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長征前夕：毛澤東差點被扔掉
1933∼1934年 39∼40歲
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調動五十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那年五月，蔣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默認日本人佔領華北大片土地，他得以騰出手來對付紅軍。
這時蔣已在蘇區外圍修了公路，集結大軍，調運糧草。他的軍隊圍住蘇區，逐步推進，一次推進幾公里，然後停下來修筑碉堡，筑成後再推進。碉堡與碉堡之間機關鎗構成封鎖火力網。如彭德懷所說：蔣「使我中央蘇區逐步縮小，即所謂竭澤而漁」。
紅軍人數大大少於蔣，武器裝備也處於劣勢。蔣介石聘請了德國顧問團訓練軍隊，特別採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整德軍的馮•賽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的建議。面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共和莫斯科都決心保衛瑞金。既然蔣有德國人幫助，莫斯科加強了對中共的德國顧問力量。派駐上海的是軍事專家斯坦恩(Manfred Stern)，此人後來在西班牙內戰時以克虜伯將軍(General Kleber)的名字著稱世界。李德這時被派往瑞金，作中共的現場指揮。
中共在一大塊稻田中給李德修了一所獨立的房子，要他沒事別出房門。他是個「洋鬼子」，招人注意，當時國民黨正在宣傳中共受蘇聯的指揮。中共領導人給李德提供了一位太太。女方條件是「身體健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應付外國人的性慾。朱德夫人康克清說：「當時女同志都不願意嫁給一個不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後來找到個「大個子，長得不錯」的前童養媳。「當組織上動員她給李德做老婆時，她起先表示堅決不干。過了幾天，通知她說：「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領導幹部，給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組織已決定你同他結婚。」她勉強服從了這個「組織決定」。婚後，兩人關係一直不好。
在這第二次包辦婚姻中，前童養媳生了個男孩。孩子的膚色黑黑的，更接近中國人而不像白種人。毛澤東開玩笑說：「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越的理論了。」
跟李德最要好的是中共第一號人物博古。他們曾在上海一塊兒工作，現在一塊兒講俄文，放鬆時跟翻譯打牌、騎馬。管軍事的第二號人物周恩來也跟他來往頻繁。毛不會說俄文，很少見李德，見面時，李德注意到，他總是「保持著莊嚴的矜持」。莫斯科使者跟博古、周恩來要好，對毛顯然不利。
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進逼已經六個月。無論莫斯科的顧問還是中共領導都沒有辦法對付蔣的碉堡政策和佔絕對優勢的兵力。大家心裏部明白，根據地的日子已屈指可數。三月二十五日，莫斯科來電說瑞金的前景很不妙，要中共準備撤離。一接到這個電報，博古首先想到的是「扔掉」毛澤東。二十七日，上海電告莫斯科：「瑞金來電說毛長期生病，要求將他送往莫斯科。」毛並沒有生病，只是博古等人怕毛在危難之時搗亂，眼下最需要的是團結。
莫斯科四月九日回電「反對毛來」，理由是旅途須經過白區，不安全，「他一定得在蘇區治病，不管花多大代價都行。只是在當地實在沒辦法治而有死亡危險的情況下，我們才同意他來莫斯科。」
毛也無意被打發掉，「我的身體很好，哪兒也不去，」他說。但博古又想出個萬無一失的法子：把毛留下來扛中央蘇區這面大旗。毛身為政府主席，留在蘇區等於向外界宣布紅色政權依然存在，這是莫斯科無法反對的。
