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擔保業危機重重。6月，廈門融典融資擔保有限公司37億元壞賬爆發，與擔保有關的長長的金融食物鏈條陷入恐慌與崩潰的邊緣。目前，有多家擔保公司相繼曝光高利貸問題，有銀行副行長牽扯其中。
這只是目前中國金融生態鏈條的縮影，不管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高利貸如火如荼。高利貸的本質是資金市場化的過程，即加上資金風險高額溢價，由民間市場分配資金。
由於最活躍的金融走出銀行，因此，目前評價貸款利率的高低已經無關緊要，貸款規模意義也不大。執著於數據，我們會為銀行的自律與銀監會的監管叫好。今年二季度累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1.93萬億元，該比重為過去5年二季度新增貸款的平均水平，上半年新增貸款4.17萬億元，佔計畫比重的50%左右，基本符合監管層調控要求。銀行業利潤上升、定價權增加、不良貸款率下降。
事實並非如此美妙。在嚴厲的監管下，最活躍的金融已經離開了金融監管的視線，或者監管者對體制外金融視而不見。金融脫媒現象愈演愈烈，根據瑞銀統計，2011年上半年，商業銀行發行理財產品10250款，同比增長103%，佔2010年全年發行數量的87%，而募集規模也超過了去年全年。潛伏於海底的民間金融規模可能比社會融資總額更高。銀監會著眼於銀行，對銀信合作十分重視，對影子銀行如臨大敵，卻對民間金融視而不見。這顯然不是客觀、求真的態度。不承認不等於不存在，不監管不等於無風險。
從廈門融典融資擔保公司的情況看，該公司以高出銀行同期存款利率數倍的回報率吸引民間資金，而後以高息對外放貸，賺取息差。垂涎於高額息差，銀行業內部人士、公務員等紛紛成為資金掮客，這從吳英案所捲入的相關人士的身份可以一窺究竟。
放棄對民間金融的監管，使得民間金融在無序的狀態中前行。以擔保公司為例，擔保公司是解決中國民間金融無抵押品、無信用貸款的重要中介。擔保公司發展步伐極快，據銀監會數據顯示，去年銀擔合作為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性擔保貸款餘額6894億元，較上年增長69.9%。其中，為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性擔保貸款餘額佔融資性擔保貸款總額的77.2%；為14.2萬戶中小企業提供了融資性擔保，戶數較上年增長58.3%。如此重要的金融中介機構，在監管方面卻出現大問題。各地融資擔保公司或者由金融辦、或者由經發局、或者由中小企業局、甚至由財政部門監管，多頭管理的結果就等於沒有管理，擔保機構因此雜草叢生。
安邦諮詢認為，擔保公司盈利模式迫使他們走向高利貸之路，其主要收入來源——融資擔保費費率目前折合年率一般在2.2%左右，扣除成本和代償風險幾無盈利，而監管部門對擔保放大倍數卻約束太死。雖然去年初銀監會等七部委聯合下發 《融資性擔保公司暫行管理辦法》，規定融資性擔保的最高放大倍數是10倍，但實際操作中，一般只能放大3~5倍，銀監會統計的2010年倍數僅僅只有2.1倍。而一般放大到3倍融資擔保業務可以保本，放大到5倍才可以盈利。由此可見，合規經營下的擔保公司只能勉強保本。於是，在利潤誘惑面前，有些擔保公司開始疏遠擔保業務，而熱衷於高風險投資、高息借貸甚至非法集資。
民間金融在中國的市場化過程中起到了扛鼎作用，在溫州、鄂爾多斯，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民間金融的支持。但民間金融卻從未能正名，一代代的「金融投機倒把分子」倒下，使民間金融長期處於「小姑娘」主導的水平，中國的民營企業因此無法得到正規的、大規模的金融支持，民間金融長期游離於灰色地帶，中國的民營企業很難成為國際一流的、健康的企業。
廈門擔保案可能會讓某些人得出錯誤的結論，比如正是由於放任民間金融才導致金融風險上升，正是由於銀監會監管不力才導致高利貸盛行。這些看法顯然背離了最基本的市場理論，內行人管內行人，銀監會的監管可謂百發百中，三個辦法一個指引，有銀行業的朋友形象地告訴我，就是買醬油的一塊錢絕不能用來買醋。嚴厲的監管無法堵截市場的風險，民間金融與高利貸的氾濫說明瞭一切。
承認民間金融，監管民間金融，制定民間金融規則，才能讓中國的市場經濟迎來大發展階段。否則，溫州、樂清、東莞等地的工商業，民族工業之花將凋零。
