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制定前夕，國外多位知名經濟學家被請來出謀劃策，有位經濟學家在對 「十一五」情況進行調研後尖銳提問： 「‘十一五’規劃相當全面，但為何什麼都沒有發生呢？」
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吳敬璉(專欄)先生本週在 「上海發展沙龍成立六週年慶祝大會暨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轉型演講會」上精彩演講的一個小片段，吳教授說，雖然「什麼都沒有發生」說得誇張絕對了點，但確實值得我們思考，為什麼規劃中對轉型的要求實現程度不高？
吳敬璉說，過去30年，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增長，但這種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這會導致一系列問題，包括儲蓄和消費的失衡。在他看來，經濟發展方式不轉變，我們就不能斷言已經走出了危機。
中國和美國就像 「照鏡子」
吳敬璉教授提出： 20世紀以來，或許更早，世界上形成了這樣一個格局——兩個內部失衡的經濟體系之間維繫著一種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可以高消費，因為他們有高福利， 「雙高」意味著內部經濟的嚴重失衡，也就是所謂低儲蓄率、高消費的失衡。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這種失衡可以說到達了頂峰，美國居民儲蓄率為零，甚至是負數，這使得經濟很難維持長期的增長。另一方面，對於中國等東亞國家來說，情況正好相反：高儲蓄、低消費。
這兩種失衡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逐漸形成了互補關係，應該說，東亞國家和地區利用了西方國家內部的失衡，成功發展了自己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吳敬璉解釋說，因為西方國家儲蓄不足，所以他們能夠容許東亞國家和地區向其大量出口，以獲取較廉價的商品，而東亞國家和地區則用西方國家的需求來彌補自身內部需求的不足。我們可以看到，從日本開始，到韓國、馬來西亞等，都是利用這種外部的平衡，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用出口拉動經濟增長。
「我們把這種互補關係稱作 ‘鏡像互補’，就像照鏡子一樣，兩個人正好是相反的，兩個人各自都很難維持穩定的增長，但這種互補關係使得西方國家在很低儲蓄率的情況之下仍能夠維持高消費，使得東亞國家能在低消費的情況下仍能獲取高出口。」吳敬璉說，有一個比喻他印象深刻，美國內部的不平衡，是東亞國家和地區高速增長的燃料。
脆弱的平衡不可持續
吳敬璉表示，這一脆弱的平衡從長期來看是不可維持的，是會出問題的。比如美國這樣一個長期用借債來維持高消費的國家，其長期維持高消費的基礎是什麼呢？美元。
吳先生同時指出，貨幣另一面的問題在於，東亞國家在實施出口導向政策時，整個宏觀經濟政策會受到中心導向的左右，比如說會很被動地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這種被動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又會造成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氾濫，其結果就是資產泡沫，或者會同時出現通貨膨脹。
事實上， 2004年開始，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前曾出現過的現象都在中國出現。要不是2008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很多由於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氾濫造成的問題可能當時就會集中爆發。吳老不無遺憾地表示，可是直到現在，許多人都堅持認為我們的根本性問題不在於貨幣超發，而是流動性不足。可以看到，我們曾採取超強的擴張性政策，但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解決。
危機沒有真正走開
現在有很多看法，認為我們率先走出了這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但吳敬璉並不這麼看。他直言不諱，內部來看，我們的增長率確實回升了，大環境方面，西方發達國家也開始穩定與恢復，但根本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他所說的根本問題包括兩種失衡的格局、中國的出口導向政策等，在他看來，只要這些問題沒有根本性改觀，危機就不會真正走開。
「我從2003年開始就呼籲要調整出口導向政策，很多經濟學家也和我一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呼籲」，吳敬璉毫不諱言： 「但原來的格局很難動。」
為什麼出口導向政策的調整很難呢？吳敬璉認為，根本問題在於我們的增長模式是主要依靠投資拉動。這一模式應該說是19世紀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模式，這一模式必然發生的問題，其實馬克思早已分析得相當透徹——因為增長是靠投資，所以資本對勞動的比重日益提高，這就會直接導致兩個問題，一是最終需求不足，二是收入分配不平衡。
「資本對勞動的比例提高，表現在收入分配上，就是資本所有者收入的比例提高，相應的，勞動者收入的佔比相對下降，或者說是增長較慢。」吳教授認為： 「這就是普通勞動者很難分享增長成果的一條重要原因。而且要維持這種增長模式，就要不斷出口，更多地出口，這既很難維持，也很難調整。」
「轉方式」是根本出路
多年出口的累積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外匯儲備大量增加，到了21世紀，要在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情況下維持出口導向政策，就必須保持貨幣的低估，這使得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而現在，似乎是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候了。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高出口都難以為繼，發達國家市場需求的缺口在不斷縮小，我們的相對競爭優勢也在降低。 「所以，我們不能寄希望於用舊的那套增長模式來維持新的增長，舊的增長模式解決不了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比如專業技術的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無法提高，等等。」在吳敬璉看來，提高勞動者收入，首先要解決初次分配的問題。 「現在有一種傾向好像傾向於希望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來解決問題，但我認為，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需要的，但初次分配的問題更重要，初次分配如果不能更趨於合理，光靠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是解決不了什麼根本性問題的。」
吳老強調，總而言之，要遠離危機，要解決當前的諸多問題，根本出路還是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還有一個執行力的問題
事實上，在很多技術領域，我們已經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甚至有個別超過世界先進水平了。但技術的產品化、產業化非常困難。一些很好的技術死在搖籃裡，這樣的故事可以講幾十個、幾百個。現在的科技領域日新月異，一項領先技術幾個月無法孵化很可能就被人家超越變成落後技術了。 「這就是 ‘十一五’期間令我們非常苦惱的事，就是有利於創新、有利於創業的制度環境沒有建立起來。服務業方面也是同樣的瓶頸，比如稅收制度，等等。」 「而2010年以來，各級政府加大了發輾轉型的步伐，但用舊的體制和機制來進行產業升級，會欲速不達，反而造成一些消極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