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最高時佔國家財政支出的6%—7%」。
4月2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綜述了中國1950-2009年對外援助的情況，這也是國新辦首次就中國對外援助發表白皮書，此前，中國官方從未就此發布過正式報告。
白皮書指出，截至2009年底，中國累計對外提供援助金額超過2500億元人民幣，其中無償援助1062億元，無息貸款765.4億元，優惠貸款735.5億元。
「要求中國提供」、「請求中國援助」
早在1948年，越共主席胡志明就派特使李碧山、阮德瑞到中國，並帶來了他寫給周恩來的親筆求援信。這封信以親友間做生意的暗語請求中國援南抗法：「敝店年來生意頗好，茲欲爭取時機，打勝對方，謹派親信夥計兩人趕緊求你們幫助。」
1950年1月18日，中國第一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並與之建交。當月底，胡志明親自到北京向中國求援，儘管中國自己百廢待興，但仍「對他們的要求均給以滿意的答覆」。這是中國最早的對外援助之一，從此中國對外援助的興頭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的對外援助，也是中國支持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爭娶維護民族獨立鬥爭的重要方式；援助對象的選擇，往往出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
上世紀50年代，中國援助得最多的國家是朝鮮和越南。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提出：「我們正處在青黃不接期間，如無援米必告斷炊。因此，懇切要求你們再幫助我們1500噸至2000噸大米，以渡過此難關。」儘管自身捉襟見肘，中方仍慷慨解囊。
前越南駐華大使黃文歡在回憶錄中曾經寫道：「在1950-1954年的抗法時期，中國是向越南提供軍事援助的唯一國家」。自1950年~1954年，中國共向越南提供了價值1.6億元的物資援助。在越南內戰結束後，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有增無減，除了海量的物資和巨額的無償現匯援助，還送去了香菸、粉條、中成藥、葡萄乾和酒等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稀罕物資。
朝鮮是中國另一個主要援助對象。毛澤東曾說，「我們是徹底地認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們有，朝鮮前線要什麼就給什麼」。為了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中國從人力、物力和財力對朝鮮給予了巨大、無償的援助。僅東北地區就出動民工60餘萬人，承擔運送傷員和彈藥、物資等任務。
實際上，接受中國援助的國家不僅限於朝鮮和越南。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一些駐外大使館來電及外交部上送報告中，「要求中國提供」、「請求中國援助」、「請求我給予」、「要求我援建」是十分常見的字句。
根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1976年以前，中國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過經濟援助，而援助的內容涉及現匯、技術、物資、工程，乃至勞動力等諸多項目。
對「第三世界兄弟」有求必應
「國際主義」是中國對外援助的另一面旗幟。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鬥爭，這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
在這一思想的主導下，中國對「第三世界兄弟」的援助幾乎有求必應。即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也有增無減，大批中國糧食源源不斷地援助友好國家。
據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記載：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從1950年∼1964年底，中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這些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1964年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在「文革」期間，國際主義更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中國的對外援助也達到新高，坦讚鐵路便是這一原則指導下的產物。
這條全長約1800公里的鐵路，從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坦讚政府曾向西方和蘇聯提出過援建要求，遭到拒絕後轉而向中國求助。1967年，讚比亞總統卡翁達訪華拉贊助，儘管當時有官員認為近20億元的投資遠超中國國力，但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中國毫不猶豫地同意援建這一鐵路。
在卡翁達盛讚毛澤東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後，毛澤東現場拍板：「這條鐵路不過投資一億英鎊，沒什麼了不起」。1970年，坦讚鐵路開始動工，在坦讚鐵路修建的近6年中，中國先後派出專家和技術人員5萬多名。因為設備落後，大部分時候必須以「人海戰術」取勝，施工高峰時，工人達兩三萬。在修建過程中，有65名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曾幾次主張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援助。1970年，毛澤東會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把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來的2億元增加到5億元。同年6月，外交部就紅十字會向匈牙利遭水災地區居民捐款15萬元人民幣一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批示：「似太少，可贈50萬元」。
到1973年，中國對外援助數額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最高時佔國家財政支出的6%∼7%」。
「躺在中國身上過日子」
然而，遠超中國實力的援助漸漸難以為繼。
周恩來的衛士喬金旺回憶，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旬加每次來訪，主要是伸手，給少了還不行。
時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飈後來在回憶錄中也寫道，從1954年以來，中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在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還不到100元。
與此同時，受援國對中國援助的物資卻肆意揮霍。耿飈發現，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到處用來修建烈士紀念碑，阿爾巴尼亞2。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修建了1萬多個，平均每兩公里就有一個。
但阿方領導人認為，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阿總理謝胡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謝胡陪同李先念訪問阿中南部費裡區時，在長達6個小時的往返途中，謝胡所談的內容全是要東西。阿爾巴尼亞向中國提出援建電視臺時說，計畫在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中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要說農村了。
這種對受援國有求必應的做法遭到了一些幹部的質疑。1962年，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聯部部長的王稼祥，聯合一些部領導聯名給中央寫信，提議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應該「實事求是，量力而行」，他在建議中指出：「在我們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的條件下？？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不要滿打滿算」。
面對更多地區和組織隨意的張口伸手，周恩來也曾發話：「經過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對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瞭解對方情況的人員提出的援助要求，我們基本婉拒。」
但在「文革」中，王稼祥因此被加上「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三和一少」的罪名，受到嚴厲批判。
踩了一腳急剎車
「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報告》，指出「建議今後如無特殊情況，援外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不超過4%為宜。」此時，中國對外援助才踩了一腳急剎車。
中國援助的兩個最大受益國—— 越南和阿爾巴尼亞與中國反目為仇，中國於1978年7月撤回在這兩個國家所有援助專家。此時，中國國內開始認真考慮如何進行援助的問題。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過去「對阿爾巴尼亞、越南給得太多了」。他指出，在援助問題上，「具體辦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國得到益處。」
1980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認真做好援外工作的幾點意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過去對外援助的種種弊端：「對外提供援助沒有堅持量力而行的方針，特別是對一些重點國家承擔的任務過重，不注意經濟規律，浪費比較嚴重。」
商務部數據顯示，自1995年開始對外提供優惠貸款以來，截至2009年底，中國共向76個國家提供了優惠貸款，支持項目325個，其中建成142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