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毛主席」：血染的頂子
1929∼1931年 35∼37歲
自一九二九年初離開井岡山以後，毛澤東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完全控制了兩支軍隊：朱毛紅軍和彭德懷軍，以及閩西紅區。但他眼睛一直盯著井岡山東邊的江西紅軍和他們的根據地。
紅色江西* 領袖是頗有魅力而相對溫和的李文林，指揮著一支幾千人的隊伍。毛二月從井岡山來到他們的地盤時，他們曾熱情地接待這批「階級弟兄」。毛呢，馬上就宣布自己是他們的上級，派他的麼弟澤覃做紅色江西首府東固的黨委書記。這些都是自我委任，沒有中央的授權。江西人心裏不舒服，但沒有跟毛爭執，因為國民黨軍隊追來了，毛得轉移。
* 不包括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
留下的澤覃沒有毛似的權力慾跟爭鬥的勁頭。中央巡視員曾描述說，他幹事像害瘧疾，「高興時即努力幹，不高興即不干，有些小孩子氣，而且怕負責。」毛只得在三個月後重新派來個得力的親信作澤覃的上司。此人是毛的湖南老鄉，叫劉士奇。
劉士奇一來就把澤覃的女朋友賀怡奪走了。賀怡是賀子珍的妹妹，於是劉跟毛成了連襟。劉和毛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他自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江西共產黨人說他「沒組織(觀念)，脾氣太壞，愛罵人，態度不好」。他也像毛一樣手很長，會不擇手段地抓權，不到半年就抓到好幾個重要職務。一九三0年二月古田會議後，朱毛紅軍成了毛的工具，毛再度來到江西，要一舉吞併紅色江西。
毛宣布在一個叫陂頭的地方，召開與紅色江西的「聯席會議」，時間定在二月十日。一俟通知發出，毛就把開會時間提前到二月六日。等抵制劉士奇抓權的江西代表趕到時，會已經於九日結束了。
這就是史書上的「陂頭會議」，實質上是兩連襟唱雙簧。一唱一和的結果，「聯席會議」授權毛「統一領導」紅色江西，作總前委書記，劉土奇作紅色江西地方黨組織首腦(贛西南特委書記)。江西紅軍創始人李文林只得到一個低級地方職務：贛西南特委下屬的贛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
江西共產黨人當然不服。毛於是用恐怖手段來嚇唬他們。在陂頭，四個有名的江西領導人被打成「四大叛徒」，以「反革命」罪名槍斃。這是第一批有名有姓的被毛為了奪權而殺掉的共產黨人。從此，毛和劉士奇用殺頭來威脅不聽話的人。中央巡視員報告上海說，劉「時常有不滿的地方即亂罵，在亂罵的言詞中帶有「槍斃」的話語」造成了「黨內的赤色恐怖」。連襟們特別愛用的罪名是「反動富農」，當時正是斯大林鬥爭富農的時期。毛聲稱紅色江西「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根據是紅色江西的領導們都出身地富家庭。其實毛本人出身也是富農。
中共那時已有不少人以革命的名義報私仇。*為了權力而殺人，在中共黨內，毛似乎是始作俑者。
* 在井岡山寧岡縣，抓國民黨縣長張開陽的第一屆共產黨政府主席文根宗在就任七個月後被仇殺。
中央沒有授權毛管轄江西紅軍，把江西紅軍編為十三個軍之一，跟朱毛紅軍平行，連軍長都物色好了：蔡申熙。據江西的報告，蔡到江西後，毛「用手段打擊蔡申熙同志」，不准蔡就職，而是派一個聽他話的人任軍長，連襟劉士奇當政委。江西跟上海之間沒有電訊聯繫，全靠巡視員、匯報人在幾百公里的長途上，憑兩條腿傳書帶信。毛竭力封鎖與上海的聯繫，很可能還跟劉士奇謀殺了反對他們抓權的巡視員江漢波，後來冒用江的名字寫了一份支持抓權的報告給上海。
毛對付中央的另一個辦法是不再積極給上海寫報告。他打算先奪權，再迫中央承認既成事實。中央不斷給他寫信，催他去上海參加全國蘇維埃大會，他置之不理。這時一條消息在報上廣為傳播，說毛病死了。上海跟莫斯科久不聞毛的音信，真以為毛死了。三月二十日，共產國際的雜誌發表了一篇鑲著黑框的訃告：「中國消息：毛澤東……紅軍的創始人，在長期肺病後逝世於福建前線。」
但不到兩個星期，中央就發現毛原來還活著，活得很帶勁，而且抓了江西紅軍的權。中央急了，四月三日發通知給全國紅軍，措辭嚴峻地命令他們不要服從任何人，只服從中央：「各地已組織的正式紅軍，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於中央軍委。」通知特別不點名地批評毛擅自編管江西紅軍。
