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巨匠傅雷夫婦的憤然辭世，乃是在1966年的一個孟秋之夜。
9月2日的夜晚或3日的凌晨，58歲的翻譯大師因不堪忍受紅衛兵的毆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藥，輾轉而亡。
兩小時後，他的夫人朱梅馥從一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上撕下兩條長結，打圈，繫在鐵窗橫框上，尾隨夫君而去。
1957年，傅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
但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傅卻再也無以倖免。
在一次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後，傅被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而沈重回家。
見到夫人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唸書，今天我就……」
1966年，當一場史無前例的恐怖主義浪潮席捲中國的時候，傅已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
他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彷彿靈魂已急不可待。
而現在，這隻昂首天外的天鵝終於等到了上路的機會。
經過從這年8月底開始的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變著花樣的辱罵、毆打，他覺得動身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大地上已失去了逗留的理由。他頭朝天堂、眼望故鄉，將一杯和有毒鴆的藥水仰脖吞下。他不再妥協。
過了一個多小時的時光，戶籍警察左安民聞訊趕來，發現書桌上有一個火漆封固的包裹，裡面是幾個裝著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全文如次：
人秀：
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偉大的領導人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
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場關係不便接受，則請向上級或法院請示後再行處理。
委託數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現款）。
二，武康大樓（淮海路底）606室瀋仲章托代修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請交還。
三，故老母余剩遺款，由人秀處理。
四，舊挂表（鋼）一隻，舊小女錶一隻，贈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六，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存單一紙六百元，請交還。
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傢俱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十，舊自用奧米茄自動男手錶一隻，又舊男手錶一隻，本擬給敏兒與×××，但恐妨礙他們的政治立場，故請人秀自由處理。
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
十二，樓上宋家借用之傢俱，由陳叔陶按單收回。
十三，自有傢俱，由你處理。圖書字畫聽侯公家決定。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這是人類歷史上只有為數不多的傑出心靈才能作出的超常反應。它清晰、周密，將智慧賦予人的堅忍和冷靜發揮到了令人難以企及的程度。
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在臨終前的最後幾天裡所受的種種橫暴：
為了搜尋反革命證據，戴紅箍的紅衛兵挖地三尺、煞費苦心，甚至把傅家花園裡的月季也連根撥掉；震耳欲聾的口號，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傅雷夫婦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
但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這個人有條不紊地書寫他的死亡文告，甚至連火葬費，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彷彿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醞釀成熟，現在所做的不過是照單謄錄。
現在讓我們費一點筆墨談一談朱梅馥，談一談這個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裡的漂亮女主人。
據與傅家有長期交往的朋友回憶，造化在這個女人身上顯示了一種極其奇特的矛盾統一。
受的是完全的西式教育，在音樂、書畫、英文小說的鑑賞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但這些現代的文化訓煉並沒有磨蝕掉這個女人天然的內在之美。
她的性格、氣質、應對事物的態度完全是東方古典社會賢妻良母的典型。
在給兒子傅聰的信裡，她這樣解釋自己：
「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瞭解他……（他）成年後，孤軍奮鬥，愛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舊傳統和殺人不見血的舊禮教，為人正直不苛，對事業忠心耿耿，我愛她，我原諒他。」
這種發自內心的真誠追隨，這種對真理、正義力量的由衷敬畏，恐怕是現在一些半生不熟的女權主義者，自以為是的「知識女性」，張牙舞爪的「女強人」們所無法理解的。
她把東方女性的溫存與高貴，堅定與自信，仁愛和犧牲發揮到了令上帝也為之落淚的程度。
到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夫婦在赴死前的最後幾小時裡商量過什麼，但驗屍報告告訴我們，傅比朱早死兩小時。
也就是說在這兩小時裡，一個女人要親眼目睹自己相守34年的愛人先是喝下了毒藥，繼而痛苦地痙攣、抽搐，最後輾轉死去。
這對她來說，實際上經歷了兩次死亡：
前一次是心死，後一次是身死；
前一次是精神亡命，後一次是靈魂投奔。
我曾無數次地看過傅雷遺書的影印件，但每次面對結尾的簽名時，我都要問自己：這「梅馥」二字究竟是傅雷的代筆，還是朱的親筆題寫？
如果是後者，那麼，我們可以想見一雙女人之手將自己的名字最後一次簽在丈夫的後面時那滴血的顫慄。
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朱在投繯自盡前，先將一塊棉胎鋪在地上，然後才將方凳放上去——她的目的是，不讓方凳踢倒時發出聲響，影響了別人的休息。
翻譯家傅雷已經漸漸淡出了當代人的視野，但他一生凡事一絲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筆墨。當年翻譯法國文學名著《高老頭》、《約翰·克利斯朵夫》時，精益求精，一譯再譯，幾易其稿，但一經定稿竟不許編者改動一字一句。傅雷還把這種嚴謹的為文之風用在教子上。他不僅把巴爾扎克的系列小說翻譯給中國讀者欣賞，還為世界人民獻上了一個音樂家———他的兒子傅聰。
傅雷的這一作風，在他辭別人世時表現得尤為突出。臨走前，他沒有忘記托自己的內弟朱人秀上繳當月55元的房租，沒有忘記給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塊女錶，一個舊掛鐘，一張600元的存單作為她過渡期的生活費。他說：「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最後剩下的53.3元又托付給朱人秀作為自己與夫人朱梅馥的火葬費。沒有一絲一毫的疏忽，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
1966年9月3日凌晨，中國傑出的翻譯家傅雷與夫人朱梅馥攜手同肩，雙雙自縊身亡。
9月2日夜，傅雷和夫人留下了一封最後的家書。這是寫給其內弟朱人秀的遺書。遺書讓人們看到，傅雷的「反黨罪證」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後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有宋美齡的照片，可這兩件東西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於傅家的。
他在遺書中發出了一個知識份子、一介書生痛切的自白：「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就這樣，「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傅雷夫婦辭別了動亂的人間。
傅雷與劉海粟夫婦在巴黎
1928年6月傅雷在法國西部波其安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7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1年）
傅雷夫婦（1934年春）
朱梅馥和兒子與傅聰、傅敏（1939年）
傅雷夫婦在江蘇路宅邸書房內（196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