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一名退休軍官最近在北京的一次集會上這樣說道：「有些酸臭的知識份子非常可惡。他們攻擊毛主席，提倡‘去毛化’，我們必須努力擊退這種反動逆流。」在兩個月以前，這位退役上校的強硬言辭興許帶著一些逝去時代的味道。而在今天，一場針對異議人士的沈重打壓，讓他說的話聽起來帶著殘酷的預見性。
艾未未是最近被國家安全機構逮捕的數十人中最著名的知識份子。艾先生是一位蜚聲國際的藝術家，4月3號在北京機場準備登上前往香港的航班時被捕。現在還沒有關於他下落的官方確認。官員聲稱，他是因為涉嫌「不明的經濟犯罪」被逮捕調查，但是《環球時報》（一份北京的報紙）警告說，艾未未先生常常用他桀驁不馴的行為挑戰法律的「紅線」，換句話說，很明顯的，他過於頻繁地挑釁共產黨。
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從毛澤東極權主義扭轉過來之後，中國經歷了數個從對異議的相對寬容時期到隨之而來一段壓制言論自由時期的週期。但是最新的這次反彈，始於去年年底並且在今年二月末期加劇，勢頭更加猛烈。它包括了警察對國外記者的系統性的騷擾，其頻率超過了自1990年代初以來的任何時候。更加不祥的是，像艾未未這樣的異議活動人士更經常的是突然地消失而不是正式地逮捕。
這是一次異常嚴厲的行動，並非針對任何具體的群體性事件（最近在網際網路上發出匿名號召的中國「茉莉花」革命不能算數）。這表明瞭中國領導層的內部權力轉移很可能在此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因為中國準備明年年末的大規模黨，政，軍高層的換屆（譯者註：十二大），正在進入一個政治不確定性加劇的時期。這是十年的劇烈社會變化以來的第一次權力轉移。而在國家內部，新的利益集團已經出現。他們正在竭盡全力地為中國的新統治者設立新的待辦事項。
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太子黨」。這個詞指的是中國的革命創始人和一些高級官員的後代。現任國家副主席、被安排在明年將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習近平就是其中一員。而對於他的政策偏好外界知之甚少。一些「太子黨」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們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西方教育背景經營著利益豐厚的商業生涯。其他的「太子黨」對中國「狄更斯式的資本主義」（譯者註：「狄更斯式的資本主義」常常用來形容中國三十年來的污染嚴重，貧富分化劇烈的發展過程，如同狄更斯描寫當時英國的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並且呼籲回到傳統的社會主義公平與正義。也有一些太子黨成功的橫跨這兩個陣營。「太子黨」在商業領域中的佼佼者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之子胡海峰，他掌管著生產機場掃瞄器的一家大型供應商。還有國家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他是一位金融家。
華盛頓特區布魯金斯研究所的ChengLi認為，保障自身利益的共同需求將這些「太子黨」綁在了一起，尤其在當前公眾對裙帶關係的憤恨程度在不斷增長的背景之下。2007年的政治局換屆，太子黨佔據了25席中的7席，而在2003年，他們只佔據了3席。
那位喜愛毛澤東思想的前上校，是對一個名叫「延安子女北京聯誼會」的組織講出那番話的（延安是毛澤東在1949年奪得全國政權之前的根據地)。不難猜出，這個組織熱衷於社會主義的正義。其主席叫胡木英，是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之女。胡喬木曾是1980年代政治局的強硬派，死於1992年。其他的「太子黨」也是協會成員，但是現在還不清楚有多少現任或未來的高層領導人。在她的集會演講中，胡女士拒絕承認「太子黨」這個詞，反而宣稱：「我們是紅色後代，革命後代。因此，我們除了關注我們黨，國家，人民的命運以外別無選擇。我們不能在黨面臨危機的時候置之不理。」
在她看來，腐敗的猖獗，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共產主義理念的崩潰構成了一場危機。胡女士和那位退役上校的演講的詳細內容，發布在由中國殘存的毛澤東思想強硬派所控制的一些網站上。而這些人創辦的雜誌在十年前被當局強制關閉，原因是他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犀利批評。然而，早在逮捕開始很久以前，這些網站就持續以長篇大論激烈地譴責、攻擊艾未未和其他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毛澤東主義者揮之不去的影響，近幾年在中國西南部的重慶市（面積和蘇格蘭相近）表現得最為明顯。在這裡，中國最有實力的太子黨之一、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發動了影響巨大的運動，以恢復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它包括了讓公眾「唱紅歌」，發送毛澤東語錄的簡訊。一個當地電視臺更是開始在黃金時間播放「革命節目」。去年，重慶市可憐的媒體把一名女士從嚴重抑鬱症中康復歸結於她的唱紅歌行為。
這些活動引起了廣泛的重視。薄先生是政治局委員並且被認為在明年的換屆中是晉升為政治局常委的強力競爭者，政治局常委會是黨的最高機構。他成為了毛派最喜愛的人（他們的網站說，那位上校對薄熙來提出點名表揚，聽眾們也鼓掌贊同）。在很長的時間裏，薄熙來和習近平被認為不合。然而在12月，習先生視察了重慶並說紅色文化復甦已經「深入人心」。它獲得的讚譽名副其實。
幾乎沒人——包括薄熙來先生和其他的權力競爭者——呼籲回歸毛時代的獨裁，並且結束市場經濟。但讓很多自由主義者擔心的是，這些人認同毛澤東對法律的高壓干涉。在重慶對其黑手黨似的黑幫以及他們的官方保護勢力進行的清掃活動中，薄熙來贏得了來自國家控制的新聞媒體的很多喝采。但一名黑幫成員的辯護律師因涉嫌試圖說服被告提供偽證而被逮捕，讓很多人們擔憂引重慶的法庭會不惜一切措施來防止律師對公訴人提出質疑。北京大學著名法律專家賀衛方，本週撰文說最近在重慶發生的事情「威脅到一個法制社會的基本原則」
近期對於異議者的打壓方式可能是一個跡象，說明薄熙來的手段（包括大量的投資改善窮人的居住條件）得到了北京的青睞。這也是國內安全機構自2008以來影響力與日俱增的一個表現——當時中國盡全力防止任何影響到北京奧運會的社會動盪。很多人認為，隨著他所掌管的部門得到了政府大幅度的投入，負責安全方面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權力也在逐漸增加。
更加自由的思考卻沒有被完全抑制。中國南部的廣東省黨委書記汪洋，是政治局常委（非太子黨）的另一位有力競爭者，被廣泛認為是有著更加開放的態度。深圳是廣東的一個特別經濟區，它已經試著給予非政府組織更加自由的發揮空間。廣東省的報紙媒體是這個國家裡最有良知的媒體（這也是他們被左派網站激烈攻擊的原因）。但汪洋也在謹慎地處事。官方媒體本週報導，八萬名「潛在的不穩定的人「已被逐出深圳，為這裡在今年夏天的體育賽事做準備。
對這種趨勢最有力的批評來自茅於軾，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在四月八號在財新網站（一家直言不諱的出版集團）上發表了一篇博客。茅於軾先生指責中國領導人在下一個五年計畫中錯誤的忽略了政治改革。他說，花費更巨大的預算在維穩上，只會讓公眾對政府更加敵視。然而，由於決心不允許任何因素干擾明年的高層政治會議，中國領導人願意為此承擔這份風險。
來源：《經濟學人》
原文鏈接：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561005
譯者：tony
校對：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