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
近期長江中下游發生五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乾旱，三峽工程所引發的諸多問題再度被關注和討論。德國之聲專訪了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他認為三峽工程是中國政府盡力摁住的火藥桶,但隨時可能爆發。
自今年三月份起，長江中下游發生嚴重乾旱，在衛星雲圖上，著名的鄱陽湖面積萎縮，幾近乾涸。有專家認為三峽工程為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由此引發公眾對三峽工程的大討論。三峽作為中國大型的標誌性工程，在移民、生態環境、地質災害等問題也逐年呈現。
2011年5月18日，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三峽後續工作規劃》和《長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此次會議被中國媒體公開報導，外界認為是中國官方首次正面承認三峽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如移民、生態環境、地質災害等。
就三峽工程從決策、是否為引發乾旱原因，到「利弊關係」及隱含其中不向公眾公示的嚴重問題等德國之聲專訪了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
記者：從技術層面來說，三峽工程是否實現了最初的功能？
王維洛：三峽工程，從工程上來講有四個目標：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這是最初進行工程可行性論證時和向全國人大報請項目時提出的，最終只實現了一個目標--發電，目前看來，也真是為發電而建的工程，他的防洪功能是很小的，並不像官方吹噓的那麼大；從航運來說，也阻礙了長江航運長遠的發展；南水北調這個目標，從目前來看，三峽對其沒有任何作用。
這次國務院會議很多人以為是中國政府承認了三峽的錯誤，其實他們還在那裡強調三峽工程的綜合效益，中國政府還是希望以所謂的好處掩蓋大家所能看到的弊病，比如他們強調的防洪，中國工程院副院長瀋國舫他最近也發表了講話，三峽工程的防洪能力已經從原來的防十年一遇到了現在的防百年一遇，這根本是錯誤的。
我在這裡可以引用他們水利專業祖師爺張光斗的一句話，這是張光斗在《三峽工程宜早日興建》中寫到的：荊江的防江能力是能防二十年一遇，加上葛洲壩的防洪能力的話，可以防四十年一遇的洪水。所以在三峽工程建設之前，加上葛洲壩的調蓄能力，已經能防四十年一遇的洪水，在1998年大洪水之後，在"三峽工程反對派"陸欽侃先生的反對和他的大聲疾呼下，朱鎔基接受了陸欽侃的建議，加高了長江荊江段的河堤兩米，在沒有三峽工程的情況下，荊江的河道就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所以說三峽提高了防洪能力是騙人的話，有意誇大三峽的防洪作用，而且從三峽工程建成到現在這麼多年，中國政府還是沒有公布三峽真正的防洪庫容。
記者：您怎樣評論中國政府一直在強調的三峽工程"利大於弊"的說法？
王維洛：三峽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方面，當時專家組的結論是弊大於利， 但是中國政府以程序上的錯誤否定了最初的這個結論；在總報告中把「利大於弊」寫入其中。現在國務院公布三峽工程的一些不利影響就證明當時審批時所說的「利大於弊」是錯誤的，當時還說不建方案與晚建方案相比，只是節省了110億元人民幣，可僅僅是從現在到2020所謂的三峽後續工程，其費用已經是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是原來的10倍以上，所以綜合以上可以看出，三峽工程是弊大於利，而且隨著三峽水庫運行時間的增長，弊病會越來越大。
記者：這次長江中下游大旱，您覺得三峽工程是不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
王維洛：我們必須把這個話題分開講，長江中下游大旱的時間從今年的三月份開始的，降水偏少是主因，三峽工程加劇了乾旱，而不是起到緩解旱情的作用，湖南、江西等省的水利專家也指出原來鄱陽湖、洞庭湖之間水量的互補關係，由於三峽工程，這種互補關係被破壞，目前正進入互相之間不協調的階段。自然界本身是有互補效果的，而三峽工程是破壞了這個效果。
