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被打倒並慘遭迫害，這其中有何歷史因緣？我們從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人們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被錯誤打倒的緣由之一。
那麼，在「七千人大會」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呢？
毛澤東說形勢一天天向上了，要繼續「躍進」
在1958年開始的三年「大躍進」中，國民經濟陷入了非常的困境。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由於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並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
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於多年搞「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幹部和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後繼續大干，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幹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幹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
毛澤東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麼！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麼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對此，劉少奇又是怎樣看的呢？
由於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44天的調查研究，更多地瞭解到真實情況，因此對1958年以來的錯誤另有一番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分析經濟困難時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講，這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現在看來恐怕不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總是九個指頭、一個指頭，這個比例關係不變，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在肯定這些缺點錯誤並不牽涉到「三面紅旗」本身後又說：「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即便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則以他特有的簡捷方式明確說，恐怕我們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僅一般幹部中有著各種思想認識，中央最高領導層內部也存在不同觀點，而類似種種必然要在會議上表現出來。
劉少奇主持起草報告，強調缺點講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過召開工作會議，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統一全黨的思想。由於毛澤東的明確態度，會議報告對經驗的總結，就只能在堅持「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劉少奇宣布由陳伯達牽頭，胡繩和吳冷西等參加，擔負具體的報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鄧小平來到釣魚臺8號樓召集起草報告的會議。他提出報告分為四部分（後改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講形勢和任務，現在農村情況開始好轉，工業生產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應該在堅持「三面紅旗」的前提下，貫徹「八字」方針，爭取三年調整好；第二部分是關鍵，主要講加強中央的集中領導，克服分散主義，這也是會議的主題；第三部分講改進黨風，貫徹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講基本經驗教訓。
劉少奇審看報告的初稿後，22日專門到釣魚臺找陳伯達、吳冷西等談話，提出修改意見。劉少奇開門見山地說，報告的起草，還是1959年廬山會議講的那兩句話，一是成績講夠，二是缺點講透。他特別強調，過去四年的缺點、錯誤要擺開講，有多少講多少，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藥，要使人出一身汗，這才能接受教訓；這幾年的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要在報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評，否則下面不服。一年來中央逐步改正錯誤，要求各地、各部門也改正錯誤，不能自行其是；報告對集中統一還強調不夠，沒有把分散主義的種種弊端寫得觸目驚心；關於分散主義要列舉表現事實，每個省、每個部都要有例子，一個也不能缺，這種現象太多、太普遍了。
劉少奇還說，對形勢的估計不能助長過分樂觀的思想，要保留一點，因為目前情況還沒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業、財貿；「15年超英」的口號是否仍提，要好好考慮……這一點，他講得很慢，字斟句酌。談話結束前，劉少奇又囑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這怕那，要放開手腳寫，要敢講老實話，講過了頭也沒有關係，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還要討論，錯了政治局負責。」
此後，劉少奇又多次參加報告的修改、討論，他反覆強調要科學分析當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也不是赫魯曉夫撕毀全部協議和合同，而是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點報告中要講清楚，使幹部群眾有信心，只要我們能改正錯誤，就必定能夠克服困難。
經過反覆修改，1962年1月初報告寫出了第一稿，共三個部分：（一）目前的形勢；（二）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三）黨的問題。報告在肯定「三面紅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則是正確的前提下，指出這幾年我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而決不是相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具體執行中的問題。缺點錯誤主要有四條：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畫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於過渡，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嚴重滋長；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引起城鎮人口過量增加，造成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不適應的狀況。
為了鼓舞人心，報告還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國民經濟發展的設想目標。
