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圖為《長征》的電影劇照。「長征」向來都是中共偉光正系列電影中的主要題材之一，這個實為中共的大逃亡，卻美其名為「長征」，實際上卻是死傷慘重，領導只會「坐轎子」，紅軍象群「叫花子」。
14「長征」之三：獨霸連接莫斯科之路
1935年41歲
當一九三五年六月兩支紅軍會師時，毛率領的中央紅軍處在悲慘的境地。剩下的這一萬來人身體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丟光了，步槍平均每支只有五顆子彈。曾是張國燾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對張說：中央紅軍「過去曾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頭。」
作為鮮明的對照，張國燾統率下的紅四方面軍在他們自己的「長征」初期只有兩萬人，現在增長到八萬多人。隊伍身強力壯、訓練有術，機關鎗、迫擊炮一應俱全，是支真正的勁旅。
以這樣的實力作後盾，李德寫道：張國燾「接待我們好似主人見客，舉止充滿自信，很清楚自己軍事上、行政上的優越……他的幹部控制了這個地區可憐的出產，幾萬大軍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約四十歲，個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擔心的時刻到了，得跟張國燾「排座次」了。張國燾無論從實力還是從資歷講都應該不掌黨權也掌軍權，但毛無意讓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張攤牌，似乎處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卻佔了上風，因為書記處的三個書記--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此時都站在他這一邊。
張聞天沒有毛就當不了第一把手，當初不讓紅軍進四川，他是點了頭的。周恩來一再出於怕毛而由毛擺佈。博古照理說是被毛逼下臺的，現在應該棄毛而跟張國燾聯手。但元氣大傷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紅軍時，沒有對毛進行抗爭，現在才出來說話，未免太不像領導人的樣子。總之，中央紅軍被拖垮，整個書記處都有責任。對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最有利的，還是繼續與毛站在一起。結果是張國燾在書記處裡處於一比四的劣勢。
為了推卸責任，毛等人眾口一詞地說中央紅軍是國民黨打垮的。但至今仍強大的紅四方面軍也備受國民黨打擊，而且在蔣介石削弱紅軍的方針下，比中央紅軍所受的打擊厲害得多。為了壓制紅四方面軍的「興師問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責紅四方面軍是「軍閥主義」、「政治落後」、「土匪作風」。
這些帽子激怒了紅四方面軍，兩軍開始互相爭吵。看著中央紅軍的狀況，紅四方面軍問：「這樣的中央和毛澤東還能領導我們嗎？」
中央紅軍的幹部、戰士也紛紛訴苦。幹部指責領導無能，「老是亂跑」，「不知道跑到哪裡去」，「應使全軍得到休息整理」。戰士抱怨「沿途拋棄傷病員，卻要抽調戰士來做轎夫，抬那些要人們和他們的妻子」。
中共領導「坐轎子」是「長征」中最激起憤怒的事。一位「長征」老戰士在六十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我們小聲悄悄說，不敢說出來。不過還是有少數人大聲說。」領導給他們「做工作」：「說中央首長很辛苦，雖然他們不走路，沒有背東西，他們的腦筋比我們苦。我們光走路，吃東西，不管事。」這樣的強詞奪理當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幹部休養連裡的受傷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幹，沒有一個人死，被人抬著走的中央領導沒有一個人死，哪怕受重傷的也沒有一個人死。相反，比他們年輕得多的擔架夫、護士，警衛員、在「長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紅軍如今到了幹部多，戰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過程中，毛只給了張國燾一個軍委副主席的象徵性職位。軍委那時形同虛設。張國燾不滿，他手下的人堅持要求讓張統率紅軍，毛避而不答。雙方相持不下，中央調不動紅四方面軍。九萬人的兩支大軍，擠在貧瘠的藏區高原一隅，開始斷糧。當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撐這麼多外來人口。紅軍自己說，他們是在「與民爭食」。田裡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來年無糧。毛把這掠奪當作笑話講，對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斯諾說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機會就鑽出樹林襲擊紅軍。後來中共出版的「長征」日記裡時有這樣的記載：「沿途死屍甚多，大部是掉隊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慮來考慮去給張國燾什麼職位。張聞天提出把他的黨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給張國燾。毛不同意。他寧願給張國燾軍權，然後用黨的名義來指揮張國燾。實力地位固然要緊，但在共產黨的世界裡，名正言順還是「黨指揮槍」。七月十八日，張國燾被任命為紅軍總政委，任命說他將「直接統率指揮」「一切軍隊」。