中共高層誰也不願意留下。留下很可能是死路一條，不是戰死就是被國民黨抓去槍斃。毛的麼弟澤覃、毛帶去參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以及中共前頭號人物瞿秋白，都這樣死去。留下而又活下來的人不少充滿怨氣，陳毅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留下守攤子的第二號人物，原因是大腿上受了傷沒法走。他曾躺在擔架上去見朱德，請求被帶上，但沒有用。二十多年後他還憤憤不平地說，當時「大家都認為靠著軍隊不危險，不願留下」，「而對我則說得漂亮，說：「你是高級幹部，本來應該把你抬走，因為你在江西搞了十幾年，有影響，有名望，又懂軍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無法向群眾交代。」」
說漂亮話的是周恩來，陳毅顯然對這套冠冕堂皇的話嗤之以鼻。
毛澤東知道，留下來即使不丟性命，政治上也等於宣判死刑，因為他將遠離中央與紅軍。隨後半年時間裏，毛全力以赴不讓博古等人把他丟下。
毛的主要辦法是守候在撤離的出口。當時首先考慮的突破口是蘇區南線。毛立刻來到南線司令部會昌。
南線領導人都看出突然光臨的毛在他們那裡沒什麼公幹，他滿清閑的，早上去爬山，還寫了首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他愛拐到當地部隊辦公室兼住房去，躺在床上跟人聊天，甚至親自給下面部隊修改文件，「有時修改一個花上一、二個小時的時間」。
到了七月，來也突然的毛去也突然，回到瑞金。突破點改變了，不再是南線，而是西邊。一支八千人的隊伍由那個方向離開紅區去探路。毛帶上二十多個隨從(秘書、醫護、廚師、馬弁，一班警衛)去了瑞金西邊的鄂都。毛的落腳點是當地指揮部，距撤離起點鄂都河渡口一箭之遙，只需過街穿越一個宋代的城洞。毛在這個渡河口住了下去，一直住到跟大隊人馬走。
離開瑞金來郵都前，毛要大弟澤民把他的寶藏，那批兩年前從漳州運回來藏在山洞裡的金銀財寶，全部交給博古。私藏繳獲品，直到最後一分鐘，是不小的過失。這不僅完全違背他自己制定的「三大紀律」之一的，一切繳獲要歸公」還表現出毛頭腦裡曾經轉過跟黨跟莫斯科分手的念頭。但毛別無選擇。國民黨軍隊打來了，金銀財寶埋在山洞裡沒用了，還不如拿出來「買」張「離境票」。此時的中共非常缺錢，一再向莫斯科求援。毛送上一大批財富，可算是雪中送炭。毛又向博古許諾說，帶上他走他一定不會搗亂。博古終於同意了。當然博古不同意也不行，毛就「賴在離境口。」
被認為「政治上動搖，在黨內老是犯錯誤」的中央蘇區副主席項英被指定留守。項是中共領導中唯一出身工人階級的人，他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個誰也不願幹的事。但他對中央帶著毛走非常擔憂。項英瞭解毛。他一九三一年到蘇區時正碰上毛大殺AB團，當時就說毛這樣做是為了私人權力，他盡力刀下救人。毛因此痛恨項英，曾指使受刑人咬項英是AB團。據周恩來後來對共產國際說：「被捕的人口供說項英屬於AB。」蘇聯當時的駐華大使潘友新(Aleksandr Panyushkin)記載道：毛「想搞掉項英，因此指他是AB。只是由於政治局的干預毛才沒能幹掉項英」。一九三二年寧都會議時，項英是最堅決要把毛趕出紅軍指揮部的人之一。毛對項英的仇恨最終導致項英十年後的死亡。
項英向博古強烈建議不要帶毛走。李德寫道：項「明顯地提及毛澤東在一九三0年左右推行的迫害忠誠的共產黨人的恐怖政策。他警告說毛跟黨中央對著干的嚴重性不可小覷。毛一時的節制只是出於策略的考慮，一有機會他就會跳出來把紅軍和黨一把抓在手裡。」李德說，但博古不知為何特別樂觀，「他說他跟毛好好地談了一次，相信毛不會挑起爭奪領導權的危機。」
毛這時也確實開始好好表現。七月以前，在南線時，他不斷批評中央，叫那裡的部隊不要聽中央的，按他本人的指示辦。當一個幹部對毛說他被任命為土地部長時，毛說：「你不要當土地部長，你去當會昌縣蘇維埃政府主席。」
一到九月，毛的行為大變。愛跟他一道貶低中共其他領導的林彪來看他，跟林同行的聶榮臻注意到毛完全沒有「在暗中搞什麼宗派活動」，反而是小心「注意紀律」。
毛在鄂都時，中央正式通知他跟大軍走，他便派人接來了妻子賀子珍。孩子不允許帶，兩歲的兒子小毛就這樣留下了。毛再也沒有見到這個兒子。