紅色江西人有了中央指示，五月份就反了，有的地區的幹部甚至鼓勵農民起來反對毛跟劉士奇的統治。毛來了以後，把江西共產黨人的注重生產譴責為「建設主義」不斷逼迫農民開大會，嚴重影響生產，農民不勝其擾。劉士奇實行嚴酷的高壓控制，他的命令包括要老百姓「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一區又一區農民起來反抗。劉士奇宣布反抗是由所謂AB團領導的。AB是「反布爾什維克」(Anti-Boksgevuik)的英文縮寫，過去江西有過這麼一個反共組織，現在早巳沒有活動了。劉上奇借用AB加罪於反對他的紅色江西人，一個月不到，幾千「地主富農」、「AB團」就死在他的屠刀下。
八月初，毛澤東帶著部隊北上長沙去吞併彭德懷了。江西共產黨人抓住這個機會，在老領導李文林的主持下召開代表大會，把劉士奇選掉了。
開會時群情激憤，人們不斷站起來指斥劉，矛頭同時指向毛。據劉士奇後來自己給中央的報告，人們針對他和毛說：「我們黨內危險，負責人好當官，會變成軍閥」說他們倆「不許別人發言，任意加入機會主義的名詞」，「槍斃」了太多人，「逼成了黨內濃厚的赤色恐怖」。大會作出決議，要求中央開除劉士奇。但這些紅色江西人不像毛、劉那麼心狠手辣，他們沒殺劉，讓劉去了上海。中央把劉派到另一塊紅色根據地鄂豫皖。在那裡他遇上了一樣嗜權姦殺的張國燾，他也就做了刀下鬼。他走後，妻子賀怡跟毛澤覃結了婚。
劉士奇既被解職，毛澤東便失去了掌握紅色江西的手。二打長沙後，他打馬回頭，要重新控制江西。他也是回來報仇的。十月十四日，他在歸途中給上海寫信說，江西共產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為AB團富農所充塞」，「非來一番徹底改進，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
就是在這時，毛得知莫斯科內定他為即將成立的紅色政權首腦。既然莫斯科寵他，他不妨殺掉那些反對過他的人，製造大恐怖，使將來沒人再敢反對他。
十一月下旬，毛從紅軍開刀。他把部隊集中到紅色江西的中心，以便沒人能逃。他宣布彭德懷軍裡發現了AB團組織，首領叫甘隸臣，罪名是「煽動官兵脫離前委領導」，也就是說，企圖擺脫毛的兼併。逮捕和處決就此開端。
朱毛紅軍裡，毛也有不少的帳要算。一年多以前，這支紅軍曾把他選下了臺。一個名叫劉敵的軍官給上海寫信說：「我對毛素來是不太信仰的……中央八月一日來信宣布，中國臨時政府的主席是向忠發同志，而毛總是用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出佈告，尤其是打開吉安以後，會到各軍素識的各級幹部，都感覺得非常不安，帶著灰心的樣子，覺得在共產黨裡面做工作還要學會溜勾子，真划不來。那時我也同情，感覺得黨的布爾什維克精神一天一天的削弱……創毛知道人們厭惡他，自己在一九三0年十二月二十日給上海的「答辯」信中，承認人們說他是「陰謀家」 ，喜歡用政治手段「拉一個打一個」」，「陷害同志」。
毛打AB團，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被不少人認為「素來卑鄙齷齪」。一個巡視員寫道：「李在一縱大部分人不滿意他，因李只於未出發前的訓話非常的勇敢，作戰則畏懼怕死」。
在李韶九具體主持下，「首先是總政治部，接著就在各軍、各師開始了。」朱毛紅軍的蕭克將軍回憶道：「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裡有AB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他[們]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朱毛紅軍「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
