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女士幾部作品的社會影響都很大，對此，我也高度評價它們的社會影響。然而在這裡我想要說的卻不是它的社會、政治影響，因為政治永遠是暫時的，並且在很多時候它掩蓋扭曲了一些人生真正的內容。為此，我想談的不是她對政治問題的看法，而是章詒和女士對於社會、藝術、文化的看法；在積極的政治影響同時，很可能由於政治而在其它方面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由章詒和女士對京劇未來的看法，我想到她的《伶人往事》
章詒和是學戲曲的，她的《伶人往事》，應該說寫得不錯，可仔細想又有一個悖謬，原來內中都是故事，都是和政治、社會緊密聯繫的人與事的糾纏坎坷，沒有一點藝術的感受和品評。
懂行的人很容易看到，章詒和筆下的京劇界與齊如山筆下的京劇界怎麼看怎麼不一樣。
齊如山寫個人，也寫社會氛圍，可齊如山筆下的是京劇藝術，而章詒和筆下，雖然都是京劇伶人，寫得卻是政治和歷史，沒有任何他們對表現程式的理解，對發聲吐字的推敲。
這個區別大約也如其父，雖然留德，可搞的是政治，對哲學等學術本無大的興趣。章詒和也如此，「世家」子弟，愛的是名譽地位，是上層社會的享受，著眼的是社會地位、往來、住房衣食，所以言必提「貴族」。那個「貴族」，不錯是在五十年前被整肅沒了，這個整肅是無人性的。可那個「貴族」，即便暫且就說它是「貴族」，不也是貝多芬不肯屈身的那個「貴族群體」，是個狗屁不懂，附庸風雅的階層，聽京劇而不懂京劇，留德而不懂學術，只能去搞人事和在社會中鑽營。真正的京劇大家很少有這個階層中的成員，他們大都是窮苦出身，偶而出現幾個富家子弟，也是反叛使然。
近日，章詒和又語出驚人地說，戲曲一定死，白先勇死了，戲曲就死了。且不說其結論是否對，但只是論述的方式，就又是一種譁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方式。戲曲是否會死，不能夠歸結成一個人的故事。我看章詒和還是少談這些問題。因為關於戲曲是否會死亡，是個較為專業的問題，只有齊如山那樣的人能夠來談。它不再只是一個「故事」問題了。單就這方面看，我看對京劇的理解章詒和甚至不如品戲台上的普通戲迷，如悠閑居士、老彫蟲等人。
為此，由章詒和的《伶人往事》我想到他的《最後的貴族》。在這本書中，章詒和的言辭間常常顯示出所謂「最後的貴族」的感傷，然而，這種所謂「貴族」 論的言辭，細究起來卻是經不起任何推敲。這種說法在某些半瓶醋，也可以說我同代人的那些老插青、後來混了點名的所謂文人學者那裡也經常出現，說到底不過是一種讀過些小說，不動腦子的裝腔作勢、附庸風雅。它不僅不能夠說明這些作者高出他們所鄙視的非貴族——貧民百姓，甚至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無知，與思維上無能的表現。
極權專制對於民眾，對於知識份子的迫害，本來和貴族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尤其是對於中國社會來說。因為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按照美國學者費正清的看法，到南北朝後就已經不再是貴族社會，而是一種文官社會、科舉社會。中國社會所特有的流動性在世界文明發展史有著非常獨特的地位。
中國和西方不同，沒有貴族社會，然而卻有一個士大夫、儒家傳統的人文階層。就拿康同璧的康家來說吧，也不過是詩書之家，而非貴族血統。康有為固然出身官僚家庭，可其先人也非世襲貴族。沒有貴族傳統，只有詩書世家，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所特有的特質。這個特點造就了直到如今海內外華人，無論窮富，培養子女讀書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章詒和把五七年對於右派的迫害，把那三十年對於知識份子和不同聲音的人的迫害，把社會的變化歸於最後的貴族的滅亡。中國滅亡的是貴族嗎？不是，滅亡的是傳統中國文人的精神，中國家庭的倫理。說白了就是陳寅恪說的三綱五常、天地人、尊卑長幼關係。這個文人精神，曾經讓王國維在中西衝突中感到痛苦無望，及至自沉。這個文人精神，曾經讓陳寅恪和吳宓感到威脅，相約北伐軍到達後——黨文化一旦統治高校，就一定離開大學。
然而滅亡這些東西，章詒和的父親是參與了的；翦伯讚們、史良們，章詒和筆下的很多的所謂共產黨的「受害者們」是參與了的。而滅亡這個文人精神的結果，讓章伯鈞們住進了四九年後的住宅，有了汽車；甚至可以說讓二三年留學德國入黨的章伯鈞們如魚得水。或許就是這點，讓章詒和在沒有貴族的中國社會突然感到了「貴族」的氣息。其實後來住進章詒和家先前房子的人和章詒和家住那房子是平權的，都不是貴族世襲所致，而是打土豪、分田地、奪江山、立極權，共產的結果。章詒和看到後來的居住者實在是應該心平氣和。
至於六十年代末期那些知青們眼裡，腦子裡的所謂貴族，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懂的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情操是什麼，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橫眉冷對他們的，或者說，他們意氣風發地橫掃的那些人，才藏有真正「高貴」的精神。
去一次莫斯科餐廳就以為如何，在當時有這樣的心理，現在看來是無知、可憐，而在現在去進行這樣的回憶，則是膚淺到可鄙。
莫斯科是什麼地方？是歐洲的遠端，是從農奴社會末期轉入野蠻的極權主義的國度的城市，是被西方文明，歐洲文明認定的邊緣地帶。用所謂「俄羅斯文明」來嘲笑、鞭撻絢爛多彩的，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和文明之邦、中原文化，恐怕只有在精神和知識上失衡的人才會如此。
沒有貴族，何來《最後的貴族》？
一本書，究其根本竟然完全建立在一個原本就沒有的東西的基礎上，為此，這麼說並不為過：這本書除了宣泄了一些政治情緒，講了一些故事，在更深的超越政治的世界中，留下的只是疑問，只是那個時代的分析研究的病態對象。
2011-1-1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