按照劉少奇「缺點講透」的精神，報告比較全面地總結了「大躍進」幾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但也基本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圖。
1962年1月7日，劉少奇將報告第一稿呈送毛澤東，準備在毛澤東審閱同意後，再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正式通過，然後向大會報告。
但1月9日晚劉少奇到毛澤東那裡開會時，毛澤東卻說報告稿很長，還沒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過，索性現在就發給已經到京參加大會的所有同志，徵求意見。理由是「參加會議的有各方麵人員，多數接近實際和基層，能夠從各個角度提出意見來，能更好地集思廣益。」毛澤東的話說得很婉轉，實際上表明瞭他對這個報告並不很滿意，最主要的是報告對形勢的估計違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過這個意思當時他沒有說出來，而是希望通過會議代表說，可是這必然會將兩種意見的分歧表面化。
代表們議論紛紛，欲言難盡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來設想為三級（中央、省、地區）幹部會。後來毛澤東說，根據最近幾年的經驗，這種一般規模和開法的工作會議，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與要求全面地貫徹到縣一級，達到統一全黨思想和行動的目的，他建議擴大為四級（增加縣級並包括相當於縣級的工礦企業和軍隊的負責人）幹部會，並要求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冠以「擴大的」三個字。於是中央決定這次擴大的會議參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省、市（地）、縣、重要廠礦的負責幹部及解放軍的一些負責幹部，共7078人，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空前的盛會。
會議從1962年1月11日正式開幕，而後以小組會議的形式分頭討論劉少奇的報告。
討論最初集中於「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問題。多數代表同意報告的觀點，認為分散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是目前存在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天地」。這些「小天地」只顧局部利益，不顧整體利益，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不堅決執行中央的統一政策，不嚴格執行國家的統一計畫。當高指標、「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被糾正後，這類分散主義就成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因此，必須要大力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不少代表還舉出分散主義的具體事例。
接下來，代表們對分散主義產生的根源展開了討論，而分歧也隨之表現出來。很多人認為是體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處理不好。他們說，1957年以前，搞一長制，過分強調「條條（中央）」，「塊塊（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權力下放，「塊塊」的領導加強了，但權力下放太多，「條條」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認為，分散主義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這幾年工作失誤造成的。
湖北省代表在討論時，對此爭論很激烈，他們對過分集中或分散哪個是主要問題，意見不一致。有人說，前幾年要辦供給制，一下都辦，是誰的錯？還有人提出疑問，1959年毛澤東的六條指示是地方反對，還是廬山會議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負責同志則明確表示，造成分散主義的原因，主要是主觀方面也就是黨的作風問題。他強調，當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義，而是主觀主義。幾年來發生的問題，是高指標，「左」傾蠻幹……計畫大，指標高，還能不出分散主義？反對分散主義，不反對主觀主義，分散主義也反不了。他的發言在不少小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義源於這幾年黨內生活不正常，一般黨員不敢說真心話，沒有人敢於起來向不正確的東西鬥爭。
很顯然，反對分散主義，必須要搞清楚「大躍進」以來缺點錯誤產生的根源。隨著討論的深入，大家發言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廣，問題提得也越來越尖銳，爭論也越來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報告對過去幾年經驗教訓的總結不夠深刻；而有的代表則針鋒相對地說，缺點錯誤說得太多，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放在一起，沒有專門講哪些成績是「大躍進」以來取得的，講缺點錯誤卻又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對於過去幾年犯錯誤的原因，有代表認為是由於沒有經驗；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點錯誤歸結到沒有經驗」，光強調經驗不足「不能服人」。更有代表稱，這幾年錯誤的關鍵在於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鬥爭，幾年來總講右是主要危險，大家「談右色變」，總以反右考慮問題，討論工作，難免脫離實際……
討論中談到「三面紅旗」問題，大多數代表肯定了報告的提法，認為「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的產物，具有科學的根據。特別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在一系列根本問題上，逐步地規定了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如「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等之後，不僅鞏固了人民公社，也促進了總路線無限生命力的發揮。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見，稱「三面紅旗」抽象地說是正確的，到了具體問題就不好說了。比如這幾年「大躍進」了，為什麼卻出現糧食、市場緊張？現在工業調整，農業恢復，能不能說還在繼續躍進？有的代表則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雖然有問題，不完全符合國內需要，可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必須爭一口氣，把「三面紅旗」高高舉起……這實際上已經觸及到思想路線方面的問題。難怪乎有的代表說，這次大會把「三面紅旗」講清楚，就算開好會了。
毛澤東提議成立起草委員會，重新審定報告
代表們如此暢所欲言，確實有些出乎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意料。為此，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作進一步修改。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貫徹「三不主義」——不挂賬，不打擊，不報復，但問題決定之後就要遵守。起草委員會實行這個原則，大會也實行這個原則。起草委員會一面在內部對報告進行充分的討論，一面吸收大會的討論意見，加以修改。
起草委員會以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包括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李井泉、王任重。他們都是中央和地方的「黨政大員」，對問題的認識有高度、深度，說話也有份量。
