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比較關心的重大案件有兩個：一個是艾未未失蹤的案件，另一個就是重慶李莊的案件。這兩個案件看上去沒什麼聯繫，其實有著很直接的內在聯繫。這種聯繫就是中共的政策向左轉，正在一步步地走回到文革時代的全面專政。全面專政的特點，就是取消法律的保障，用共產黨的意志代替法律。各級黨委的意志決定一切。用江青的大實話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用當今中共的標準說法，就是不要想拿法律作擋箭牌。
讓我們先看看艾未未的案件。中國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得非常清楚：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必須通知家屬，否則就是非法拘禁。或者用聯合國的通融的說法，叫做強迫失蹤。艾未未被失蹤了好兩個星期，不但中國國務院連續地發表了說法，連中共官方媒體都振振有詞地說三道四，那麼扣押他的專政機關就已經犯了非法拘禁罪。請大家注意：他們不是涉嫌，而是證據確鑿地犯了非法拘禁罪。
即使事後補辦手續，甚至倒填日期也沒用了。因為這項罪名只有兩個必備的條件：第一就是剝奪了人身自由，第二就是沒有通知家屬。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無論你是什麼機關，只要符合這兩條，就是非法拘禁。中國的外交部和官方媒體貌似是在陷害公安機關。他們公布了艾未未被扣押的消息，就等於是證明了中共公安機關的非法拘禁。
但是公安機關無所謂。他們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利用所謂的內部規定，把刑事訴訟法虛無化了。這個方法叫做監視居住。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監視居住是最輕一個等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這個措施就是在不剝奪活動自由的前提下，進行監視，因此不需要檢察院或者法院的批准。在中國，這項規定等於沒有。因為官方監視任何人的時候都不需要通知對方。
1994年，中共扣押了我，可是卻得不到檢察院的批准。於是，在上級機關的批准下，就使用了對監視居住的新的解釋。用他們的解釋就是：把你抓起來監視著，沒進監獄就算是居住。這就是監視居住。而且事後法院也不承認剝奪了人身自由。於是，這個司法慣例就把非法拘禁合法化了。
警察們抓人並不犯法，是中共在犯法，是專政機關在執法犯法。共產黨製造了執法犯法的法律。共產黨的花樣玩得，讓人聽起來像繞口令。現實可不像繞口令那麼好玩。監視居住發展到對付黨內的敵人，就叫做雙規。聽起來只是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交待問題，而省略了剝奪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的實際情況。這不就是對老百姓所施行的監視居住嗎？
重慶李莊的案件就更花哨了。李莊是個律師，抓住了共產黨違法亂紀製造冤案的把柄。於是，這就觸動了共產黨執法犯法的法律，被重慶的薄書記抓進了監獄。怎麼樣對付這幫妨礙中共執法犯法的律師呢？薄書記又創造了一個新的慣例，叫做自我認罪。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有口供而沒有證據，不能認定有罪。可是薄書記的權力比法律大。只要騙得李莊認罪，他當然就是有罪了。
眼看三年刑期即將到期，這個人出來以後不太好對付。怎麼辦？好辦。既然第一次可以栽贓，第二次為什麼不能？第一次還在試驗階段，不敢放肆，還需要來個法庭認罪作掩飾。第二次可能連這個都省了。說有罪，就有罪，沒有也有。這就徹底符合全面專政的需要了，也就徹底地得到了中央大員們排著隊的支持。
這簡直就是歷史的重演。文革之前毛澤東的全面專政，也是得到了中央大員們排著隊的支持。隨後專政就排著隊地降臨到了這些大員們自己的頭上。用一句西方諺語說，叫做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叫做自作孽，不可活。用不講理來對付別人的人，都不會想到自己面對不講理時該怎麼辦。
劉少奇覺得自己全面支持毛澤東，總該不會整到自己的頭上了吧。他沒想到他的存在就擋了別人的路，讓人看著不舒服。現在要退位的大員們，怎麼會知道自己的兒子會不會得罪將來的薄總理呢？只要創造了可以非法拘禁和違法判決的司法慣例，所有人頭上就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掌權者只要不高興了，或者高興了，你就會成為下一個劉少奇、彭德懷；你兒子就可能成為下一個艾未未、李莊。
即使是商鞅自己立的法律，他也沒有逃脫法律的制裁。支持唱紅打黑並不能成為免罪牌。既然參與了製造執法犯法的法律，你就把自己放在了可以被人家不講理對付的地位上。文革之前，人們就錯誤地以為不講理的法律只是用來對付小老百姓的。結果，首先就會用來對付政敵。劉少奇本人就被中共關入大獄，不明不白地死去。道理很簡單：官位永遠不夠用，財產永遠不嫌多。
漢朝的大功臣周勃，不想爭權，僅僅想當個退休的富家翁也不可得。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法律既然可以不講理，為什麼就必須對你講理呢？這麼簡單的道理，確實聽起來像是繞口令。老百姓都能聽明白，倒是利令智昏的聰明人永遠要犯重複的錯誤。這個世界上確實有一批自以為高素質的蠢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