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9日晚，郎朗在英國威爾士卡迪夫的音樂會上，遭遇華人觀眾郭俊「奉花點曲」，點安魂曲《風中的蠟燭》，「獻給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中的那些亡靈，以祭奠他們。」郎朗當即驚魂失色，招來保安帶走郭俊。郎朗為何如此？
一、郎朗是中共的音樂名片。
記得郎朗在白宮用《我的祖國》的音樂當了一回獵槍，將歐巴馬當豺狼後，在博客中炫耀其愛國時，遭遇網上一片批評之聲，驚愕之際辯稱：別人把音樂選擇泛政治化了。這次聞「六四亡靈」之語，立馬招保安趕人，政治警覺性很高。
音樂才子朗朗，雖然年輕，卻世故精明，知道如何討好胡錦濤，如何與海外反共人士保持距離。這就是他的政治立場，他知道為了自己的最大化利益站對隊。在卡迪夫聖大衛霍爾音樂會上，他知道如果應了郭俊的要求，為六四死難者奏樂，他就要得罪共產黨，那是他為了利益得罪不起的，全國青聯副主席首先當不成。
郎朗心知肚明，在比他父親管教還嚴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行為選擇都可以因為中共的需要被政治化。他知道，他所以被譽為「世界最年輕的鋼琴大師」、「金牌出演者」、「世界的郎朗，華人的驕傲」「一部鋼琴發電機」、「郎朗，中國的名片」等等，機遇都是中共給他的，他實際上就是中共的名片，是中共為了政治需要「印製」的音樂名片，代表「中共藝術成就」在世界展示。
二、郎朗以音樂揚名致富，不涉正義和浪漫。
在郎朗之前，世界鋼琴界有魯賓斯坦和霍洛維茲。魯賓斯坦，生長在和成才在波蘭，卻在西班牙成名，而後由南美各國、法國巴黎、澳洲、美國，1946年成為一個波蘭籍、猶太裔的美國公民，這是一個真正的世界鋼琴家，不是那一個城市、國家、政黨、民族的音樂名片。霍洛維茲出生和成才於沙皇俄國時代，大部分演奏時光在革命的俄國（蘇聯），完全憑藉音樂天才光彩奪目，其19世紀浪漫派的音樂才華衝破了蘇聯共產黨20世紀的政治囚籠，被世界認可和欣賞。
相比之下，郎朗遜色得無以復加：當胡錦濤「偷襲白宮」的「音樂獵槍」，讓陶冶人的情操的古典音樂成為通過商業演出的時髦致富的技藝。據百度百科記載：他的演奏會長期在世界各地的票房雄踞第一。為了富裕，他必須拒絕郭俊。同樣是世界鋼琴家，霍洛維茲和魯賓斯坦不屬於國家機器和革命亂黨，就天然地屬於人類的音樂。郎朗卻將音樂才華和奔放的性情獻給中國共產黨，履行他讀加入少先隊時，舉拳頭對血旗宣誓獻身的諾言，真「一諾千金」，由此才享有榮譽和財富。郎朗從小接受黨的唯物論、無神論教育，古典音樂在他那裡只是他的蛋白質生命在現代社會中獲取榮耀、打拼錢財、過好日子的手段，跟正義無關。
所以，郎朗很難理解郭俊的這段話語：「六四馬上就要到了，22年前的血還在流，那些年輕生命的靈魂還在那邊飄蕩，沒有閉上眼睛。」對於郎朗而言，「六四」是一個讓中共閃避的政治符號，他是黨的兒子，也得閃避。郭俊名不見經傳，想法卻非凡，他表示：如果郎朗彈奏了那首樂曲，他將會把白色的花瓣拋撒大地，讓亡靈安息，那將是一個輝煌的時刻。郎朗很現實，不想做民族英雄。
三、郭俊是個中國當代向中共出擊的劍客。
郭俊所做的事卻帶有古典的浪漫。他想通過讓郎朗為「六四亡靈」獻曲，「彈醒在場的中國人」，「讓世界主流媒體關注中國」，打破中共政府「在國際社會擲以重金，用經濟利益使國際社會對其惡劣的人權狀況保持沉默」的麻木不仁的局面。他說：「我不恐懼中共政權，……我要藉助媒體的力量，替中國人民發聲。」
郭俊的兒子出生後因為醫療事故造成了腦癱，找遍所有的相關部門都無人問津，致使家庭也破裂了。他來到英國才明白了中國人活在被洗腦的狀態中的真相。他說他母親「年輕的時候跳忠字舞，現在年老了又被中共組織起來跳‘和諧舞’，粉飾所謂的‘太平盛世’。」 他母親被中共洗腦操控一生，晚年卻靠他掙英鎊來奉養。他跟中國留英學生談林昭、張志新，沒人知道他們是誰，很可悲。郭俊認為中國人不能活在這種沒有歷史的糊塗日子裡。所以他才有「奉花點曲」之舉，他是要以悼念六四的安魂曲來彈醒這些在場看音樂會的中國留學生。
郭俊是個好炎黃子孫、好中華兒女。他通過看《九評共產黨》「明白了許多事情，一下都清醒了，猶如醍醐灌頂。」郭俊這一知真相、人清醒、明道理的思想覺醒歷程，是大多數從小到大被中共學校、書報、電影、電視洗腦的人必經的。郭俊有了這個覺醒過程，該盡的中國孝道依然在盡，卻從此不恐懼共產黨了，成了「民不畏死」中的敢對中共極權說不的劍客，在郎朗音樂會上揮正義之劍出擊。
結語：覺醒者無所畏懼，畏懼的是中共。
郭俊這一超越了「豬儒」（通常被誤解為犬儒）生存之道的做法，讓中共名片郎朗驚魂。郎朗只是個音樂名片，真正受驚嚇的是持名片展示形象的中共。「六四」和法輪功，誰在公開場合提，中共都害怕，一個也不放過，一步也不敢讓。表現出來的就是郎朗當即驚魂失色，招來保安帶走郭俊。郎朗是個華裔美國人，背後是美國，理應無懼中共。但操控他頭腦的是中共木馬，所以他驚慌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