起草委員會的討論是從1月17日開始，劉少奇在介紹了毛澤東對修改報告的意見後說，現在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問題就是第一個本子是基本上可以還是不可以？反分散主義是不是主要問題？國內形勢要不要重新估計？任務要不要重新提？也就是基本上推翻不推翻的問題。
參加會議的各位領導，都親身經歷了「大躍進」，對現實的問題認識得也比較清楚，因此絕大多數人覺得文件寫得合乎情況，表示贊成，不應該推翻。對於大會集中討論的「反對分散主義」問題，起草委員會內部雖有爭論，但多數同志仍認為這是當前的主要矛盾，報告所闡明的觀點是正確的。連一向不輕易表達自己意見的陳雲也態度鮮明地說，這個報告對成績和缺點講得是適當的，抓分散主義抓在了點子上，符合毛澤東定的「要開一個鼓勁的大會」的調子，也符合當前人們的思想狀況，是鼓得起勁的。他還說，現在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分散主義，上下都有，如果不反，當前的許多問題無法解決……最後劉少奇在作總結時說，馬克思主義講時間、地點、條件，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中央已經提出一系列調整方針、政策之後，關鍵就在於各級黨委貫徹執行，不容許各行其是。目前貫徹全面調整方針的最大障礙是分散主義，必須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
對報告基本精神的幾乎一致的肯定，表明瞭當時人們從上到下的一種共識——統一思想，集中力量搞好調整工作，渡過難關。但接下來的討論就不那麼輕鬆了。
在談到指標問題時，起草委員會內部出現了爭論。按理說，經過幾年的片面追求高指標教訓，大家應有較深刻的認識，但華東局及上海市主要負責人柯慶施在討論時卻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要不要？15年趕上英國還要不要？指標還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麼方法鼓幹勁？糧食總產量定為6000億斤不行，5000億斤總還是可以的，否則就越看越沒有勁。對此劉少奇毫不客氣地批評有人以為指標高就有幹勁，這種幹勁靠不住。現在的許多積極性是通過解散公共食堂、實行農業六十條、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調動起來的，不是高指標調動起來的。陳雲也中肯地說，我們要和帝、修、反爭氣，但爭的方法不在數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實實前進，只追求數字靠不住。
經過討論，對原報告提出的一些指標進行了修改，去掉了15年趕英國的提法及不切實際的糧食畝產指標，糧食、棉花、鋼鐵、煤炭四大總產指標在原基礎上調低了5%左右。
在討論這幾年缺點錯誤的責任時，起草委員會內也出現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起因是1月18日，彭真在發言時稱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澤東批的。這時鄧小平插言引用了毛澤東的這樣一段話，即毛澤東所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著說，我們對毛澤東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毛澤東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澤東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負面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澤東直到支部書記。
而1月19日會議一開始，陳伯達就搶著發言，稱彭真關於毛澤東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澤東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澤東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彭真不得不解釋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澤東不能批評，這不好。
很顯然，彭真的意見是對的。後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在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充分體現了黨的領袖的廣闊胸懷。受其影響，在會議的第二階段，各省委、中央部門和國家機關的領導也都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這對於統一思想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修改後的報告表示，這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在講到缺點和錯誤產生的原因時報告指出：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對於非常敏感的「三面紅旗」，起草委員會也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劉少奇一開始就稱，比較難說的是「三面紅旗」，但難說也要說。陳雲指出，有些問題只能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允許他懷疑幾年。鄧小平表態，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會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地愛護它，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對付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愛護它，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劉少奇基本上也持這種觀點，認為人民公社還是有一點兒「一大二公」，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兒。問題是已經辦起來了，還是應該逐步把它辦好了。周恩來則建議報告要多說幾句有關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對於「大躍進」，會上人們提出的疑問最多。鄧小平認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躍進，「三面紅旗」就少了一面。劉少奇接著說，「三面紅旗」少了一面不好，還是要提躍進。產量下來了，品種齊全了，質量提高了，還是躍進。今後幾年內我們要在品種、質量、技術方面來個躍進。
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並參照了大會代表的部分意見，最後將「書面報告」中「三面紅旗」是「站得住的」，改為是「正確的」，基本肯定了「三面紅旗」。
此外，起草委員會還對犯錯誤的原因、廬山會議的影響進行了討論。
按照計畫。起草委員會討論應在21日結束，但由於涉及的問題很多，一直延續到24日才拿出修改稿來。修改稿保持了原報告的框架，三個部分沒有變，但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第一部分「目前形勢和任務」修改後，突出地講了「大躍進」以來的成績，總結的成績是十二條，缺點錯誤四條，並增加了基本經驗教訓十六條。教訓的重點講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問題，同時加寫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這一關鍵句子。第二部分，根據大會的反映和30日下午毛澤東關於加強民主集中制的講話精神，修改報告在反對分散主義前面加寫了加強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將第二個問題「關於集中統一」，改題為「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報告將發揚民主與反對分散主義統一起來，在各級幹部中收到了比較好的效果。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雖然出現了一些爭論，但由於起草委員會領導們的大局觀和戰略眼光，問題基本得到了較為圓滿的解決，在當時「身在廬山中」的情況下，這些認識應該說是達到了相當高的理論水平。另外從一定意義上說，修改後的報告也更符合毛澤東的意圖。因此24日毛澤東看過報告後，立即找到劉少奇、鄧小平談話，表示「贊成這個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修改後的報告。
