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禁錮、行動禁錮是當今中共施政的要點。公民在這樣的禁錮中沒有任何自我表現空間，像封閉在黑暗洞穴中，呼天不應，活動受制。不僅如此，當局出於自我恐懼的心理，也為了恐嚇對方，就肆意加強對公民的政治迫害，最突出的手段是違犯已有的法律法規，頻頻製造失蹤事件，使公民無端地在人間消失。高智晟失蹤，艾未未失蹤，滕彪失蹤，江天勇失蹤，等等。失蹤必然與酷刑相結合，以酷刑挫折被失蹤者的銳氣。律師唐荊陵失蹤後被釋放回家，表情呆滯，不認識人，是遭受酷刑折磨的證據。律師金光鴻失蹤後被塞入公安系統精神病院，毆打、灌藥，釋放後腦組織局部失憶。其他失蹤者釋放時均被警告：不准透露失蹤後遭遇，不准接受媒體採訪。更有甚者，維權人士、盲人陳光誠只因代表村民揭露地方官員強迫婦女節育致傷人命，就被剝奪人身自由，繼而遭受刑事懲罰，刑滿出獄繼續剝奪人身自由，日夜監控，政府對公民的肆意摧殘已經無以復加。
除了對維權人士嚴厲鎮壓外，這個政體還要求所有公民歸附一定的組織，由這些組織分門別類將不同類別的公民圈住而由各該組織的中共實施具體控制，形成「黨天下」。「黨天下」者意味著一黨專權，一黨霸佔，一黨獨享，一黨千秋萬代永坐天下。這樣的制度仍然不能使胡錦濤的權力高峰放心，因此，公安部長孟建柱於2009年12月在《求是》雜誌宣布如下構思：建立「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訪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虛擬社會防控網」，要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2009年12月28日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上進一步要求把防控觸角伸向薄弱地區，「加強社區內部、城中村、城鄉接合部、行政區域交界處的防控力度，構建點線面接合、打防管控結合、網上網下結合的社會治安防控網路」。他提出，從2010年開始，爭取3年左右在省、市、區3級基本建成這一防控體系。試想，有了這樣嚴密的控制系統，只允許官方意識、官方政策通行，一切異議、異動皆被屏蔽，哪裡還會有絲毫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呢！
防控體系如此嚴密，當局仍感不足。它要求擴大公安系統的眼線，廣泛收羅線人充當告密者，以利防控體系實施對社會毫無空隙的監視、控制。新華社報導，內蒙古開魯縣公安局要求每一警員和協警人員發展20名線人，加起來超過萬人，即全縣每33個居民就有1個公安眼線。在此基礎上，每村設警務室，由協警員督導。開魯縣構建的這種制度體現了完整的警察國家形象。大專院校亦不例外，由教務處會同政工部門公開在學生中招聘「信息員」，任務是監視教員與同學。信息員與學校政工部門單線聯繫，有的學校還制定了獎懲規則，每月報送有價值的信息3條以上給予一定報酬。華南理工大學2010至2011年度招聘「信息員」598人，在一個5000人的學校中，這無疑是一支龐大的隊伍。由此，教授講課內容、學生思想動態盡在中共控制之中。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講課時提到「中國科技發明所獲國際專利數量不如許多小國，如韓國、以色列、新加坡、臺灣等。」課後即被領導找去談話，稱學生反映，把「臺灣」視為國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就是學生信息員的作用。至於學生（信息員）監控學生，彼此戒備，相互猜忌，製造恐怖氣氛，這種制度仍然是仿照警察國家的形象塑造的。
網際網路構筑的虛擬社會大大拓寬了人類相互的信息流通和思想交往，是IT專家為人類開闢的第二社會。全人類對此無不額手稱慶，中共獨裁者卻深為駭懼，他們害怕因網際網路的推廣而使治下群體失控，殃及政權穩定，因此，不惜花費巨量國帑，研製金盾工程。該工程費時10年、聘請若干國外專家提供封鎖技術，將通訊網路技術與計算機信息系統建設納入公安工作，用以打擊社會惡勢力犯罪，同時，強化對社會追求自由民主勢力的監控和迫害。這一網路可以追蹤上網發貼者的IP，進一步可追蹤發貼者的真實身份。它還可封鎖國外網站和伺服器，過濾網頁內容、網址，對「重點」目標的所有網路活動進行實時監控。《德國之聲》評論說，這一工程將使中國變成喬治•奧威爾筆下的《1984》世界。