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64已過去22年，它至今仍是中國政府的禁忌，而在海外的華人，到是看到很多關於六四的文章，中間包括很多前學生領袖等的回憶錄，這兒俺給大家講的是一個普通人，俺的室友小陳、一個因為機緣而參加過那次運動，並加入過守在天安門廣場路口的敢死隊隊員的故事。我們都知道，在那些路口正是死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國政府宣布的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地，那些人試圖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軍隊的前進，在那次事件之中，正是他們作出了最大的犧牲，他們都是些什麼人？我覺得我們應當記住他們。
我當時在中國西部某公司設計院工作，住的是公司的單身宿舍，跟我住一起的室友小陳，大學畢業剛兩年，也被分配到設計院工作。那年5月初，設計院派他和另一位工程師老李一起去北京出差。當時，報紙、電視上天天都在報導北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絕食的情況。小陳和老李到北京出差，主要工作是同某項目合作單位交流、瞭解雙方技術參數之內的事情。當他們有空時，因為住在招持所，離廣場也不遠，所以也經常去天安門廣場，當然，太裡面的學生絕食區是進不去的。而在外面，經常看到有學生模樣的人在脖上挂了個自製的捐款箱，邊講演，邊籌款，但演講時口才好的並不多，經常演講的學生說幾句就卡殼了，當到不知到該說什麼時，就高呼幾句"我們要反腐敗，反官倒"等口號。而北京市民也非常理解這種情況，並紛紛解饢相助。小陳那時的感覺是：似乎整個北京市的市民都被一種崇高的使命感所支配著。平時的一些陋習也沒有了，特別是在政府宣布軍管以後，人與人相互之間有衝突時都比較容易和解，生怕因為自己引發的衝突最後都推算到學生頭上，給政府以藉口軍管。
在宣布戒嚴後，準備入城的軍隊被約十萬自發的北京人擋在幾個入城的路口處，(以後的十多天雙方處於相持階段)，幾個路口處也有人將公交車橫在了路中央，希望用它來擋往軍隊，小陳也加入了這個隊伍，當然說他是跟去看熱鬧也對，有人意識到：用這個辦法來阻擋軍隊有效果，但問題是市民們不可能都24小時守在那兒，都需要回家吃飯，睡覺。於是有人就自發組織起來，為了使自已顯得酷一點，也更有力吸引年輕人參加整過夜晚的守夜活動，這個自發組織給自己取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敢死隊，其主要想法是：軍隊多半會在半夜行動，如果軍隊前進，敢死隊用人牆的辦法，以非暴力方式在路上擋往軍隊前進。當小陳知道後，也是因為刺激，覺得也應該盡一分力，同時也被一腔熱血所驅動，以後的每天晚上，也去木樨地的路口，簽上了自已的名字，加入敢死隊的第二隊。當時那個路口的敢死隊為兩隊，每隊約一百人，自願參加，去了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及單位等，以防真的死了找不主、搞不清死的是誰。有軍隊來時第一隊擋最前面，敢死隊第一隊的標記為：一根套在自已頭上的紅繩。第二隊的標記是一根紅繩套在左臂上。當然在有軍隊行動時還有人去廣場叫守在那兒的學生們增援。於是在那以後的幾天，小陳都在晚上9點過，趕去路口，簽上名字後和那兒的同伴一起，一直守到天明才回招待所睡覺。睡到下午，起來後才去合作單位去逛一逛。實際上合作單位也沒有多少人在工作，大多數都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去了。
再說同小陳一起去北京的老李，碰到這麼大的事也沒閑著，剛開始也是到處去看熱鬧，得知小陳晚上參加敢死隊守夜，也對小陳說：還是你們年輕人有熱情。可隨著局勢的發展，老李開始不安起來，老李是5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所以知道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而呆在北京，叫小陳不要再去路口守夜，他也不會聽，給小陳說軍隊有可能會開槍，他也不信。於是老李給設計院領導打了電話，說要回家，領導也是覺得在那時有本單位的人在北京也不放心，所以很快就同意讓他們回來。於是老李自己到北京西站買了兩張回成都的座票。北京到成都當時要走36個小時，平時出差，那是一定要買到臥輔才走，這時老李也顧不了那麼多了，有票就好，最重要的是趕快離開北京。老李回到招持所時，小陳還在睡覺，於是叫醒小陳，給他說：收拾東西今晚回家，小陳雖說有點不樂意，但也知道這是工作。於是他們兩人於6月1日登上了開往成都的火車。
小陳回到宿舍，給我們說起他在北京的這段經歷，大家都很羨慕，但當晚64事件發生後，誰也沒有再提小陳的事，小陳自己也又是遺憾又是慶幸：遺憾自己最終沒有守到那一刻。也慶幸自己逃過了那一劫。64之後，朋友們都把收聽美國之音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消息來源。其中一個寢舍的朋友還將收音機接上大喇叭，對著窗戶外，在上班時人最多時播放，結果公司領導趕快叫停。但那段時間，下班後回去，收聽美國之音是最重要的生活內容。
事過太久，自己也不是當事人，也只能想起這麼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