毛給上海的信中自己說，一個月的工夫，在他管轄下的整個「紅軍中破獲AB團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數被殺，所有的部受到嚴刑拷打。毛說刑訊是天經地義，受刑不過亂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實的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一旦把紅軍中曾經反對他的人殺得差不多了，毛就著手對付江西共產黨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給了李一張單子，單子上都是那些夏天開會把劉士奇選下臺的人。毛說那個會是「反對毛澤東」的「AB團取消派的會議」。他下令「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扑滅」。他下令：「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和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在十二月七日到富田，當晚便抓人用刑。一種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籤從手指頭與指甲蓋之間的縫裡打下去，一錘錘鑽心的痛。另一種刑法，用香火燒，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還為江西領導人的妻子備有專門的刑法。據受害者事後的控訴，他「將女子衣服褲子脫下無片紗，用地雷公打手，線香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暴行激發了一場兵變--第一場直接地公開地反對毛澤東的兵變。領導人是劉敵，並不是江西人，而是毛的湖南老鄉。毛曾派他去江西紅軍中作軍官，想用他協助掌握江西紅軍。李韶九一到富田就把他找來，先對他說有人咬他是AB團，嚇唬他，然後跟他說只要他合作就沒事兒，還能陞官。
在兵變後給中央的報告中，劉敵寫出是什麼促使他揮戈而起。他看見李韶九的屋裡「酒肉火腿擺著桌上，大喝大吃」，而腳邊是受刑的同志。他聽見李韶九「非常起勁高興」地講他怎樣刑訊，周圍的人又怎樣恭維他。「尤其是李韶九說不是AB團問題，全是政治問題，更使我懷疑而肯定這裡面一定有鬼」，「一定是毛澤東弄鬼派走狗李韶九來屠殺江西黨的幹部」。
劉敵決心拯救他的同志。他先假裝順從，對李韶九說：「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現在幸喜你老人家來了，我只有盡量的接受政治教育，承認錯誤，我相信毛澤東同志總不是AB團，你老人家總不是AB團，軍長總不是AB團，我總為你們三位是追是隨」。這樣一來，李「便安慰我不要恐慌，因為他們又要審人了，要我到小屋子裡去坐，門口一條[原文不清]守著，聽到李韶九審政治部政務科長尚子龍同志，被地雷公打得聽天喊地，我便在屋子裡鋪上睡著打主意。
第二天一早，劉敵繼續裝作討好李韶九：「用足踢李一下子，眼睛睬他一下子，李又隨我出另到一間房子，那時我又橫豎是不要臉，同他大排談一番，專門講小話，這樣一來他相信了我。」李韶九要他「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將你這團的AB團馬上肅清」，告訴他AB團就是那些毛「調不動」、「靠不住」的部隊。
劉敵回到部隊，同志們「都非常稀奇，同時喜歡」，「那時黨內一般幹部都感覺得同志之生命毫無保障，非常恐怖」。他講了他的所見所聞，大家都願意隨他行動。十二日，劉敵集合起部隊，直奔富田，「救出一大批被陷同志」。他沒有想要加害毛的走卒，李韶九跟其他人都安然逃走。(後來，李死在復仇者手上。)
當晚富田出現了「打倒毛澤東」的大標語。第二天上午在富田廣場召開了反毛的士兵大會。下午，江西黨組織離城退到六十公里外的贛江以東。他們散發通告，這樣描述毛：「毛澤東為人誰都曉得，是極其姦猾，個人意識非常濃厚，英雄思想充滿了腦筋，對同志素來是命令主義恐嚇手段，懲辦制度，對黨一切問題素來是少有會議討論解決，無論在某一問題只要他發表意見，便誰都要贊成，否則他即藉組織來對付及擬造新的謬誤理論來為難。」「毛還經常慣用政治手段來打擊同志」，把黨組織作為個人系統，做他個人工具利用。總之，毛澤東他平日的一切言論行動工作的表現，已經不僅不是一個革命領袖，而且不是一個無產階級戰鬥者——布爾什維克黨員。」通告稱毛想做「黨皇帝」。
