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律制度專家郭丹青(Donald C. Clarke)在《日報》的專訪中表示，中國的法制總體上雖有進步，但並非每個改善都是朝向限制政府權力方向邁進，所謂"中國特色"是無稽之談。
對於中國的法律制度最近30年的發展，郭丹青教授認為："訓練有素的法官和表達嚴謹的法律可以有助於更好地執政，一般對所有人都有利，也包括普通公民，所以可以肯定地說情況改善了。"
他也明確表示，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在朝向限制官員權力的法治方向發展。"如果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逮捕某人，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準繩比起20年前更有份量嗎? 我還看不出。這並不是說，中國的法制沒有絲毫新穎、重要、或者有價值之處，只是意味著我們不應將任何改善都視作朝向限制政府權力的一步。"
許多法學家認為中國的法制制度已經相當好，當然除了敏感的案子之外。針對這一看法郭丹青認為，"要是把'敏感'定義為'受制於政治影響'的話，那麼在中國法律中就沒有敏感和不敏感的差別。但是我們根據經驗知道，呼籲推翻共產黨肯定是敏感的，經濟和交通衝突不大敏感。然而，一樁普通的汽車交通事故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變得敏感，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有名的'我爸是李剛'案。
"之所以從交通事故案成了敏感案件，是因為此案激發了公眾對於蠻橫的官員及其子女的憤怒。政府很擔心，嚴格控制媒體報導。法官在判決此案時若是不受外來干涉，那才讓人非常奇怪呢。一旦某個有權勢的官員出於什麼原因對某個案子感興趣，總是有辦法對該案施加影響的。"
傳統和文化不過是藉口
對於中國強調中國法制建設的"中國特色"和符合中國傳統，郭丹青說："任何法制在中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外是中國特色的法制。一再這樣大聲宣稱，不過是想轉移人們對別的問題的注意而已。眾所周知，而且無可否認的是，目前中國法律制度的重要成分是受西方、主要是德國的啟示。以馬克思主義為宗旨的一黨制的全部思想也是來自西方的。也就是說，西方模式本身對於政府的任何人都不成問題。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國沒有任何東西是完全照抄西方模式的。"
他還強調："文化是變化的，中國文化也不是例外。我認為關於是否符合中國傳統的全部討論純粹是浪費時間，因為最終還是關係到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採取的立場似乎是，說什麼東西符合傳統，就意味著是好的。所起的效果有點奇怪，中國有許多傳統，政府顯然也不都贊成，比如婦女纏足、一夫多妻制、凌遲處死或者蓄奴制。當政府官員說起'中國特色'的法制時，我認為，他們言下之意只是自己想要的法制而已，中國傳統只是被用來對外辯解。"
談及被關押2個月的艾未未一案時，郭丹青認為，"在決定其命運時，法律規範不會起到重要作用的，艾未未太有名了，以至於只能政治解決，要是期待別的可就太過天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