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說，被稱為中國「長城防火牆」(GFW) 之父的國家工程院院士，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近日在武漢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時，被憤怒的同學們「賜予」了扔雞蛋和拖鞋的「禮遇」。對此，有武漢大學校友在其博客中寫道，不管那位同學是不是武大學生，作為武大學子的我，還是為在母校發生的這次「壯舉」感到十分驕傲與自豪。同時，也促請那些此前在網路上曾為此舉貼出懸賞的網友們，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裡說起。
儘管如此，據我所知，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為方校長的這次遭遇打抱不平，認為方不過是一介技術人員，只是在忠實執行上級下達的命令而已，因此，針對其個人採取的這種行動未免過於偏激。
中選網上作者杜次郎的博客文章說，其實，這種論調並不僅僅被拿來為方校長辯護，針對近來某些事件中的無論是城管也好，法官也罷，也總是有人以所謂「身不由己」為理由，替這些人開脫。客觀地講，這種觀點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畢竟，作為一個可惡制度的體制中人，如果不能按照體制的要求去作惡的話，那就意味著其永遠都沒有出頭之日，永遠都只能在體制的邊緣徘徊，甚至說不定哪天就會因為堅持原則，而被這個體制淘汰出局。如此看來，他們的確有著種種「身不由己」的理由，但問題是，僅僅因為這些所謂「身不由己」的原因，一個有良知的個人難道就應該無條件服從於這個邪惡的制度，進而為其助紂為虐嗎？！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那個「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作為德國納粹黨的高級官員，艾希曼曾經是慘絕人寰的猶太大屠殺中「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可以說，其手上沾滿了數千萬猶太人的鮮血。但他本人卻並不是一名喪心病狂者，就是在履行其「劊子手」的職責時，他的心中也曾經有過那麼幾分鐘的傍徨。但最後，在所謂 「身不由己」的情況下，或者說，在「責任心」的驅使下，他還是將無數的猶太人送進了集中營，繼而又送進了毒氣室。面對這樣一個僅僅只是「忠於自己責任」的犯人，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決呢？當然，歷史對此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最嚴厲的判決 ----- 絞刑。
同樣的例子，也發生在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一位曾經的東德士兵，被指控槍殺一名企圖翻越柏林牆的無辜平民。當那名士兵以這是「長官的命令」為自己辯護時，那位法官卻說出了一段至今都值得我們深思的話，那就是：你雖然被命令向平民開槍，但卻沒有被命令必須殺死他，你當時完全擁有「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義務。的確，在良知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將槍口抬高一厘米」的自由和義務。再回到我們的問題，現在看來，那些所謂「身不由己」者並非真的「身不由己」，儘管體制是罪惡的，但這也並不能成為你協助作惡的藉口。
杜次郎的文章又說，就算方校長的確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也許他的內心深處也曾有過對這種行為的懷疑，但只要你做了，就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道理很簡單，上級領導們並沒有讓人拿槍指著你的腦袋，逼迫著你去開發什麼「長城防火牆」，作為一名高級工程師，即使不接這項工程的話，也完全可以在體制內或體制外生活得很好，但是，你卻在強權和良知面前，還是選擇了強權，拋棄了良知。所以，這絕不是一句什麼「身不由己」就能為自己開脫的。
與此同時，那些為這類體制內作惡者辯解的人，不知你們有沒有想過，其實他們並非真的無從選擇，比如說，當今已經被公認為是全民公敵的那些城管之流。難道說，這個可惡的體制真有逼著他們去為非作歹的力量嗎？難道真有人拿槍頂著他們的腦門，去逼迫其對小販們大打出手嗎？難道他們的生活境況已經到了不當城管就活不下去的地步了嗎？其實，身處一個專制的國度裡，幾乎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地面臨這樣的選擇，總會有那麼幾次，人們被迫在堅守良知和為這個體制充當打手之間作出抉擇。要知道，堅守良知很難，屈服於強權和種種誘惑卻很容易，但良知和正義並不是虛無縹緲的，也許說不定哪天你就要接受應有的「審判」了。這種「審判」，可能是未來某一天被送上法庭，也可能就是眼下的飛鞋和雞蛋。
文章最後強調說，在我們這個積極參與公眾事務的風險和成本都相當高的國度，人們無法要求每個人都能夠為公眾利益挺身而出，但我還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守住作為一個「人」的底線。改變自己，或者說，別讓這個專制制度改變你，固然並不代表就能改變這個國家，但就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話，國家的未來也就無從談起了。不要讓自己墮落成為新時代的「艾希曼」！這就是本文的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