在場的中央巡視員不准公開抨擊毛，說毛「與國際革命都有影響」。江西共產黨人服從了命令，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中央。他們派刑訊受害者去上海匯報，給中央看他們的遍體鱗傷，說毛「陰謀屠殺江西黨的幹部，破壞江西黨的組織」，說「毛澤東素來是反對中央的。中央屢次對前委工作指示，他屢次以個人拿些無謂的實際問題來駁批，故意不執行，中央來的通告少翻印傳達下級去，中央派來的同志不理，並故意為難。……中央曾屢次來信調動毛澤東工作，然而他終置之不理」。
但是，從蘇聯回國後主事的周恩來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完全給毛澤東撐腰--哪怕他親眼看到忠誠黨員的刑傷，還對「波蘭毛子」瑞爾斯基說：「逮捕刑訊我黨黨員的事確實是事實。」在斯大林主義的世界裡，整人的人總是佔上風，莫斯科要的是最狠、最下得了手的人，非這種人不能成事。江西共產黨人雖然忠於黨，但是可以被犧牲掉。中央叫他們「毫無抵抗的執行」毛的命令，否則就要「無情的與他作武裝鬥爭」，也就是說被消滅。莫斯科下結論說，毛「根本上是正確的」。
對毛來說，這又是一個里程碑。莫斯科支持他屠殺對黨忠心耿耿、沒有給黨造成任何危害的共產黨人。
莫斯科還下令把江西共產黨人的申訴轉交給毛，示意毛可以隨意處置。在那些血淚凝成的信件頂上，是幾個瘦骨嶙嶙的大字：「譯後退還交毛」。意思是，翻譯成俄文呈莫斯科後，交給毛。這是康生的筆跡，筆跡好像反映出他那小鬍子和金絲眼鏡組成的瘦削面龐。康生是中國藝術、特別是春宮藝術的監賞家，對怎樣用肉體和精神刑法折磨人，也有勝人一籌的見地。他時任中共組織部部長，跟毛沒什麼個人關係，只是仰承莫斯科的鼻息。未來，他將成為毛迫害幹部的左右手，並因此臭名昭彰。眼下，他大筆一揮，那一行冷漠的字便置無數人於死地。
毛審訊、處決了劉敵和其他仗義救人的官兵。行刑前，他們被押著在紅區巡迴示眾。行刑時，基層幹部一律組織觀看。
紅色江西捲起殺人的狂潮。據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份秘密報告，當時「一切工作停頓起來，用全力去打AB團」。「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審訊時，「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捅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說，刑法計有一百二十種之多。」有一種想像豐富的刑法叫叫山人彈琴」，用鐵絲從睪丸穿過，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後用手撥拉，像彈琴一樣。殺人的辦法也多種多樣，「剖腹剜心」是常見的。
數萬人就這樣死去，僅紅軍就有一萬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轄下紅軍的四分之一。這是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清洗，遠遠早於斯大林的大清洗。這場屠殺今天還被重重遮掩，毛的直接責任與動機，他的殘忍，更是禁區。
不僅是江西，紅色閩西也籠罩在血雨腥風中。一九三0年七月，那裡的共產黨人像江西一樣，趁毛率朱毛紅軍北上長沙時，起來把毛控制他們的人選下了臺。如今，成千上萬的人被害，僅八十年代官方平反的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千三百五十二人。有一個縣，鏽跡斑斑的鐵絲穿過即將被殺的人的睪丸，牽成一串遊街示眾。恐懼、失望、厭憎，使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在被派去香港買藥時逃亡。他只是眾多共產黨高級幹部中叛逃的人之一，另一個是彭德懷視為親兒子的郭炳生。
富田事變發生時，江西共產黨人曾向朱德、彭德懷尋求支持。「同志們」他們痛苦地呼籲：「黨內永遠永遠就這樣暗無天日嗎？」朱、彭並不是不反感毛。朱德在事變後的一天晚上，喝了很多酒，向重逢的老戰友龔楚吐露心曲，說他們的好多朋友都被害了，「這個幕後主使人，你是會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澤東--原注)……殺AB團引起的富田事變，也完全是老毛一個人所弄出來的。許多同志全給自家人殺害了！」
但朱、彭沒有支持江西共產黨人。毛的背後站著中央，站著莫斯科，跟江西共產黨人聯合就意味著自絕於黨。毛也已做好準備，隨時可以讓朱、彭做刀下鬼。朱德的總司令部就大肅AB團，五個副官殺了三個。毛隨便可以叫某個受刑的人咬朱德。至於彭德懷，連蘇軍情報局都風聞傳言，「彭可能跟AB團有關係。」