八月初，中共製定「夏洮戰役計畫」：全軍北上，先到甘肅的夏河、洮河一帶，然後向蘇聯的衛星地區新疆行進，按毛澤東的話說，「地理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造兵工廠。」就是在這個北上的戰役行動中，毛澤東搗了個鬼，把張國燾從這條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戰役計畫」，紅軍分為兩支，主力由張國燾和朱德率領出阿壩北上；另一支叫右路軍，由張國燾手下大將徐向前、陳昌浩統領，走東邊的路經班佑北上。毛自己選擇他和中央部隨右路軍走，中央紅軍主力林彪、彭德懷部也在右路軍裡，受徐、陳指揮。
張國燾和他那支部隊出發後九天，毛開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義發電報給張國燾，要張不攻阿壩了，改變路線，靠到右路軍這邊來，「即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毛就這樣一手更改了剛剛制定的「夏洮戰役計畫」，要張國燾跟他的幾萬大軍驟然改變行程。
張國燾八月十九日回電說他已經在阿壩附近，一兩天內即可攻下，那是條陽光大道，「有三四條平行路向阿壩北進，人糧甚多」，而班佑那條路是個未知數：「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給張國燾施加壓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決議說張國燾走得太靠西，本來那條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現在成了「機會主義之投降困難，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客觀上正適合敵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譴責，要叫張國燾改道，是因為他發現張國燾走的路線是一條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邊，跟蘇聯先取得聯繫。毛決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毛要張國燾跟在他後面走。
這時毛也瞭解到，他本人選擇的經班佑的路極其難走，將穿過一片險惡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個星期。草地是積滿水的低窪沼澤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會把人整個吸進去。這裡杏無人煙，吃住無著。氣候惡劣多變，一會兒是瘴氣滿目，一會兒是冰雹暴雨，而且樹木稀少，很難生堆像樣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間溫度也在攝氏零度以下。所有這些艱難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氣候，使過草地如穿地獄。張國燾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後面將會更慘，因為連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隊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隊燒完。
在把政治局譴責張國燾的決議發給張後，毛坐著擔架上了路，走前輕裝扔下一堆他最喜歡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軍後林彪的總結是：「途中無人煙，須過五次河，有三次無橋」，「三百餘人全無雨具，通身透濕」，「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擁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動的畫畫：「草地看上去是一張誘人的綠被，但下面是殺機四伏的黑色沼澤。誰要是失腳離開那狹窄的小徑而踏上綠地，薄薄的一層便在腳下斷裂，人被吸了下去……我們趕著當地的牛馬，他們能直覺地找到危險最小的途徑。地面上總是掛著灰色的霧，一天總有好幾次冷雨紛紛，晚上又變成濕漉漉的雪或凍雨。沒有屋子，沒有樹，眼睛望穿也望不見灌木叢。我們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著睡覺。薄薄的毛毯，寬沿的草帽，蠟紙傘，還有個別偷來的披風，這些就是我們唯一的防護。早上總有些醒不來的--寒冷和疲憊的犧牲品。這還是八月中呢！……赤痢、傷寒，又開始了它們的征服……」
李維漢回憶道：「過草地時，紅軍沒有東西吃，馬死了就剝掉皮吃。前面的部隊吃馬肉，後面的部隊啃骨頭。實在沒有東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帶。」「我看見一條毯子蓋著幾個戰士，怕他們掉隊，就趕快下馬，揭開毯子想喊他們起來一起走，仔細一看，四個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劉英說：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犧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來走，周圍不斷見到同伴的屍體。「長征」的一路上我沒有犯過病，但第六天，也開始瀉肚子了。那時也顧不得害羞，隨時蹲下來就拉，繫好褲帶又趕快趕部隊。一直拉了兩天，我咬著牙挺過來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個杳無人煙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莊，看見了群眾，看到了牛羊和炊煙，看到了田裡有大蘿蔔，真是高興極了。過草地犧牲最大。這七個晝夜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日子。到班佑，我覺得彷彿是從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間。