中國的旱災還在於中國人對河流的開發程度過高，西方專家認為，一條河流開發程度不應該超過百分之十五，最好不要超過百分之五，這樣能夠保障河流自然的調節能力，但是中國河流的開發程度超過了這個極限，對自然調節是十分不利的。
另外中國官方媒體說三峽工程現在放水是為緩解旱情，其實他們並不是願意抗旱，而是為了要防後續將出現的洪水，按照三峽工程的運行計畫，到六月初必須把水位降到海拔145米，所以我們要提防旱情結束的時候下面接著可能要來的就是洪水。從這個意義上講所三峽是既不能抗旱又不能防洪的。
中國現在這麼大規模從長江取水是不行的，中國人對自然的索取太強了。三峽工程總的思路，錯就是在總體思維是個錯，在於把這個思維給廣泛傳播了，認為人能勝天，人調節水比老天調節得要好，這和古人的思想是兩樣的，比如都江堰是順勢調水，不是人為的建個大壩來控制，三峽工程上馬後，各地興起了建大壩的風潮，當到處都蓄水的時候都遇到像三峽這樣的問題時，下游缺水就不能想像了，現在要走的遠點，現在丹江口水位已經降到死水線下了，就是說，丹江口水庫是不能給湖北省抗旱提供任何水源。
記者：目前三峽工程引發的問題，除了大家知道比較多的生態環境、地質災害等，所引發的社會問題還有哪些？
王維洛：社會問題從兩個層面來分析，第一個就是三峽的移民，他們失去了土地房屋工作，我看過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對三峽移民總結的一個報告，在最後是這樣寫的，三峽移民目前處於「三無狀態」，無工作，無地種，無出路。
三峽後續工作規劃中要完成的三峽移民有三十萬，他們被定為生態移民，原來的三峽移民在政治上還有一點好處，移民的子女在高考時有加分，但是這三十萬不計入三峽移民，他們的子女不能享受這個政治好處，所以目前這三十萬也在抗議。
當年在論證報告中是說113萬移民，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是140萬，做規劃時一般百分之五是允許的誤差，百分之十是最大允許誤差，但百分之二十的誤差絕對是個錯誤，因為原來就有百分之二十的誤差，再加上這新的三十萬移民，誤差就更大了，所以中國政府絕對不接受這三十萬成為三峽移民。
三峽移民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是很嚴重的，他們目前靠社會低保來維持生活，每人每個月到政府領生活補貼，少的90元，多的一百多元，錢不夠怎麼辦，很多移民中的女性被迫從事性交易，有人稱三峽地區「繁榮娼盛」，他們是被生活所迫。
中國老百姓總是認為政府不能騙老百姓，把希望寄託政府上，當他們對政府失望時，要麼無能為力，要麼走上極端，使用暴力，在三峽地區刺殺移民幹部也不在少數。三峽的影響不僅僅是在一條河、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上，影響了整個中國的社會和幾代人。
記者：中國國務院出臺《三峽後續規劃》後，這裡面涵蓋的一些更大的危機在哪裡？
三峽工程的建設和毛澤東的一句詩詞有關「高峽出平湖」，三峽你到處看到的是175米的紅線，但是從2003年蓄水以來，三峽就從來不是一個平湖，是有水力坡度的，而且是隨著流量的變化而變化，在去年七月份的時候，最大水力坡度接近萬分之零點七，就是說是個斜湖，三峽工程如果發揮所謂的防洪效益的話，蓄水位到175米的話，重慶淹沒的情況就會很厲害。
這次三峽後續工作規劃中，也是把175米的移民線，提高到182米，但是中國官方不承認他們在規劃中的錯誤， 只是說出於地質的要求提高了七米，這樣就增加了三十萬新移民，遷移這三十萬移民還需要1700億人民幣。後續工程主要是安置新的移民，老百姓繼續為三峽工程帶來的不利影響買單，中國政府的決策者這次承認不利影響，為的是收錢有名。
特別要指出的是，三峽水庫的淹沒線隨著蓄水時間的增長，水力坡度會越來越高，只有慢慢回歸到建壩以前萬分之二的坡度，泥沙的淤積才會停止，才會進入到一個平衡狀態，簡單的說，三峽沒建壩之前，是平衡的，沒有泥沙淤積問題，現在三峽水庫形成了，就有泥沙淤積的問題，三峽水庫留有庫容的話，就必須回到沖淤平衡的狀態，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後面水位的抬高，這需要更高的投資，還會產生更多的移民，也蘊含更大的風險。我們的工程都從最理想的狀態去考慮,可是這次日本地震海嘯的教訓是,要考慮大型工程在不利的狀態下可能出現的風險。
記者：您剛才提到三峽工程當初的功能，其中一項是為南水北調作準備