毛不僅要挾朱、彭，他還讓他們手上也沾染戰友的鮮血。判處劉敵死刑的「審判官」裡就有朱德。
朱、彭沒有起來反對毛還有另一層原因。一九三0年十二月富田事變時，打敗了國民黨內對手的蔣介石，正要對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朱，彭關心紅軍的命運，擔心同毛對著干可能毀掉紅軍。而毛，在這次跟後來的圍剿中，都沒有停止過打AB團。在戰爭的間隙中，毛打得更凶狠，到了黨內報告稱為「無以復加」的地步。剛剛在戰場上跟國民黨軍隊作戰的人，有的一下戰場就被毛的劊子手處死。
毛的鐵石心腸使他發明瞭一個抵抗蔣介石的有效戰略：「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毛的理由是國民黨軍隊不熟悉地形，因為交通不便，得依賴當地給養，中共可以通過控制老百姓使國民黨軍隊斷水斷糧。毛命令所有老百姓「堅壁清野」將糧食炊具藏起來，用大石頭把井填死，然後藏身到山裡去，讓國民黨軍隊沒有糧食、水源、勞工和嚮導。這個戰略給紅區老百姓帶來極大困苦，把他們的家鄉變成戰場。
毛的策略不得人心，但它行之有效。一名國民黨指揮官後來說他的部隊經過的地方「看不見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沒有糧食，沒有鍋碗瓢杓……軍事情報一點也得不到」。蔣介石也在日記裡寫道：「剿匪之難甚於大戰，蓋彼利用地形之熟識與脅從之民眾，避實擊虛，隨所欲為。」
然而對紅軍打勝仗起關鍵作用的，還不是毛的無情戰略，而是蘇聯人的幫助。第一次圍剿剛開始，莫斯科就建立了軍事顧問組，在蘇聯制定戰略戰術。在上海另設軍事委員會，由蘇聯人跟其他國籍的人，特別是德國人組成。蘇軍情報局派頭等情報人員、俄德混血兒左爾格(Richard Sorge)來上海，接管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員的諜報網，任務是向紅軍提供情報。左爾格的助手之一是毛未來的親家張文秋，他們之間的介紹人是共產國際的間諜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左爾格後來揚名世界，因為他準確地向斯大林提供了日本在德國侵蘇後，不會在遠東乘機進攻的情報。他死在日本人的絞刑架下。
左爾格在中國的主要功勞，是打入了蔣介石南昌行營的德國顧問團。一名叫斯多茲勒(Erich Stolzner)的顧問的太太滿腹牢騷，左爾格就利用她偷出了國民黨的密碼，包括行營與作戰部隊聯繫的密碼。中共本身在國民黨情報部門也有傑出的間諜，為毛的成功作出了貢獻，錢壯飛就是其中一位。
這層層情報網使毛準確地獲知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一九三0年十二月三十日，毛用四萬軍民設下了埋伏圈，專等九千國民黨軍隊入套。毛在前一天就得知哪支部隊要來、什麼時候來。拂曉，他在遠處的山上等待，心裏尋著詩意。晨霧未散，滿山都還隱隱約約，「霧滿龍崗千嶂暗」。太陽升起來了，「萬木霜天紅爛漫」，遍野楓樹，像血一樣地紅。埋伏戰也在這血樣的山上打響。到下午結束，國民黨軍隊大部分投降，指揮官張輝瓚做了俘虜。毛召開群眾大會，會上拿張輝瓚示眾，口號包括：「殺張輝瓚的頭！吃張輝瓚的肉！」張輝瓚的頭真的被割了下來，釘在一塊門板上，放進江裡，順江流到國民黨的行營南昌，一面小白旗宣告這是給他上司的禮物。
這場埋伏戰的勝利使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以失敗告終。毛的聲望大增。人們只知道毛的「誘敵深入」，但光是「誘敵深入」是趕不走進攻之敵的。打勝仗靠埋伏戰，而埋伏戰成功的關鍵是準確的情報。蘇聯人在反圍剿中起的決定性作用鮮為人知。當時毛和他們的關係到什麼程度呢？毛甚至要求莫斯科給他毒瓦斯！
一九三一年四月，國民黨軍隊捲土重來，進行第二次圍剿。毛使用同樣的「誘敵深入」戰略，加上同樣的蘇聯情報和援助，又勝了。但七月初，蔣介石親自率領三十萬大軍前來進行第三次圍剿，毛就沒那麼幸運了。蔣軍是毛的十倍，蔣又改變了戰術，使紅軍無法打依賴情報的埋伏戰。紅軍被逼得一退再退，兩個月後，紅區只剩下幾十平方公里。就在這個關頭，毛得救了：蔣介石突然停止了窮追猛打 -- 「九一八」事變爆發。