在只有一二十間屋子的小村落班佑過一夜，住進以犛牛屎為牆，以犛牛屎為屋頂的牛屎房，在犛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乾衣裳，是不可思議的豪華，只有倖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華。僅林彪的一軍團就有四百人死亡，佔全軍團人數百分之十五。
這就是毛澤東要張國燾的數萬大軍放棄平坦的大道，轉兵前來經歷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義，毛給張國燾打了一封封電報，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後發的電報裡，毛謊稱路不長，可供宿營的處所也多：「毛兒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個團掩護能行之傷病員及資材，從卓克基經毛兒蓋緩緩前進」。
毛要張國燾把傷病員、輜重都統統帶上！表面上他說這是使他們「免致拋棄」，實際上是讓張的隊伍加倍受苦。毛是以中央的名義下命令，張國燾只好服從，帶著數萬大軍開進草地。一兩天後，草地的滋味他就領教夠了。九月二日，部隊來到一條漲水的河前。他給毛髮電報說：「偵察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架橋材料困難，各部糧食只有四天……現在繼續偵察徒涉點，並設法架橋」。
第二天仍無法過河，他決定不再前進，電告毛：「(甲)上游偵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兩天，電臺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嚮導，結果痛苦如此，決於明晨分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乙)如此，已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張國燾打馬回程了。
在這樣的周折下，一個月過去了。寒冷的季節在高原來得格外早，張國燾做出了一個毛澤東想要他做的決定：停止北上等待來年春天。他電告毛：北進「時機已失」。他的部隊中三分之二的人患了腳病，行走困難，再行軍「減員將在半數以上」，而且「阿西以南彩病號盡需拋棄」。
張國燾推遲北上，毛搶先與莫斯科取得聯繫的意圖可以實現了。
但問題來了：張國燾要毛所在的右路軍也停止北進，南下跟他會合。張在九月八日命令右路軍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領所有部隊南下。徐、陳決定服從張國燾。毛當然不可能南下，但他擔心右路軍中的中央紅軍會被帶走，於是悄悄用一個謊言拉走了他們。在九月九日到十日的夜晚，他和張聞天對少數幾個人說張國燾命令右路軍負責人加害中央，因此他們必須連夜把部隊帶走。*劉英記得她是在半夜被叫醒的。「起來，起來！馬上出發！」大家問：「出什麼事啦？」「到哪兒去啊！」……[答)說：「不要出聲，不打火把，一個跟著一個，跟我走！」一口氣急行軍十來里路，過了一個山口，才停下來喘口氣。」同時，毛派他信得過
的葉劍英，帶走負責通訊聯繫的二局，把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偷了出來。
（*那天晚上，這個謊撒得很含混，而且是對少數幾個人說的。十八個月以後，毛才在較大範圍內宣布說張國燾叫他的人「解決」中央。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毛著手清洗張國燾的時候。在那之前，儘管也有中央決議譴責張國燾「分裂紅軍」，這個指控並不在其中。毛張之間無數的電報也沒提這件事。甚至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跟莫斯科恢復電台聯繫後給莫斯科的譴責張的電報也沒提這事。一九三八年四月，毛向莫斯科報告開除張國燾出黨，也沒提這件事。這一切都證明，張國燾沒有下令傷害毛。）
在帶領中央紅軍出走上，毛的關鍵同盟是彭德懷。不久前，彭才反對過毛的指揮：跟張國燾會師後，他也不是對拉攏他的張無動於衷。彭決定跟毛走，原因不僅是毛代表中央，還在於北上意味著打通蘇聯。彭很清楚，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九月十日清晨，徐、陳兩位指揮官早上起來，大吃一驚地發現毛等人不見了，中央紅軍不見了，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接著營地外圍的部隊報告，毛一行人在後面放了警戒哨，端著槍準備向任何追兵開火。部隊請示徐陳打不打？他們決定：紅軍不打紅軍。毛得以順利離去。
隊伍走了一陣子，看見紅四方面軍的宣傳隊在遠處山坡上招手喊話：「同志們！不要跟高鼻子走！趕快回頭呀！」高鼻子指李德，他也接到那個謊言，說張國燾下令「在必要時解決中央」。喊話使被偷偷帶走的官兵第一次聽說他們跟紅四方面軍分道揚鑣了，紅軍分裂了。惶恐不安的情緒籠罩著部隊。政治部立即派人到連隊督促士兵們快走，怕動搖的人往回跑。
這時毛手下的部隊不到八千。毛站在路邊，默默地看著他們走過，計算兵力，觀察情緒。他特意讓彭德懷站在身旁，以示對他的支持。大多數紅軍戰士，甚至高級軍官，都難得離毛這樣近。「長征」以來，這是毛第二次在部隊前露面，第一次是在遵義群眾大會上。
毛的下一步是讓蔣介石不給他找麻煩。為此他得設法通知蔣，現在往北去的只是一支被嚴重削弱的小部隊，內含中共中央。果不其然，出走後幾個小時，國民黨就知道了這些情況，知道有哪些部隊跟毛走，知道他們是如何的筋疲力盡。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蔣介石電告毛將通過的甘肅省的省主席：「據報，北竄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內，飢疲不堪」。
張國燾顯然認為這是毛有意透露給國民黨的，第二天他給毛等發電報說：「兄等走後，次晨胡[宗南]敵即知彭德懷部北竄，請注意反動[派]乘機告密，黨中央無論有何爭執，決不可將軍事行動泄之於敵。」
