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福建高考語文現代文閱讀題選的是林天宏的《朱啟鈐：「被抹掉的奠基人」》一文，當其得知此消息後，出於好奇，找來試卷自己做了一下，結果15分的題目只做對了一半。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用調侃的語氣說：「這些出高考試題的想得真多！」（6月12日《現代金報》）
林先生挺能的，還能做對一半，同是福建高考語文閱讀題（2009年），同樣15分的一篇閱讀文章《寂靜錢鐘書》的原作者周劼人只拿到了一分。另外，韓寒也遭遇過類似情形，並一針見血地評論說：「我真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語文喜歡把別人的文章一字一句加以拆解，並強行加上後人的看法，或者說是出題目的人的看法。」
形象大于思維，作者無法窮盡文章內涵，不同讀者因而能做出不同的詮釋，毫不奇怪，此所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漢姆雷特。但事情糟就糟在這裡，命題者不是尊重這一閱讀規律——允許不同讀者對作品進行多角度詮釋，而是要求所有考生選擇一個唯一的答案。而為了滿足這一答題要求，考生只能按照老師教給他們的應試技巧從原文中尋找答案，從而促使教師更加註重對學生進行技巧性指導，而忽視對學生進行創造性閱讀的指導。
筆者做高中語文教師那會兒，對此感受尤深。沒辦法，高考是指揮棒，既然它要採用標準化考試模式，教師就不能不按照這一模式訓練學生。我清楚的記得，為了提高高考成績，當年我是怎樣蒐集指導方法和答題秘訣，將每一種題型的解題套路一五一十地教給學生，全然不顧這樣做是在扼殺學生的創造力和個性。我自認我不是個好的語文老師，但是個稱職的教師匠。當今語文界多的就是這樣的教師匠：語文教師自己可以不讀書，事實上，很多教師離開教參就讀不懂課文，但不妨礙他們照樣成為優秀的教師匠。
假如只做到這步，我還能說無愧於自己的良心，問題是，更多教師如我一樣洞察到了一點，即命題者從來不會把考查考生的語文知識和能力當做高考的唯一目標，而是秉承文以載道的傳統，還要對學生進行思想認識、人生觀、世界觀的考查，因此所選的範文包括作文題甚至選擇題，都要突出政治挂帥，講究主流價值觀的引領，藉此達到教育感化考生的目的。——這是高考指揮棒的又一功能。
高明的老師往往能認識到這點，所以常會這樣點化學生：高考語文試題尤其是閱讀材料大多會選擇符合官方意志的政治性強的文章，因此在答題時也要盡量把文章的主題思想往「高處」「光明處」挂靠，以符合官方設定的價值標準。說好聽點，這叫應試法寶，說難聽點，這叫「政治投機」。很多老師平時就是按照這種「主題先行」的模式在指導學生。如此必然導致下列結果：原文的主旨不是被閹割、遮蔽，就是被拔高和強加。這才有了原文作者不懂自己作品意思的怪象：因為命題者已經在作品本身附加了一些意義或者肢解了一些含義。
你說，這樣的語文教學哪有不誤盡天下蒼生的理呢？用機械、死板的解題模式去限制、扼殺學生的創造性閱讀能力，更用高度敏感的政治嗅覺、自作聰明地對學生進行意識形態教育，指導學生去迎合官方意志和當前輿論導向做宏大敘事和宏大詮釋，這又如何能培養出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意志和批判精神的現代公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