益空間。
相比之下，成立有一百二十年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前後共有12位獲得諾貝爾獎。斯坦福大學是美國一所私立大學，私立大學能出世界級的大師，應該歸功於這所大學的辦學理念。即：激勵每個學生擁有高度的創新與挑戰精神。如果一個學生不敢對課堂上老師講課內容抱質疑態度；不敢對這個社會投挑戰目光，那麼何來進步可言？
清華大學，或者說中國各所大學出不了重量級人才，那是因為黨化教育、黨干涉學術自由、黨國不分的結果。興黨就是興國，愛黨就是愛國。天下不為公而為私。在如此含糊不清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下，大學會順理成章造就出一代英才嗎？答案顯然不會！它只會培養出一批忠心聽黨的話的人。
目前我們的學校，最需要提倡的是要求學生具有創新和挑戰精神，而不是爭做安分守己的維穩積極份子。這就是清華大學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在培養人才方面的區別，這也就是為什麼清華出不了巨星的原因。
2011-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