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黃亞生等人前幾年開拓了「中印比較」這一研究領域後，人們突然發現，兩國昔日都曾有文明古國的輝煌，如今卻同屬發展中國家，人口之多難分軒輊，目前又都被列為「金磚四國」成員。於是這一領域的研究曾大大地紅火了一陣，急急出爐的專著與文章不少。不過至今為止，在這一領域的深層掘進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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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來說，最不喜歡被拿來比較的是兩國的制度之「異」，即印度承襲了英式制度，中國則緊緊抱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偏巧實行了民主制的印度也是個腐敗高發的國家，於是中國最喜歡用來用來說事的就是印度的民主政治未能扼制腐敗，並就此斷言：中國的專制未必就輸於民主，所以中國有足夠理由保持現有政治制度。
這種結論其實很不嚴肅。因為：
第一，當今世界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無論從腐敗的性質還是範圍來看，都遠比中國輕微得多。即使是外鑠型民主國家，如東亞地區的新加坡，以及與中國同一文化血脈的臺灣，也比中國好得多。即使被視為腐敗典型的陳水扁，其腐敗數額能夠很輕易地被中國大陸一縣處級官員超越。因此，不考察印度腐敗文化的「路徑依賴」，只用印度的腐敗來論證民主制度的反腐功能不比專制強，除了自欺之外，欺人都未必有什麼效果。
第二，經濟上，中國由國家的代表現政權壟斷一切資源，所有領域都發生腐敗，即使是私營經濟部門，也因必須從政府部門手裡批租土地、獲得經營許可及稅收優惠等，必須向多如牛毛的政府部門（官員）行賄。印度在尼赫魯時期號稱「社會主義國家」，也實行計畫經濟，但從未消滅私營經濟。以土地制度為例，中國的土地制度在世上堪稱獨一無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政府掠奪農民耕地開闢了一條制度通道，導致1億 2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其間發生的腐敗案之多可用「貪官90%都與土地有關」這句紀檢官員的名言佐證。中國的教育、醫療部門與司法都成為腐敗重災區。從現有資料看，至少印度在教育醫療土地管理部門發生的腐敗案件遠不如中國多。中國人至少應該研究一下自家的腐敗災情為何遠比人家嚴重，才算對得起自己吧？
第三，新聞管制上，中國遠比印度嚴苛。以最近的網路反腐事件為例，印度人創立了反腐網站，至今在印度仍安然無恙地生存，而中國效法印度的10多家民間反腐網站卻紛紛被當局關停。這就需要思考一個問題：兩國的新聞體制的異同以及媒體在反腐敗上所起作用的比較分析。
與中國相比，印度的新聞媒體當然屬於自由媒體。《印度新聞概覽》一書指出：新聞界不由國家控制和審查，對新聞的控制權主要掌握在個人或組織手裡，印度中央政府或邦政府不出版任何屬於政府的日報，只有個別邦政府出版月報或週報。印度報紙雖時有對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如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失業等社會痼疾的批評，以及對官吏違法、失職的批評。為什麼印度擁有新聞自由，媒體卻未能很好地起到阻遏腐敗的作用，這一點應該研究。而不是簡單地做出「新聞自由既然不能阻止腐敗的出現，因此控制媒體也是必要的」。
曾任印度財政部長、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的賈斯旺星（Jaswant Singh）曾寫過一篇文章「印度的腐敗詛咒」，談到印度腐敗蔓延的幾個原因，一、牢牢控制著印度大部分政治的「王朝制」在腐敗滋生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二、印度處理人民投訴的機制已經變得異常呆滯，印度人民正拋棄標誌著印度早年奮鬥歷史的團結精神。三、印度已經忘記了如何容納異議，非主流觀點完全被忽視了。結果，政府將反對的聲音視為「幫倒忙」、是一種必須鎮壓的叛變行為，「政府對待反對派的意見採取了傲慢和拒絕的態度。反對派對政府的態度也是一樣的。雙方都認為，對反對態度表示尊重和容納被視認為是示弱」。他的結論是，印度現在恰好是「完全沒有代議制民主應有的精神」，「沒有全體公民的基本團結精神，代議制民主就無法正常運轉」，如果我們尊重這位印度內部人的觀察與經驗，就應該承認中國流行的所謂「印度的民主制是產生腐敗的溫床」這一說法非常荒謬，因為這位前印度高官所談的事實是：印度承受的不是民主化之苦，而是民主化嚴重不足之苦。
中國現在不拿自己與文化歷史地緣及社會發展水平完全不同的歐美相比，願意與同處亞洲的印度相比，算是將對自身實力的認知從雲端里拉回到地面上了。但印度與中國一樣，是本厚厚的大書，這種比較要花工夫。僅僅出於政治需要、想當然地按如下三段式得出推論：假設：民主制比專制優越之處在於能扼制腐敗；印度是民主制，但它也有嚴重的腐敗；結論：因此，民主制與專制相比，並無優越性。
——這種粗糙的比較，除了說明中國人是阿Q的子孫之外，什麼收穫也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