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在中央外宣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再次直面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的問題表示，在許多國家通行的「官員財產公示」是一項有效的反腐敗制度，但是在中國「有兩方面的條件是欠缺的，一個是社會誠信體系，第二個是信息統計的體系」。這就是我國「積極穩步推進」這項陽光法案20年仍然步履維艱的原因。對此，有評論質疑說，什麼叫「體系」？玄而又玄，莫名高深。世界上那麼多的國家都具備了這樣的體系，我們為什麼就很難了呢？看來，答案只能是「國情不同」吧。
今天的中選網上作者雷崇功的文章說，談到統計體系，中國有龐大的統計機關，而有關部門居然「沒有辦法查詢和統計」，這種小兒科式的統計都做不出來，國家統計局乾脆撤消算了。其實「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統計這一項，要它，反而妨礙一黨專政。而另一個「體系」的建立倒是真的很難，社會風氣絕不是唱唱紅歌就能轉變的，移風易俗，也絕非一兩代人能夠完成的。爾虞我詐、弄虛作假、恃強凌弱、橫行霸道和欺上瞞下等社會風氣的形成，正是在總根子上，根子都腐朽了，要想煥發生機，又談何容易。執政黨什麼時候講過誠信? 社會風氣如此，應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不能正己焉能正人。
另一方面，中紀委還透露，2010年，全國共有1672902名領導幹部報告了個人有關事項，內容雖涉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情況等多項內容，但對官員財產狀況的全面瞭解卻依舊無法實現，甚至有流於形式而成為「工資單」式申報的可能。更不要說，即便是上述這些內容，也一直處於有關部門內部掌握的階段，並未實現向社會的公布。對此，文章感慨說，向中紀委報告與向民眾公示有什麼不同呢?可能是內外有別吧，中紀委可以大包小攬，民眾則有敵對情緒，會窮追猛打，不依不饒，造成群體性事件非同小可，誘發了輿情的火山更是滅頂之災。因此，內部監督可以，外部監督則萬萬不可。
綜上所述，《南方都市報》的社論文章點評說，另一種值得警惕的跡象是，官員財產公開的各地試點，呈現一種公開內容逐漸縮小、公開範圍慢慢收攏的情況，步子越邁越小，直到從「公開的試點」異化為「申報的試點」，將官員財產公開徹底私密化運作，公眾參與無法實現。官員財產沒有到達向社會公開的程度，公眾對官員財產的監督就只能依舊停留於紙面上，哪怕只是從保護官員的立意出發，也只有官員財產的徹底透明，才能實現對官員群體的去污名化。因為公開正是為了直面民眾的「不相信」，而且越是在瓶頸凸顯的時候，就越需要毫不迴避地知難而進。
與此同時，需要再次明晰的一對概念是，財產申報與財產公開的內涵存在極大差異，申報只是侷限於官員財產信息的內部掌握與上級知情，完全無法到達讓公眾知曉並監督的程度，而只有真正地向社會進行財產公開，才是此項制度設立的唯一目標訴求。財產申報與財產公開，起碼是處在官員財產接受公眾監督的不同階段，而申報絕不應當成為官員財產接受監督的流程終點。只有作為最終徹底公開的一個環節存在，財產申報才是可以被接受的。目前，官方在各種場合有意無意間，將申報與公開進行概念置換，善良的人們有必要對此保持清醒的頭腦。
雷崇功的文章最後強調說，看來，用不著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乾脆就理直氣壯地聲明：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那是西方的腐朽制度，所謂的 「五不搞」也應該加成「六不搞」，免得那些別有用心的刁民天天用這個來要挾與抹黑黨和政府。當然，叫黎民百姓耐心等待兩個「體系」的建立也行，但恐怕要等到共產黨萬歲萬歲萬萬歲以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