小毛生於一九三二年九月，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孩子是女兒，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生在福建龍岩一幢漂亮的房子裡。毛看到女兒時開了個玩笑：「她倒會挑日子，找了一個好地方才出生呢！」一句話把子珍逗樂了。還沒滿月，子珍得跟毛離開龍岩，把女兒寄養在奶媽家。一走三年，再回來時，聽說孩子已經死了。子珍心裏始終半信半疑，共產黨掌權後一直尋找這個女兒，一九八四年去世前不久，才斷了這個念頭。
子珍的第三個孩子早產，生下來三天就死了。小毛是她的命根子，離別時子珍慟哭不已，把孩子托付給留下的妹妹賀怡和妹夫澤覃。
小毛最初住在奶媽家。國民黨軍隊佔領後，澤覃秘密把他轉移走了。澤覃還沒來得及告訴妻子就陣亡了。那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小毛從此下落不明。
共產黨勝利後，早已不是毛澤東夫人的賀子珍，一心要找到小毛。尋找小毛帶給她的是新的悲劇。賀怡覺得很對不起姊姊，孩子是托付給她的，她急切想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追尋的過程中，她出車禍死去。後來找到一個男孩，說是小毛。子珍的哥哥敘述這件事說：子珍「跑到南京去看是不是小毛。她主要看兩點，一是看這個孩子是否油耳朵，二是看他有沒有腋臭，她認為她生的孩子都遺傳了毛澤東的這兩個生理特點。她看過後，認為這就是她的小毛。」
當時別的女共產黨員也在找尋失散的子女，一位紅軍遺孀已認了這個孩子是她的兒子，中央作結論，把孩子判給了她。子珍的哥哥去見毛，把孩子的照片給毛看，希望毛出面說話。毛婉拒了，說「這事我不好管」，要他按中央說的辦。子珍沒有同意，繼續與孩子來往，後來還張羅他的婚禮。紅軍遺孀說子珍「搶她的小孩」。為小毛，子珍一生心裏都未能平復。*
* 這樣的悲劇並不罕見。當時共產黨人不僅要準備丟掉孩子，有時黨需要資金時還得賣孩子。子珍的朋友曾志一九三一年在廈門做地下工作時，廈門黨機關經費困難，就把她剛生的兒子賣了一百塊錢，錢花了才告訴她。半個多世紀後，在講這個故事時，傷痛顯然仍在她的心上：「當然心裡面很難受。送到那個人家裡去以前，我們兩個人(曾志和她的丈夫)把這個孩子抱到中山公園玩兒。那個孩子很好玩兒，四十多天，很能笑，我們給他取個名字叫「鐵牛」，是個男孩，很健壯，黑實黑實的，從來不隨便哭，拉屎拉尿也不愛拉在身上……後來就把他送主了。送去以後心裏很難受，但我還足克服了。可是我那個孩子送去二十六天就死了。我們那個時候的書記也不敢告訴我。其實我早就知道了，我沒說，他也沒吭聲、我晚上有時很難受，暗暗地流淚，也不好意思公開，有一次看到我好像是在流眼淚，他就想我可能知道了，他向我道歉。」
毛沒有跟孩子道別，也沒有顯露過悲傷。他有悲傷，是為他自己。當時鄂都的紅軍指揮官龔楚在回憶錄裡生動地記下了毛在鄂都的情景。九月上旬的一天，龔楚正在研究地圖--
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跑到大門前，毛澤東帶著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臉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
洗過臉，抽著菸，他接著說道：「我現在來鄂都督導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間住。」……
毛澤東握著我的手，誠懇微笑地說：「我們是井岡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因此，我在晚間有空的時候，便到他家中去。
龔楚又寫道：
從旁觀察，毛澤東居處，除了我常到外，沒有什麼人來往。中共的高級幹部更沒有一個人來過。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他的抑鬱和淒愴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九月間，我收到了十塊銀元的特別營養費，買了一隻大母雞，兩斤豬蹄，先派人送到毛澤東處，作為晚上消夜時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時才去，賀子珍將燉好的母雞和豬蹄端上，毛澤東很高興，他的酒量很好，我們痛快地吃了一頓後，便滔滔不絕地長談起來。
……當談到我過去被處分的事，他說當時並不讚同給予我以處分，但周恩來過於刻薄，才鬧成那件不愉快的事。