劉少奇提出兩個「三七開」
儘管修改後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的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並沒有宣讀這個報告，而是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
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並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和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看法。其主要內容有：
一、對當前經濟困難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於上升……這種形勢，對於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很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於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
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裡，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幹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和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和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夠令大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於廣大幹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
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經過五年、十年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和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給人以震聾發聵的感覺。
與「書面報告」相比，劉少奇的口頭報告從實際出發，把許多問題講得更清楚了，解開了人們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暢，在絕大多數與會者心中引起共鳴。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頭報告中關於經濟形勢及錯誤產生原因的兩個「三七開」。然而正是這些話，正是這個口頭報告，使劉少奇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這些話，今天看起來是很平常，即使從當時來看，也沒有超出劉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範圍，更沒有超出按照毛澤東指示起草和修改的「書面報告」的範圍。那些最刺耳的「天災」、「人禍」的話毛澤東也曾說過，只不過毛澤東認為「人禍」更多地是由於沒有經驗造成的罷了。
對於「三面紅旗」的解釋，劉少奇更是煞費苦心。在當時的情況下，與會代表對「三面紅旗」有疑問，不解釋不行，但不能也無法作更清楚的解釋，因此劉少奇稱對「三面紅旗」要不斷地進行總結，甚至要總結十年。這充分體現了劉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種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們如回溯一下經濟困難時期以來劉少奇的講話，對他的這種苦心和矛盾心情就體會更深了。
從1959年廬山會議時起，人們對「三面紅旗」的正確與否，就懷疑頗多。劉少奇從會前、會中到會後，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的正確進行瞭解說。
1959年8月24日，劉少奇在第17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正確的領導跟實際都是有出入的。不過那個出入總是離這個線上下不遠，有時搞得高一點，有時搞得低一點。這個應該是常事。我們的錯誤同路線錯誤不同。方針錯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線錯誤，是不容易糾正的。
1959年9月9日，劉少奇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有右傾思想的人認為，中央領導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表現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說太偏了，因此他們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絕對正確。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領導呢？是沒有的。不發生一點偏差的群眾運動，也是沒有的。假如馬克思、列寧生在中國，我想他們領導中國革命也不過如此。因為沒有見過他們，所以就神化了。從毛澤東同志領導以來，我們黨中央的領導是不是最正確的領導、最好的領導呢？我想是的。對於這樣的領導，應該是滿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個時期「左」一下，有一個時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澤東說過，矯枉過正，不偏就糾正不過來。有的時候我們也難免犯一點錯誤，但是一發現就糾正了，這是正常的，難免的，這與「左」傾路線和「右」傾路線錯誤完全不同。所以，一個時候的、範圍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領導，就是正確的領導。
在這次「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更是反覆重申「不是路線錯誤，是執行總路線的具體政策、具體工作中犯了錯誤」的話。
作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線工作的主要領導人，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劉少奇一方面認為必須要正確認識問題，迅速糾正錯誤。另一方面他又要處處努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威信，維護毛澤東提出並經過中共中央通過了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十分明顯，劉少奇對毛澤東是尊重的，是維護的。
但對劉少奇的這種維護，毛澤東並未有所領會，留在長期記憶中的卻是劉少奇講話中一些他所不滿意的話。事隔多年之後的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就曾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當然，這是後話了。
