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國內政治氣氛出現急劇的左轉趨勢：除了中共十八大接班人習近平提出要學習毛澤東著作外，政法系統的主要領導也接連在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強調對社會嚴加管理，甚至提出警惕公民社會的要求。
公民社會：西方國家陷阱?
中央綜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文章，首次明確提出要警惕公民社會。文章指出："創新社會管理，要充分發揮我們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一定要站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高度，切實解決社會管理中與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防止誤信、誤傳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陷阱。"
分析人士注意到，這是中國政法系統人士首次將以全面否定的語氣提及公民社會。在此之前，廣東的媒體都已收到禁令，禁止在公開場合談及和討論公民社會;深圳市原計畫於今年展開公民社會的試驗，但上報中宣部後卻被否定。因此，整個廣東省今年上半年的社會管理計畫也因此而泡湯。但中國政法系統人士以如此嚴厲到底口氣全面否定公民社會，並將其與西方國家，亦即北京左派人士眼中的海外敵對勢力相聯繫，這卻還是第一次。
周本順的文章還寫道："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是過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給社會去辦，而是要確保黨委和政府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到位;不是過多強調按照人口比例發展社會組織，而是要加快群眾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改革，完善職能;不是過多強調社會組織的'第三部門'屬性，而是要加強對社會組織的規範、引導，將其納入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體系，確保其健康有序發展，真正成為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重要補充。"
他還寫道："當前，一些人對國外社會管理的認識有兩個誤區：一是"'小政府、大社'"，似乎大量的社會管理應該由社會負責。實際上，發達國家並非都是"小政府、大社會"，不少大國都是"大政府"，政府承擔著社會管理的主要任務。二是社會組織屬於'第三部門'，似乎獨立於政府的社會管理體系之外。實際上，國外絕大多數非政府組織都有政府背景，都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在我國，培育、發展社會組織，一定要制定好行為規範，事先設好"安全閥"，防止一些別有用心的社會組織繁殖起來。"
全面左轉：策略還是戰略?
這篇文章顯然是中國政法系統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提出的社會管理的一個最後註解。胡錦濤不久前提出社會管理的課題，源於中國的社會矛盾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甚至開始威脅到中共執政黨的地位。然而，到底什麼是社會管理，顯然在中國內部存在嚴重分歧：一種意見認為，所謂社會管理應著眼於社會的自我管理，亦即發揮社會自治的功能，通過社會自治來解決問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社會管理的本質是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其手段必須是嚴厲的，以防止出現任何可能產生社會騷動的苗子。
兩種觀點，看上去似乎是關於社會管理的方式之爭實際上卻涉及到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不同看法。中國發展至今，實際上已經出現"一個病人，兩種藥方"的局面，而所謂社會管理之爭則正是反映了這一點。
中國歷經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近二十年的市場經濟，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巨大的問題。這些問題究其本源，既來自市場經濟本身的發展階段，也來源於中國在這過程中未來處理好政府職能的轉型，因而未來建立一個獨立於市場經濟的政府體系，從而導致政府大量介入市場，並繼而導致官商勾結和腐敗現象。
面對這一局面，比較理性的做法是繼續深化改革，並以繼續改革，尤其是改革不適合市場經濟的政府元素來完成這一轉型。但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恰恰出現了以革命手段來解決問題的趨勢，其集中代表就是"重慶模式"。而作為"重慶模式"對立面的"廣東模式"，亦即注重市場經濟內在規律，並積極探索公民社會進程的做法，卻受到了嚴重壓制。
這一左轉的趨勢從理論上是不利於中國長期發展的。現在的問題是：這到底是北京高層在十八大前的策略之舉，還是預示著其未來的長遠戰略?若是前者，人們也許還能嘗試忍受;若是後者，那麼中國的前途就堪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