丹江口是南水北調中線方案中線方案的水源，那麼今天三峽工程後發生的事情，將來還會重複發生，當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後，前期方案是調一百億立方米每年進入北京，中期是兩百億立方米，遠期的方案是四百億立方米，在湖北省在長江流域這麼乾旱的條件，是不是有水供給北京、天津及華北地區呢，當然是沒有的，中國無論是三峽工程還是南水北調工程，所有的出發點都是從工程的最理想的條件出發，從日本的海嘯地震所引發的核輻射告訴我們的經驗是，要從最不利的條件下考慮工程所能帶來的危害，如果都想最好的，可是老天並沒有把最好的給你，往往是綜合的災難同時產生，所以我們看長江中下游乾旱的時候，要想想我們中國還要建設另外的一個大的工程--南水北調，南水北調的不利影響將會比三峽更大。
記者：您剛才也提到老百姓會繼續為三峽工程買單，三峽工程也實現了發電，誰來享有收益？
王維洛：三峽工程並無什麼防洪、發電、航運等的綜合效益，真正實現的只有發電這一塊。目前每年發電的收入為二百多億 元。很多老百姓以為三峽是中國人民的，認為是揚國威的工程，其實三峽的水流發電是長江三峽水電股份公司的，是私有財產的，不是老百姓，收益是歸長江電力公司的。另外在中國只要有工程就有錢賺，水利工程利潤是鑽石級的，比修高速，造橋還要好，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工程的建設者不計入賠償範圍，而買單的是納稅人。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中，把好的已經給了私人，剩下的是三峽大壩在老百姓手裡，大壩要維修，隨著時間流逝維修費更高，大壩還需要老百姓來支付常年的維修費用。包括後續的移民也要老百姓來買單。
記者：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大的工程，黃河的三門峽和長江三峽，一個已經證明是錯誤的，一下正在被證明，從決策者到專家，誰來為這些背書，誰來承擔責任？
為三峽工程背書的、真正承擔責任的專家迄今為止一個也沒有，三峽工程中有三個人是至關重要的：錢正英、張光斗、潘家錚。在三峽工程上馬不久後，錢正英表示，儘管三峽工程已經上馬，但他們很擔憂三峽工程將來可能會出現問題，特別是移民、泥沙淤積、生態環境問題；張光斗在他99歲生日之時，也就是在今年的清華大學百年校慶上，在他的自傳中，將他自己參加黃河三門峽工程和組織三峽工程從他的簡歷中抹去；潘家錚在他的同學會上說，對於三峽工程在他臨死之前會給大家一個交待，好像有很多難言之隱。
一個多月前，在陸欽侃（著名的三峽工程反對者，水利專家，於2011年4月11日逝世）的追思會上，有一副對聯，對聯上寫著：鄧小平，李鵬，錢正英，張光斗敢做不敢當，雖然現在國務院承認了三峽不利的影響，但是從沒有說誰來為這個不利的影響承擔責任。
三峽工程在上馬時已經把責任從這些參與決策和設計者的身上卸掉了，在我的《三峽三十六計》中也寫到，最後一計就是「走為上策」，就是他們誰也不承擔責任，當時就已經設計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成立以來，中國只有兩項目工程是經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舉手錶決的，一是黃河三門峽工程，第二個是長江三峽工程，三門峽工程可以說是三峽工程的前車之鑒，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已經是被公認的了，但是誰對三門峽的失敗承擔責任？沒有人！就連毛澤東也沒有，毛澤東當時說了，三門峽大壩如果不成功就把他炸了，可誰也沒有去炸。鄧小平也不會承擔責任，鄧小平當時說的是造成低壩方案，也就是150米的方案，而不是現在三峽的175米方案，這也是當時這些領導人設計好的，讓全國人大代表投票表決，最後所謂的決策者是全國人大，但是根據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們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是有豁免權的，他們不用承擔責任，哪怕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三門峽工程是立斬，而三峽工程就像「凌遲」。當年的黃萬里先生有一個觀點，說辛亥革命革命是從四川保路運動開始的，而三峽工程是中國政府花最大的錢盡力摁住的火藥桶，這個火藥桶很可能隨時都會爆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