泄密使毛餘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順風。只在一個叫臘子口的山隘處有一場小小的遭遇戰。雖然參與的人只有十來個，後來被吹噓成「突破天險臘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記：「除了幾個放冷槍的以外，這一截沒有敵人。」中央軍像影子一樣跟著他們，在他們南邊平行，目的是不讓他們折回中國腹心地帶。
與紅四方面軍分裂的次日，在甘肅南部的俄界，毛宣布去陝北紅區。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陝北，莫斯科在「長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電告他們要大力發展這塊根據地。
甘南沿途是燦爛陽光下的金色谷穗，綠色草原上的柔順綿羊，農夫荷鋤徐行的田園風光。好客的當地人把紅軍迎進家裡。官兵們多少個月來第一次洗到熱水澡，刮了鬍子理了發，吃著由羊、雞、大蒜、花椒跟麵條烙餅組成的美味佳餚。
為了不把當地人變成敵人，毛澤東發布了嚴格的命令，要「嚴整紀律」、「違者嚴處」。當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紅軍禁止殺豬吃豬肉，回民中的有錢人也不能當土豪打。
友善的結果是紅軍大量逃亡。國民黨電報說岷縣一地就有一千多紅軍戰士自首。毛要政治保衛部門「注意收容落伍人員」。未來中共軍隊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回憶道：「在向陝北進軍途中，掉隊的人一路不斷。部隊政治保衛機關認為掉隊和情緒不振作有關係，懷疑掉隊的人會投敵叛變，於是，又採取殘酷的懲罰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隊行軍，生怕掉隊而遭到處理」。「處理」是處決的委婉說法。黃又寫道：一天行軍」走了很遠的路才停下來宿營。我雖然疲勞已極，但硬是咬緊牙關掙紮著往前走，直到夜裡十一點鐘趕到宿營地才安下心來。」
最後這一個月的旅途是最輕鬆的，但毛喪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隊、死於疾病與政保部門之手。到達陝北吳起鎮時，部隊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離開井岡山時數量相當。從外表看更淒慘。一位過來人說他們，在服裝上破爛得不成樣子。沒有鞋襪，很多人用氈子包在腳上，有人還穿草鞋。」吳起鎮已經是個很窮的地方了，但是當地人還都覺得中央紅軍「實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對毛更不利的是，張國燾在毛等出走以後，宣布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澤東踏上陝北紅區的土地時，他的心情遠遠不是失落沮喪。與張國燾相比，他與蘇聯的距離是「一步之遙」。莫斯科來人找中共非他莫屬。用他後來的話說，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日子」以勝利告終。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來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來了。他叫張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著羊皮襖化裝成貨郎，穿過戈壁灘跋涉而至，頭腦裡裝著跟莫斯科聯繫的通訊密碼，那是他經過反覆背誦而刻在腦子裡的。張浩還帶來一名蘇聯培訓的報務員。不久，跟莫斯科的無線電通訊重新建立起來，控制通訊的是毛。
張浩帶來斯大林的話，紅軍可以通過外蒙古「接近蘇聯」接受軍援。中共長期追求的戰略目標--「打通蘇聯」--可以開始行動。
毛的使者陳雲此時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產國際作了親毛的匯報。十一月，蘇聯出版了經過仔細審改的陳雲的報告，稱毛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政治領袖」。《真理報》發表文章，以天花亂墜的辭藻，把毛描繪成好似契訶夫(AntonChekhov)筆下的主人翁，病體歪歪但意志堅強地奮鬥。標題赫然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自中共成立以來，莫斯科首次正式認可毛為中共領袖。
「長征」結束當天，蔣介石約見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這是「長征」開始後蔣第一次見鮑大使。蔣提議跟蘇聯簽訂一個針對日本的秘密軍事同盟。日本這時對中國的侵略又升了級，在華北策動五省「自治獨立」。蘇聯人對蔣說，要訂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調整關係」。蔣介石的親密助手、「中統」創始人陳立夫隨即秘密跟鮑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談判與中共打交道的具體問題，用的詞是與中共「合作」。
談判中，陳立夫向蘇聯大使要求釋放蔣介石的兒子經國。陳立夫對我們說：「我給他講：我們兩國簽訂協議，弄得很好了，你為什麼要扣住我們領袖的兒子呢？為什麼不能放他回來呢？」陳立夫補充一句，說他這樣做「沒得到蔣公的同意」。看來作為蔣介石以「紅軍換兒子」的知情人，他知道這交易絕對不能說是蔣要辦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蔣經國不放。經國做人質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烏拉山的重機器廠中，愛情給這個二十五歲年輕人的黯淡生活帶來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國姑娘、技術員方良(FainaVakhreva)結了婚。十二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為了毛和中共，經國的人質生涯還得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