一九三一年，日本不斷在它早已覬覦的中國東北製造事端。蔣介石的政策是：「攘外應先安內」，先掃平紅軍，再對付日本。九月十八日，蔣從首都南京登艦去南昌行營，要給毛日益縮小的根據地致命一擊，但就在那天晚上十點鐘，日本入侵東北。東北的長官張學良，人稱「少帥」沒有抵抗。六十多年後，他告訴我們為什麼不抵抗：「我們沒法打勝。日本出一師人，我們就完蛋了。我們軍隊的能力也沒人家的強，我們軍隊的一切都不如，哪裡能打勝？只能說是游擊戰，混戰。我們可以出這種野蠻的行動，這種可以，要說真正的，一個對一個打，那是沒法打。中國軍隊的素質，那跟日本是沒法子比，日本的軍隊我佩服得很。日本軍隊實在是好。」「《大公報》的一個記者叫王芸生，他說了一句話，我很佩服他。他說在任何人也出不了第二個政策，也只能是這個政策。」
九月十九日，蔣介石到達南昌時，日本已經佔領了東北的首府瀋陽和其他主要城市。他只得匆匆於二十日折返南京，處理危機。他沒有向日本宣戰，原因跟張學良差不多：打，不啻以卵擊石。日本也沒有向中國宣戰，它沒有足夠兵力把中國全部吞掉，於是採取「蠶食」政策。蔣的策略是利用中國遼闊的疆土，眾多的人口以及不易侵佔的山川與日本週旋，爭取時間。蔣尋求國際聯盟的干預，同時盡快使軍隊現代化，希望在有可能獲勝的情況下同日本作戰。
蔣提出「團結國內，共赴國難」的政策。二十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我國內果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也。」二十一日，南京作出決定：「剿共計畫，悉予停緩。」號召全國搞「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對外」。但是中共一口回絕。九月三十日中共發表聲明說，任何外面傳的朱、毛願意一致對外的說法都是「可笑到萬分的謠言」稱蔣是「最不能調和的死敵」。中共的口號是：「打倒國民黨！」而對日本僅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黨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擁護蘇聯」--這個提法的原因在於莫斯科認為日本侵犯東北是進攻蘇聯的前奏。
歷史後來被改寫，把中共表現得比蔣介石更積極抗戰，稱「統一戰線」、「一致對外」是中共的要求，為蔣介石所拒絕。這不是事實。
正是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在紅軍岌岌可危之際，停止了第三次圍剿，調走了軍隊。中共於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擴張，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於十一月七日，俄國「十月革命」十四週年紀念日正式成立。雖然沒有任何國家承認這個「共和國」，連它的孕育人蘇聯也不承認，但這畢竟是全世界除蘇聯和蒙古以外的唯一共產黨「國家」。
這個國中之國由幾塊散落在中國腹心地帶的紅色區域組成，包括中央蘇區、鄂豫皖、湘鄂西等，鼎盛時面積達十五、六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來萬。國中之國成立時，最大的紅區是贛南、閩西組成的中央蘇區，有五萬平方公里，三百五十多萬人口，瑞金為首都。
莫斯科指定毛澤東為這個國中之國的首腦，相當於「總統」，按蘇聯規矩給他戴上一頂非中國習慣的頭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同時又是「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些職務宣布的當晚，一個親信來看毛。此人曾被毛派去監督拷問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因為他深知毛的意圖，而毛又最恨李文林。拷問後他總是向毛匯報。這晚他是來向毛道喜的，一進門他就喊：「毛主席！」毛說：「你改口真快，是第一個。」就是從這個人的嘴裡，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語匯中一個盡人皆知的詞：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