龔楚還說，毛對其他領導人也「表露著深深不滿」。酒後傷感，他喟然長嘆道：「「現在，可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說時竟淒然淚下。這時他有點輕微咳嗽，臉部更加瘦削而枯黃，伴著一盞熒熒的荳油燈，神情顯得非常頹翠。」
紅色政權的崩潰、跟兒子的生離死別，都不足以使毛落淚，只有失掉個人權力才有這樣的力量。
準備走了，橫禍飛來。當時正是發瘧疾的季節，鄂部蚊子成群，直直鑽進人的鼻孔裡。毛患瘧疾病危，發四十一度的高燒，說胡話。他急需復原，馬上康復，否則即使不死他也沒法隨軍離開。蘇區最好的醫生傅連暲馬不停蹄地從瑞金奔來，衣不解帶地照看毛，使毛迅速康復。傅救了毛的命--也救了毛的政治生命。
傅在以後幾十年中負責中共領導人的醫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時，七十二歲的傅被打斷肋骨打破了頭，他給毛寫信說：「你在鄢部病危時，我挽救了你生命……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毛是這樣在傅連暲信上批示的：「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但後來毛聽說傅曾對其他領導人談論過他的健康情況，這是毛的大忌，他也就任由博被投入監獄。入獄十五天，傅死在囚室的水泥地上。
一九三四年傅搶救毛時，紅軍正在蔣介石軍隊的緊逼下邊打邊退，撤離的準備工作也在極端保密狀態下進行。這是一場戰敗後的撤離，但也是戰略轉移，設法接近蘇聯控制的地區，接受武器和其他援助。這就是「打通蘇聯」。這一戰略已設想多年。早在一九二九年，蘇軍情報局的首腦伯金就對派駐中國的名牌間諜左爾格說，他的使命是想辦法把中國紅軍弄到蘇聯邊境去。
這個目標極端機密，至今也鮮有人知。七月，一支六千人的隊伍被派往相反的福建、浙江方向，作調開敵人的幌子，美其名曰「紅軍北上抗日先遺隊」。中共領導人後來不否認這個名稱只是為了宣傳，用李德的話說：「沒人夢想要去北上抗日。」這支隊伍裡有三百多擔子，挑著一百六十多萬份宣傳品，一路行蹤被中共自己大加張揚，引來追剿不斷。官兵們逐漸意識到他們是不自覺的送給敵人的誘餌，連指揮官也蒙在鼓裡，更想不通的是他們的使命毫無意義：這樣小規模的隊伍是不可能調開敵人的。幾個月他們就全軍覆沒。
出發前的另一項工作是全盤審查幹部，把「不可靠」的、動搖的統統處決。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周恩來，數千人在他手下命喪黃泉。死者中不少是國民黨俘虜，在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員。刑場設在封閉的山谷裡，行刑人用大刀把頭砍掉，然後一腳把屍體踢進事先挖好的大坑裡。有的讓將死者自己挖坑，然後活埋。
執行者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人員。他們中有的人自己也成了這個政權的犧牲品。軍委的警衛負責人楊世坤是其中之一。在離境前的紛亂中，他溜走了，跑到山裡藏起來。他有個女朋友是當地的農民，當局抓住她，問出了楊世坤的藏身之地。經過激烈交火，這個神槍手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蔣介石大軍的逼迫下，中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被趕出了它佔據的疆土。鄂都河上由一條條船架成浮橋，船上懸掛著馬燈，與兩岸燈籠火把互相輝映。河岸上擠著給紅軍送行的士兵家屬和組織起來的鄉民。重傷員交給了當地的老百姓。靠近城牆的一間街屋裡，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屏住呼吸，眼睛緊緊貼在門縫上，看外面的紅軍隊伍從鵝卵石鋪成的路上嘩嘩急步走向渡口。男孩的父親曾在這裡經營一爿小店，四年前在毛澤東打AB團的高潮中被砍了頭。像無數老百姓一樣，男孩盼望共產黨一去不歸。這種心情在六十年後我們見到他時，還看得出來。
十月十八日傍晚六點，病後的毛澤東，瘦削但不失風度，長長的頭髮向後梳齊，在警衛的簇擁下離開了鄂都指揮部，穿過宋代的城洞，跨上浮橋。從這個起點，萌生了二十世紀最著名的一個神話--「長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