會議原定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後，於1月30日或31日結束，代表們於31日晚即可離京回各地過春節。可是到29日下午，許多代表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弊著一肚子氣。於是，毛澤東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後，決定延長會期，號召大家發揚民主，「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對此，廣大與會者都表示熱烈歡迎，群情高昂。
毛澤東提議當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開好「出氣會」。1月30日上午，各省召開動員會，要大家打消顧慮，趁熱打鐵，把「氣」出完，重點是對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評。晚上，毛澤東又在各中央局書記會上，對如何開好「出氣會」作了指示。
為了讓大家充分「出氣」，30日上午，毛澤東親臨大會作了重要講話，特別談到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毛澤東說，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法。在沒有認識必然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中國的民主革命經歷了24年後才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要翻過觔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才能比較主動、比較自由。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缺乏經驗。毛澤東誠懇地承認，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這些講話表明，經過「大躍進」和隨後三年困難的挫折，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已經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他從認識論角度為「大躍進」中犯錯誤、缺乏經驗所作的一種開脫。
實際上，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是為了論證「三面紅旗」的正確性作鋪墊的，因為他始終堅持「三面紅旗」是正確的。1960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曾說過：「前八年照抄外國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花費了大量篇幅對「三面紅旗」進行論證。他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頭八年內，都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以及在總路線指導下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幹部和群眾，統一了他們的認識，工作也就比較做得好。但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因此從1958年起，我們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那一年又辦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躍進口號。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後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在這種情形下，幹部和群眾還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統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要經過一段時間，碰過一些釘子，有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才有這樣的可能……現在好了，有了這些東西了，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加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對於「三面紅旗」，毛澤東並非僅僅從理論上論證其正確性，他也有自己的事實根據。他曾親自詢問過一些地方幹部，大家都說在中央的一些具體的政策制定執行後，形勢一天比一天好。他還讓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下鄉作過調查，林克後來在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專家張素華採訪時曾說：「我們是1961年初下去的，當時到了農村，就像鬼子進村掃蕩了一樣。僅半年時間，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農民吃得飽了，又開始打院牆了。我們下去的時候，豬肉五六元一斤，回來時不到一元錢一斤。半年間情況就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當然那時整個經濟狀況還沒有徹底恢復，但的確是好轉了。我看毛澤東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據、他的估計、他的分析的，是有點來源的，是作了點調查的。」所以，毛澤東對於「三面紅旗」的態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許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將來我擬寫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而劉少奇在口頭講話中對「三面紅旗」產生懷疑，或者說支持得不夠堅定，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他認為這是根本的思想路線問題。
毛澤東講話的第二部分是關於民主集中制。這裡，他以其淵博的知識、獨有的幽默，著重批評了有些領導幹部不講民主的做法，闡述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澤東還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大家充分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作風。這對於大家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產生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當然，毛澤東重點是批評某些省委幹部作風不民主，而對於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作風不民主卻大而化之，沒有作更多的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一部分中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是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按照毛澤東的觀點，社會主義經濟要通過「三面紅旗」來確立，而反對「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經濟如何來建立呢？這實際上是對劉少奇口頭講話的直接反擊。再聯想到隨後八屆十中全會開展對「單干風」、「黑暗風」和「翻案風」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對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毛澤東還講道：「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從原則上講，這些話無可厚非，但放在這裡，似乎就有點兒耐人尋味了，只是當時人們並沒有太多地注意。
林彪獨具匠心，認為犯錯誤是「付學費」