當局還炮製了「綠壩」軟體，安裝在供青少年使用的電腦上，以屏蔽所謂「有害內容」。在組織結構上，不惜投入巨大力量控制電子網路系統：國務院新聞辦設「網路管理局」，附「網研中心輿情處」，最近又成立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負責網路新聞業務及其他相關業務的「日常監管」，查處「違法違規」網站；中宣部設「網路局」；公安部設「公共信息網路安全監察局」，附「網際網路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估計這個政權從事網路監控工作的達30萬人。
這些網路監控組織樹起一道又一道防火牆，嚴密監視境外信息滲入中國大陸。前不久「博訊」網站因傳播「茉莉花微笑活動」的提議而遭封閉就是突出事例。「自由聖火」網站運行機制被破壞，至今未能恢復。香港《爭鳴》和《動向》雜誌也被掩沒。如果有人翻牆至境外，對中共政權有所批評，監控者可以很容易偵查到批評者，會以「扇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追究刑事責任。境內各知名網站皆設有管理員，對不合時宜的網貼即時刪除。「百度」的公眾服務系統對提供的信息以中共政策為標準而有所選擇，比如輸入「溫家寶」3字，只顯示1條信息，標明「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這就是當今的政治局常委、國家總理得到的政治待遇，在中共執政史上堪稱奇聞。所有的私人電子信箱其實是赤裸的，網警可以任意偵查通信內容，毫無隱私可言。即使是境外服務商，如「Yahoo」、「Hotmail」，都被要求按中共有關政策實行自律，不准超越界限。這些境外服務商表示服從要求才得以在中國大陸活動。 「google」表示反對按中共政策自律，憤而將本部遷往香港，確實在短期內向中國公眾提供了客觀、公正、自由的信息服務，中國公眾因此紛紛建立 google電子信箱。但是，時間長了，變化來了。您會發現自己的google信箱在屏蔽發來的敏感信息，顯然是中國網警對其做了手腳，您的google 信箱已被網警控制。如果您希望親朋好友將敏感網站的地址寄來，也見識一番境外的大千世界，結果會收到一封回執：「基於安全考慮，google拒絕執行這一任務。」總之，境外的進不來，境內的出不去，百姓只能在「黨文化」的大缸中浸泡，終日被主流意識沖塞雙耳，形成的是中共傳播的單一意識，製造的是言行馴順的「良民」。
以上的簡易掃瞄說明，中共對公民實施的思想禁錮、行動禁錮的確達到「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其嚴密封鎖程度使任何人都難以逃脫其羅網，中共的獨裁統治達到繼「文革」之後的第二個高峰。如何走出這種獨裁製度成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
以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為代表的北非一些國家驅逐獨裁者的民主運動正在取得節節勝利。通過網際網路、「Facebook」、「Twiter」而發動群眾形成十萬百萬的集會威勢，已經和正在將獨裁者趕下臺。這一成功經驗令獨裁統治下的中國民眾備受鼓舞。能否將這一經驗移植中國來，是不少人在思考的問題。有兩個區別是不能不關注的：（1）埃及等國雖然是獨裁統治，但都有直選總統的民主形式，這給群眾以一定的活動空間，不像中共赤裸裸地拋棄民主形式，實行令人失蹤的專制迫害。埃及等國的軍隊與總統沒有直接隸屬關係，軍方可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取捨，不像中共最高統治者直接掌控軍隊，可以有恃無恐。這種重大區別使中國移植北非諸國驅逐獨裁者的經驗時不能不遇到巨大困難。（2）埃及等國以石油出口獲得高額利潤，它們以之實行富民政策，百姓衣食富足後必然要求尋找政治上的出路，不像中共以廉價出售自然資源與狠命剝削農民工而使中央和地方的權勢者掠奪大量財富，這些權勢者必然懷抱現有的特權地位和巨額財富而死命抗拒，不惜以血的報復而維持政權的穩定，而百姓在多年的「黨文化」灌輸下尚未形成整體抗爭意識。這兩點區別證明，簡單地複製埃及等國民主運動經驗是行不通的。中國的民主之路還得靠中國民主力量自身的智慧去逐步探尋。
（20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