行文至此，似乎應該結束了。但這裡不能不交待一下時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於1月29日下午在大會上作的一次發言，該發言對於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林彪發言的主題雖是軍事工作，但其「精華」是在開始部分以「黨的工作」為題所談的對「三面紅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事實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的。所謂大躍進，是從比較來說的。我們不能以一種主觀的過高的指標來衡量我們是不是大躍進，而是要根據現實的可能，同我國的歷史狀況來比，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來比。從這種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即使目前這幾年的指標低一點，但作為整個歷史階段來看，我們還是大躍進，這一條是無疑的。」這一觀點真是新穎別緻！
在談到缺點錯誤時，他又獨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學費」的說法：「我們這幾年在物質方面有所減少，這種減少，就像學生們上學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上小學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十七八年的時間，他什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地，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付出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麼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學費，學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夠轉化為物質，不是轉化為原來所消耗的那個相等的物質，而是幾倍、幾十倍、幾百倍增加了的物質。所以，我們要看到，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論。
然而，最具特色的則是林彪的這樣一段話：「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澤東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的警告、毛澤東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澤東的話，體會毛澤東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我感覺到，我們的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澤東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澤東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澤東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的。無論‘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都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確的東西，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澤東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我們某些同志處處不振作、沒有什麼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們世界觀的最主要的一個部分，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唯物主義，就是尊重事實，就是從實際出發，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按條件辦事，按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辦事，就是不是單憑願望，而且要估計事情的結果，不僅僅根據需要，而且根據可能。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澤東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澤東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澤東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澤東走。這樣，我們黨才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從小的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的國家才能更加好起來，更加強起來。」
把這個「三種思想」說與劉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說相對照，的確是頗令人回味的。鄧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說過，「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講這話是比較客觀的。但問題是在如此公開的場合下，在大多數人都在對錯誤進行反思時，林彪的獨具匠心的講話就不能不說是別有所圖了。林彪故意製造個人崇拜，討取毛澤東的歡心，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他把造成困難的原因，歸咎於是將毛澤東正確的東西拉到了「左」邊去，產生了錯誤，把毛澤東歷史上起過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說成一貫正確而且永遠是正確的，並結論說凡是出了問題，就是錯誤思想對毛澤東正確思想干擾的結果，這就不能不說是別有用心了。
毛澤東顯然對林彪的講話是非常滿意的。會後，毛澤東對總參謀長羅瑞卿說：「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3月20日，毛澤東又就修改林彪的講話寫信給田家英、羅瑞卿稱：「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直到1965年11月底，在批判羅瑞卿的上海會議召開前十天，毛澤東還對即將前往蘇州看望林彪的羅瑞卿說：「去看看好，要他好好養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作三個鐘頭的報告。」毛澤東將這話重複了好幾遍，可見該講話留給毛澤東的印象之深。
如果說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就已經準備要「打倒」劉少奇了，這肯定是不確切的。但毫無疑問，自此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了深深的不滿，他們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從「不滿」到「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林彪的那次講話的作用至為明顯。「文化大革命」發動後，江青曾在一篇講話中稱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心裏憋著一肚子氣哩」，只是對林彪的講話「內心是感激的」，也許，這可以為「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作一個註腳。在隨後的日子裡，林彪的升遷和劉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罷黜幾乎是同步，也就並非偶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